听到这里，我已然顾不上看游艇两岸的嘉陵江风景，中枢神经已经完全被这位游艇上的老安全员所占有，急切地想知道此事的结局。他说，一开始我那位同乡，磨破嘴皮子也没有任何进展，因为胡风是个个性倔强的人，他只能眼看胡风饿得说话没了力气，每天耷拉着脑袋沉默无语，并依然拒食那位四川文化人为他打来的饭菜。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后来的转机发生在他与胡风一次闲聊之中，他以四川人说当地文化为由头，说到大墙外土坡上的老式阁楼是司马相如的出生故居，阁楼外那个平台，是司马相如弹琴的琴台之后，胡风低垂的头突然抬了起来，继而便天天坐看那座阁楼，从食堂打回馍馍后，他不在囚房里吃，而是坐在阁楼对面的台阶上，边吃边看司马相如故居的琴台。那位四川籍的说客，便陪同胡风坐在一起吃，却摸不清胡风开始进食的缘故。直到有一天，胡风吃过饭后，用筷子头在地上写了几行诗文，我才算找到他开始进食的缘故。那几句灵魂自白，是这么写的：
文君相如抚琴笑
胡风梅志苦歌行
我若去了阎王殿
梅志何以度余生
诗文下边，胡风还用筷子在地上勾出一个大大的“？”。此情此景，那位同乡犯人告诉了我，我又将其转告给劳改队长，胡风不再绝食的成因，就渐渐清晰起来：原来胡风是从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抚琴之爱，想到了他的妻子梅志；他如果因绝食死了，留下梅志该如何生存下去？记得，当时办公室里的劳改干部，破解了这个谜团之后，彼此笑成了一团。笑从何来？想不到劳改干部磨破嘴皮子的相劝，竟然顶不上那个已经死了千年的司马相如留下的琴台。天地之大，真是无奇不有——文坛硬汉胡风，竟然被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魂撬开了绝食的嘴，真是应了“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民谚。
最后那位游艇上的安全员，对我坦诚地表露了他的心声。他说他所以将此事告诉我，是因为蓬安文联的曹雷告诉他，这次来游嘉陵江的文人中唯有我也是个进过“大墙”的人，便愿意将此事对我倾吐出来。讲到这儿，“司马相如”号游艇，已驶入美丽月亮岛水域。此时此刻，我当真想从座位上站起，向他鞠上一躬，以示对他仁爱之心的谢意，并想再多听听胡风停止绝食之后的情况；但游艇将要通过的景点叫“百牛过江”——即百头水牛将从江岸下水，游渡到绿茵如织的月亮岛上去吃水草，这位老安全员怕游艇与渡江的牛群发生碰撞和其他不测，便与我挥手告别，匆匆奔向了船头。
面对滔滔江水，我陷入了沉思：经过审慎的思考，我相信这位安全员讲述的这段历史逸事，是符合胡风生命印记的。记得，我曾读过胡风之女小风写过的一本书《我的父亲胡风》，书中记载了胡风当年在狱中写给妻子梅志的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几句：
在受难者中间
我们正在滴血
滴在荆棘上
滴在沙尘里
当我的血快要滴干了
我吸进你的体温
我吸进了你的呼吸
我又长出了赶路的勇气
这不正是胡风用筷子在诗后画出一个大大“？”的自答嘛！他受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爱情的感召，从而想起了梅志，便有了生存下去之决心。因而我似乎为安全员那番陈述找到依据。当我还沉醉在胡风的生生死死之间不能自拔的时候，游艇上传来厦门来的女诗人舒婷对我的一声呼喊：
“从老，快到船头来看呀，百头水牛正在争抢着渡江呢——”
我从艇尾走到艇首，让我目瞪口呆的是，在翻滚的江水中，一群水牛正在露着尖尖的牛角，争先恐后地向江心月亮岛游去。从旅游的视角去解读，这真是难得一见的野景，因而友人们纷纷拿出相机拍照；但我面对眼前难得一见的野景，全然是另一种思绪：我把那游在水中的勇敢的头牛视作胡风……
