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失聪的话，此作在1982年《收获》第一期发表了出来。到了当年年底，进行全国第二届中篇小说评奖时，一度成为死胎的《远去的白帆》，以接近全额的选票获得了该届优秀中篇小说文学奖。这是我与《收获》的又一次文学链接。人是有情物——因而我无法忘却在历史新时期之初，巴老和《收获》对我文学生命的厚爱。
1983年，巴老因腿骨折住院了。我给小林打电话祝福巴老早日康复的同时，询及小林能否让我儿子从众去上海为巴老做一尊雕像，以留作纪念。儿子当时刚刚毕业于中央美院雕塑系，有些作品已在美术期刊上发表。巴老出于关爱后来人之情怀，愿意见见我的儿子，因而从众有缘去上海为老人完成头像的雕塑。据儿子归京后对我讲，在华东医院他与半坐半卧于病榻上的巴老，相处了两三天的宝贵时光；头部雕像不仅完成得十分顺利，而且深受巴老的教益，其中深深触动他的是巴老的平易近人——一个在国际国内享有盛名的大文豪，生活竟然那么低调，在伤痛折磨中精神那么洒脱，这些看似平凡但内含人生深刻哲理的行径，给了他做人很大的启迪。
儿子离别上海前，巴老特意把他刚刚出版的一至四卷《随想录》题赠给了从众——老人叮咛他，其中第三卷是赠送给我的——那就是我一直置于案头并熟读过了的《真话集》。其用意我自然明白：让我在作品和人文行为中，都要以真为镜。从众留在上海的巴老头像，后来被上海雕塑同行翻制成了铜雕——即后来陈列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内巴老的黑色的铜雕。我家里也有一尊大理石的巴老头像雕塑，那是从众用几个月的时间，从寻找大理石料到打磨石料，精雕细刻完成的。
我把巴老的石雕头像和老人的《真话集》，一起摆在我的书斋里。真是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在《真话集》的后记中，我听到了老人晚年的心语，他引用了人人皆知但未必人人都能理解的安徒生《皇帝的新装》中的故事，来彰显文学求真的诉求：“在群臣皆说‘皇帝新衣真好看’的时候，只有一个小孩子，高声喊出真理：‘他什么衣服也没穿！’”这是巴老晚年借安徒生的那则童话，留给人世的一则醒世箴言。之后，我又从其《随想录》中读到令人振聋发聩的声音……这些文字可谓字字沉甸如金，这是只有对我们民族爱到心痛地步的人，才能孕生出的文胆。读到这些文字，我全然明白了在那“黎明前五更寒天”之际，巴老何以敢于拍板让《大墙下的红玉兰》和《远去的白帆》在《收获》上问世——我从巴老的心灵自白中，看到了《收获》在为文学表现历史真实而鸣锣开道，这在当时中国文坛众多期刊中，怕也是仅此一家了。
试想，《收获》有这样的气魄和认知，自然吸引了众多作者的眼球并成为作家们追求的一道亮丽风景，好的文学作品不请自来，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儿了。以我个人为例，当时我刚刚完成了三十八万字的长篇小说《北国草》，我婉谢了北京一些期刊对其的稿约，义无反顾地将其再次寄往了《收获》。刊物分上下两期刊登了该作，最令我欣喜的不是获得了北京市长篇小说奖，而是在全国大、中学生投票遴选中，获得了三十七万多张选票的青年最喜爱的长篇小说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中还没掺有商业因子，因而是我心灵上最大的快乐和慰藉。
可以这么说，《收获》是文苑中识才的伯乐，难怪一批又一批的文人，陆续在《收获》展现他们的文采呢！其中如陆文夫、邓友梅、张贤亮、张一弓、张抗抗……以及后起之秀谌容、莫言、梁晓声、冯骥才、路遥、苏童、余华、王朔等新人的力作，接连在《收获》上刊出，让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的《收获》，成了文学星空中耀眼的星中北斗。
想来，在天宇间那颗被命名的巴金星，回眸在大地文苑上播种耕耘的往昔时，一定会绽放出无憾的笑容——因为在他一百零一岁的人生中，为中华大地的文学振兴献出了他全部的精力和智慧。
2012年秋日于北京书斋
[仰望孙犁]
