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笔记】

    [难忘那间十米小屋]

    当我重返阔别了二十年的北京时，我的家已然一无所有。十米小屋内高架着双层木床，剩下的就是我50年代的写字台了。“文革”期间，老母亲把它连同书架一同廉价处理掉了，之后被造反勇士们强行从一个四合院，赶到这间永远也看不见阳光的小屋（高楼遮挡之故），一直等到我这个囚徒从山西归来。

    记忆里第一个到我这间寒舍来组稿的是刘心武和章仲锷（二人当时在《十月》编辑部），但很不凑巧，正赶上我不在家，他们便留下一封热情的约稿信。这封信我至今保留着，因为那是我历经大难而不死，重返京华后头一次被刊物约稿。第二次来的友人，则更使我难忘了：1979年春日的一个黄昏，有人轻轻叩打木门，开门望去，皆似曾相识，但不能确认来客为谁。“我是邵燕祥。”

    二十年前的年轻文友，历经不同地点、不同形式的灵肉改造之后，额头不仅仅多了皱纹，而且死了眸光中曾经有过的童真。特别是王蒙，他下放新疆多年，大概是大沙漠的尘埃还没有洗净之故，显得比面孔白晳而又年长的燕祥还要苍老一些。我们紧紧地握了手。

    我们似乎都在表示欢快，但是笑靥里深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悲凉。屋子太小，加上一张双层床铺，几乎没了我们的活动空间，以至在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只能把一张小小炕桌搬到屋子中央，三个人分坐在各自的小板凳上，一边喝着苦辣苦辣的“二锅头”，一边追叙1957年后各自的沧桑往事。

    至今，那天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但声音已化作天上缕缕游丝，而无从记忆了。我记得，那天我和燕祥、王蒙喝光了一瓶白酒。我送他俩走出我的小屋，并送到魏家胡同路口公共汽车站。归来时，走路摇摇晃晃脚下发飘——我有些醉了，这是阔别二十年后难得的一醉！

    就是在这间小屋，我重新开始了我的文学生涯。小屋隔壁住着的街坊，特别爱看电视，每次看电视都把声音弄得响响的；两间屋子相隔的又不是砖墙，而是一层纸板，因而等于我一边“听着电视”，一边挥笔耕耘。至今，我也弄不清楚自己何以会在那样一个环境十分恶劣的小屋，写出继《大墙下的白玉兰》之后的多部中篇小说。为囚多年，锻炼了自己的坚韧，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缘故；另一个缘故，大概是自古以来文人恪守的“穷而后工”，在我的笔锋中显圣了吧。

    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期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像师，曾携带着灯光照明等器械，把我从会场上拖走，光临过我那间十米小屋。尽管室内很难插足，但他们还是折腾了半天，把我写作的镜头拍了下来。他们出于对历史原因而带给文人厄运之同情，还拍下了我斗室内的双层木床，窗台之下堆放着的蜂窝煤和那辆我在山西劳改队骑过的蓝色破旧自行车。

    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曾把苦难比喻为老师。如果以此为尺，我可以算这个老师指点出来的学生。在十米斗室之内，我视一切外界干扰为乌有，每天伏案桌头，创作灵感却在流血的大地上奔驰。

    就在该年，刘心武对我说：“我很想像你那样，来个生命马拉松长跑，到大墙里边去尝尝滋味。”

    我说：“别。它代表七千多个日日夜夜呢，假如我刚进大墙的时候知道要过近二十年的囚徒生涯，我一定会自杀。”

    心武笑了：“当然，我要是进去，必须有保证我出来的期限。”

    我说：“大墙和电网，没那么仁慈。你趁早还是取消你这个浪漫的‘旅行计划’吧。”