“面对百牛渡江的奇观，你怎么一脸呆气？”舒婷凭着诗人的敏感，向我提出了质询。我本想“竹筒倒豆子”把我此时的思绪一股脑倾倒给她，但这个话题不仅漫长，而且会破坏她游江的快乐情绪，因而掩饰起悲思的心绪，向她微微一笑说：“我在想我自己，很像游在最后的那头笨牛，因而心情郁郁寡欢——”
其实，我是遮掩自己心绪，才说出这句自我画像的话语的。想不到我这句话逗得她开怀大笑起来。真要感谢她笑声的启迪，不然我会沉溺于历史旋涡中而不能自拔的。因而当游艇靠岸于绿色的月亮岛后，一时之间被江水中绿茵如画的月亮岛所吸引。但是当我的目光穿过绿茵，看见江边停靠的游艇并看到艇上“司马相如”几个大字之后，心绪又回归到胡风的历史风尘中来。我想：司马相如在天上如果有知，会为他故里留下的琴台而感叹的——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昔日抚琴吟唱的琴台，千年之后居然能起到抚平胡风内心伤痛之功，把一个在人鬼交界处苦苦徘徊的人，推回到人的方阵里来，这简直是古今文化联姻的一曲“天方夜谭”。
胡风何许人也？1929年留学日本不久，就因缔结反日的文化团体而被驱逐出日本。1934年他和梅志成婚，而后与左翼文化人一起，创办《七月》诗丛，因而结识了鲁迅，并得到鲁迅的赏识。想不到他却一进牢笼二十多年，直到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到平反，与梅志共度祥和的晚年，直到1985年因病去世。笔者要说的是，如果没有狱墙边上那座司马相如故里的琴台，怕是连梅志都难以熬到生命的日出。
联想起这些，我在月亮岛上情不自禁地又在牛群中，寻觅那只过江的头牛的影子。但牛们都在低头吃草，再难见到那只勇猛头牛的身影了。就在这时文友们向我招手喊话了：“快快过来，咱们要在月亮岛上留张合影——”几年之后，我在相册中翻看到了那张月亮岛的照片时，先联想起“司马相如”号游艇，继而便联想起在嘉陵江水中之渡江牛群，最后眼前浮现出监狱旁边司马相如宅院那座古旧琴台——于是胡风这段鲜为人知的生生死死的历史佳话，便如决堤之水流入我的心扉。于是有了这篇《在水之边》，给关注文史的读者一读。
2013年年底于书斋
[五五情怀——为《收获》创刊五十五周年而写]
《收获》创刊五十五年了，冰心老人在世时，赞美《收获》是她“心中的红玫瑰”。在我的认知里，《收获》不仅是中国文苑百花丛中色彩绚丽的奇葩，在弘扬文学忠实生活真实、展示人间万象以及对人性善恶的揭示上，也可谓是文学期刊群峰中的珠穆朗玛。
如果不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我想早就有缘与其相会了。但命运让我在其创刊的当年，走上漫漫风雪之路——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后又折进密布岗楼和电网的大墙之内，成为一名文化之囚，因而无缘接触当时的《收获》，没有对其评说之论据。有幸的是，在“文革”暗夜即将结束，历史新时期到来——中国的命运在前进或后退的博弈之际，我与《收获》开始结缘。当时山西的作家马烽、胡正等几位富有人文良知的作家，得知我浪迹山西后，把我从大墙里“打捞”出来，使我成了栖身于临汾文联的文化人；更为幸运的是，就在我非人非鬼的时刻（当时为右派改正的文件还没有下达），我以史为魂，挥笔写出一篇描写“文革”浩劫年代监狱生活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并将其斗胆地寄往了上海的《收获》。
当时的我，何以将小说投给《收获》，而不邮寄给别的文学期刊？似乎因为耳闻巴老将主持复刊的《收获》主编工作，而我从青少年时代就熟读了巴老的《家》《春》《秋》等作品，在我潜在的感悟中，巴老在文坛中不是作家中追风之柳絮，而是一棵有文胆良知的梧桐——即使如此，我对小说也没有抱问世的希望，因为中国还没有一部描写“文革”年代监狱生活的小说，更何况小说演绎的是革命人血色的悲情故事。可以说当时将文稿寄往《收获》，一则出于对巴老的内心崇敬，另则是我的个性使然——因为文稿寄出之前，临汾文联看过此文稿的友人就曾关爱地提示过我：“血色监狱故事太扎眼了，劝你不要寄给文学杂志为好，以免招来是非。”我虽然十分理解友人的好心，但性格还是决定我走进邮局，将其寄往上海的《收获》。