如果按虚龄计算，一代文学宗师孙犁已然度过了他的八十八华诞。这里，我所以用一代文学宗师来为孙犁定位，是就20世纪的后五十年孙犁作品的穿透力和影响力而言。他不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一代青年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当今的几代作家，都起到了文学启明星的作用。我们那一代就不说了，像后来的莫言、贾平凹、铁凝以及中国东西南北中的写农村题材小说的作家，如山西作家李锐，河南作家周大新、阎连科，直到90年代步入文坛的河北的“三驾马车”……他们作品的字里行间告诉我们，在他们文学初步的脚窝里，都直接或间接受过孙犁的影响。当然，后来由于生活的经历不同，各自有了自己的文学天空；但在最初牙牙学语时，孙犁的作品激活了他们的艺术灵感，怕是共同而又一致的。在当代的老作家中，我实难找出能与孙犁影响相媲美的第二颗文学星辰。这是实话。因而称孙犁为一代文学宗师，绝非一个后来人的孟浪之言。
这是我敬仰孙犁的情愫之一。其二，孙犁的一生，是布衣素食的一生。不知缘于哪根神经作怪，每当我想起前辈孙犁时，常常让我与津门有着不解之缘的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形影，本能地联系在一起。当然前辈孙犁并没有在晚年遁入空门，但是他那种淡泊明志、不染凡俗的精神，在当代文人中亦属寥寥可数。文坛有一些自封或由畸形历史煎、炒、烹、炸出来的大师，其人其作总是带有些迎合不同时尚荤腥油腻的异味，使其由文到人或由人到文，都带有世俗沉积的污垢。而孙犁无论从早期清纯静雅的《荷花淀》，还是到晚年臻美成熟的《耕堂劫后十种》，我们读到的是大雅之声，而无任何一丝矫揉造作的杂音。此外，孙犁晚年远离媒体洁身自重，对于时尚中的文化人来说，这不是轻易可以做得到的。这大概是我联想起弘一法师的缘由吧！
其三，我敬重孙犁的气宇精神。他个人一直不承认有一个“荷花淀”文学流派存在。尽管他个人的文学影响，触及了那么多的作家，这些作家都可以称为孙犁的学生，但是孙犁一直对此十分淡然，并从不以此而自赏自傲。这在当今杂色斑斑的文坛，是罕见而又难以寻觅的——有的倒是“拉大旗、扯虎皮”，自标泰山之高，自夸学子满堂。近读一个已然作古了的老文人的遗言，说自己的某某长卷发展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什么什么，是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云云。两种文人的人文情怀，孕生两种不同的人文风采。我个人敬仰前者，鄙视后者——前者就是一代文学宗师孙犁。
2000年11月底于北京
[泼酒插花祭文魂——为刘绍棠离世十周年而写]
时间无声，当2007年的早春到来时，刘绍棠已离开文坛十年了。1997年3月12日，他告别人世间的时候六十一岁。离世前绍棠曾有遗愿：他要魂归故土。因而他的墓园，在通县荒凉的运河滩上。我和友人房树民几次想去绍棠的墓地凭吊，但是绍棠夫人曾彩美说：本来生者探望死者亡灵，就是一件令人悲从心起的事儿，加上那墓地过于荒凉和简陋，怕我看了会引起感伤。直到绍棠离世五周年——2002年的早春，彩美才答应为我和树民带路，与绍棠儿子刘松萝一起奔往运河滩，去祭奠挚友绍棠的亡灵。
树民手捧一丛鲜花。我则带上一坛家乡老酒。树民、我和绍棠，在20世纪的50年代，不仅是同时在文苑出土的苗儿；亲上加亲的是，我们都先后在运河边的通县上过中学。浓浓的文友之情，加上地缘之情愫，从绍棠西归之后，我和树民久久陷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沼泽。绍棠的儿子松萝，在车上告诉我们，父亲的墓园本来是在运河源头的；但是运河源头要拓宽公路，老爸原本已然安息了的灵魂，不得不经受一次迁移之扰。这倒也好，灵墓从运河源头迁回故乡的运河大堤之旁，和他描写的乡土又拉近了距离；生平固守乡土文学创作的老爸，在地下更安心了。在这里，老爸可以时刻听见乡音和涛语，心灵可以与布谷鸟的歌声合鸣。
早春的田野，已开始在大地上织绿。在奔往绍棠墓地的公路上，我陷入对绍棠的往事追忆之中：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代文苑神童，年轻时的一代文学骄子；1957年后经历二十年痛苦生活的人，回归文坛后乡土文学的痴情守望者……这一束束彩色的花环，历史地落在刘绍棠一个人头上，实在是中国历史脚印铭刻在文坛上的独特篇章。现代的年轻人或许不会知道，刘绍棠十六岁时发表的小说《青枝绿叶》，被叶圣陶老先生编选进了高中二年级的语文课本之后，致使当年在潞河中学教学的老师，不得不把在该校读高三的刘绍棠，请到了讲坛上自己讲这堂语文课。