说心里话，当时我并没有奢望小说能够发表。可是让我想象不到的是，我于1978年底回京探亲时，我母亲交给我一封《收获》的来信，告诉我小说将于1979年第二期发表。我无法详述当时内心的激动，而是让我儿子从众买来一瓶“二锅头”，以难得一醉的无声覆盖内心翻江倒海的思绪——因为这篇描写严酷监狱生活的小说，是我文学生命复苏的首篇，而首篇就问世于《收获》，是我与《收获》迟到的文学之缘。事后得知，敢于拍板将其发表问世的就是巴金老人。
记得，当时此作曾给《收获》带来不少麻烦：北京有人质问此作是苏修“解冻文学”的中国版；有人给《文艺报》写信，说此作恶攻了“文化大革命”——特别有意思的是，因小说中监狱政委的名字叫章龙喜，与曾监管过我的一个劳改矿山狱政科长名字谐音，此人便到山西劳改局去状告这篇小说，称其恶攻了“无产阶级专政”，还把已经得到平反并返回北京文坛的我称为“从犯”（来自公安部的文字材料实录。此人为公安系统的文代会代表，在会议期间不仅让我看了上诉我的文字材料，还曾带着我和几位受过牢狱之灾的作家，参观了秦城监狱）。可想而知《收获》的编辑人员和主持刊物的巴老，为此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反思中国历史和具有人文良知的国人越来越多，因而《文艺报》拿出两期的篇幅专门研讨此作时，赞美之声渐渐压过讨伐之声，后来在《文艺报》举行小说评奖时，《大墙下的红玉兰》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此小说引起的风波才算告一段落。
记得，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的作代会上，我曾到巴老下榻的新侨饭店，去看望巴金老人，以表达内心深处的谢意。巴老话虽不多，但是有几句话让我铭记至今。老人说：“你要珍惜你的苦难生活，因为这不是中国文人都了解的独特生活领地。你不是挖过煤吗，就像你开矿时那样，深挖你独特的生活矿藏。”因为当天来探望巴老的人很多，我向老人表达了真挚谢意，并承诺记住了老人叮嘱之后，便与在巴老房间内相遇的《文艺报》的吴泰昌，一块离开了巴老的住房。在路上我有感而发地对泰昌说出我的内心感悟：“巴老的话，是文学箴言。与胡耀邦同志给我的信中写的‘没有百丈冰，哪有花枝俏’异曲同工。”泰昌对我言道：“巴老就是讲真话的人，要是换上一位文场官员，一定会让你开拓新生活新世界。对吧？”泰昌说完这句话，我俩都不禁开怀地大笑起来。
这是《大墙下的红玉兰》与《收获》之间，留下的令人心灵震撼的第一件文坛逸事。之二，笔者所叙说下列文学往事，比《大墙下的红玉兰》更具有文坛万象中的黑白景观：1981年，我抒写苦难生活人性曲线的悲情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被北京一家期刊拿走。编辑读后虽然感动得给我打来电话连声喝彩，但是到了该刊的主编手里，却遭到了全面封杀。据事后这位编辑著文回忆，该刊主编是从题材到故事全然否定，让编辑转告我一句刺痛我心脉的话：“今后不要在粪土中寻找黄金了。”此话如何解读？即不要再从社会的最底层（指监狱劳改队）寻觅题材——此文学哲理正好与巴老对我的叮咛南辕北辙。不是吗？试想，一个历经二十年驿路风尘的我，如果不写我感受最深的生活，而舍本逐末，简直是背离文学的ABC；以此论据去扫描一下世界文学，法国何以会出现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俄罗斯又怎么会出现索尔仁尼琴写囚徒世界的生活长卷《古拉格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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