翻一翻中国的才子史，少年成材者有之，少年一鸣惊人者也有之，但是在少年时期堂而皇之走上讲坛，向同学自剖自析其诗文者，大概只有刘绍棠一人。当时，文坛称刘绍棠为神童才子，没有现代流行的炒作，完全是货真价实的人文界定。记得，当时绍棠赠我作品时，书的扉页上曾题写如下的自白：“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庸人，四十岁的老而不死。”诚然，这里含有他年少时鹤立鸡群的情结，但他将此人生格言题写给我的意思在于激励我在文学创作上的奋发精神。我在赠他我出版的作品集的扉页上，回应他的话则是：“日月易世人亦老，及时奋发趁年少。”一呼一应，充分地表达了我们心灵韵律的完全和谐。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也具备了绍棠的文学天才，仅仅是对天才召唤的回声而已，或者说我写下这两句格言，完全是为了自我鞭策。我性格不够阳刚，因而绍棠的那股子锐气，对我的青少年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不仅他秀美的文字，对我产生了磁石般相吸的魅力，就连我的生活节奏之中，也因结识了绍棠而乱了节拍。比如，我是个烟酒不沾的青年，由于每次相聚时，他都不离烟酒，以示生活之百无禁忌，在20世纪50年代初，我不仅学会了“喷云吐雾”，还在情意相投中学会了“一醉方休”。如果说，到了1957年，我之所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敢于在会上公开质问当时文坛大将周扬，对其倡导“英雄人物论”提出疑问，怕是与热酒烧膛之后的“酒后吐真言”有关——因而我感谢绍棠给了我文学的“马拉松”长跑之勇和生活上争做热血男儿之志。
但是在人生这个大棋盘上，车、马、相、士、炮虽然行走的步履各自相异，但都无法飞出棋盘的制约。在1957年我们先后陨落了：我去劳改，绍棠去运河滩上放牛。承受的苦难分量虽然不尽相同，但同时都沦为文坛之囚，且在漫长的二十年中，我们并没有中断友谊的交往。为了生存的延续和彼此的安全，我们相约书信上不留名字，以防再生不测。我写给绍棠的信，信封和信首一律冠以他夫人曾彩美的名字；他写给我的信件，信尾亦不留下他的姓名。之所以谨慎得如同“地下工作者”，实因“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因而，彩美当年既是支撑在我们头上的一把保护伞，又充当了我们之间患难友谊的导电仪。
在车上，彩美问我是否还记得这些往事。我说不仅牢记于心，而且至今还保留着那些信件。彩美告诉我，我的信件则全部按着我的要求，读过之后将其化为火焰，我在大墙之内，不愿意因为我的身份，牵连到绍棠和他的家人。讲起这些陈年往事，我的心碎了，这不仅因为它们让我记起了风雨如磐的暗夜，更让我感伤涕零的是，双双走过冰雪炭途之后的绍棠，走完了他九曲回肠的人生之路以后，竟然回归到生他养他的土地来长眠了。这给他生前的挚友亲朋，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感伤和思念。
墓地到了。这儿没有公墓的标志，更没有丛丛的碑林。举目望去，延伸在我面前的是干涸了的运河。河滩上有一个放羊的娃子，驱赶着羊群在河畔穿梭。彩美带着我和树民，停步于运河河滩，这儿就是魂归故里的绍棠的墓地：坟前一块苍石为碑，上边刻有“运河之子”四个大字。树民将手中抱着的一簇鲜花抖开，分别插在了碑上和碑前；我则将怀中揣来的一坛家乡老酒，分别浇在一束束玫瑰和月季之上。酒浆顺着花枝花叶，滚落在苍石之上，然后坠入了泥土。
花香搅拌着酒香，弥漫在绍棠的墓园时，我把浇花剩下的半坛老酒，摆放在碑前，弯下腰，对长眠地下的友人说：“你还记得年轻时，我们的一次次畅饮吗？今天，我和树民与你共饮来了，就像我们年轻时那样！”这一刻，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悲恸之情，眼泪涌出眼帘，与那酒浆同时滴落于运河河滩……
当此绍棠离世十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当一张祭纸，飞上天穹，以遥祝绍棠在九泉之下，像生前一样快乐逍遥！
2007年3月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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