    这笑话也是在那间十米斗室留下的。当时，小屋简陋得如同赤贫，像刘欢唱的歌儿《一无所有》，但那方寸之地，留下我在寒暖换季时节的苦斗精神。我内心的精神独白是：青春年华已然死去，二十年光阴却可以追回。这既是自励，又是宣言。如果把新时期文学视若一个远征计划的话，我的起跑点就是在那间斗室。

    80年代初期，我搬离了那间小屋。但我一有空闲，总不忘去看看它的模样。它像是我创作中的助燃剂，使我躯体内血液不因环境改变而冷却，不因生活安适了而变得懈怠懒散。我属鸡，永远当一只土里刨食，然后生蛋的鸡；而不能当安闲地生活在笼子里，重复别人声音的鹦鹉。

    1986年2月

    [尧都忆]

    阳春时节，我揣着一颗赤子之心，去历史上著名的尧都——今日全国著名的花果城临汾访旧。我不是一个人独行，还拉了斤澜、友梅、绍棠、心武和我一起同往。

    老实说，他们之所以能扔下笔，伴我登上晋阳大地，不仅是为了瞻仰贤君尧帝的遗址，更大的原因，是出于挚笃的友情，陪我来答谢在我身陷困境时给我雪中送炭的同志和这块恢复了我人的尊严的故土。1976年，“四人帮”覆灭前“猖獗一跳”的时刻，临汾地区文联把我从劳改单位要了出来，从而结束了我的劳改生活。

    那好像是个依稀可辨的梦：当时中国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我这个劫难中的幸运儿，居然能够诀别我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涯，这不是个梦吗？记得，我告别劳改农场的那天早晨，是个响晴的天，天上还挂着一缕红色的朝霞，黧鸡鸟不停地叫着。当时许多因“右派”而身陷囹圄的伙伴，都来送我。他们送别的目光十分复杂，如果把这些目光像破译密码一样化为语言，将是这样的话：

    “从你的走，我们看见了一线曙光。”

    “严冬即将过去，春天不会太遥远了。”

    “生活还是有希望的。”

    “出去以后要诸事多加小心！”

    “别忘了给我们来信！”

    “一路平安——”

    两挂套的马车，拉着我的行李杂什，拉着我二十年的苦难，踏上了黄河之滨的古道。马蹄嗒嗒。黄沙滚滚。我怀着酸楚的心情，几次回首眺望那像18世纪古堡一样的“大墙”和岗楼，不知为什么竟然产生了一点惜别之情。相聚了多少年头的同志都还留在这里，唯独我先走向等待我的岗位！

    啊！古城临汾，她是我这支破碎了的风帆驶向新生活的第一个码头，她是我在风霜雨雪的跋涉中，迈向新生活的第一个驿站。在那动乱的岁月，山西文学界的老一辈以及临汾地委的老布尔什维克，冒着风险，顶着使用“右派”的罪名，把我硬是要到了临汾；为了不湮没我身上尚存的一点余热，为了保护我身上尚未熄灭的一线荧光，他们多方奔走，几经周折，才使我重新拿起了笔，我怎么能忘却这雪中送炭的革命浓情呢？！因而，我一呼百应，斤澜、友梅、绍棠、心武都愿意伴我同来临汾，向这座充满尧舜之风的古城表示敬意。

    在宾馆安排好住处后，我迫不及待地去地区文联看望我那间小屋。我对这间小屋感情实在太深了，虽然它很破旧，室内阴暗潮湿，屋角还垂落下来一块不小的纸顶，但在这间小屋内，我恢复了人的知能、人的尊严，体察到了人间的温暖和同志之间的情谊。一句话——我不再是个“囚徒”，我从“鬼”变成了人。

    我不曾忘记刚来这儿不久的一天，有两只老鼠在屋顶上咬架，大概是因为它们的仇恨太深，咬起架来忘乎所以，双双从屋角下垂的纸顶处掉了下来。突然，它俩发现这块属于它们的世袭领地，来了个陌生的主人，惊愕地吱吱尖叫着，顺着我床下的鼠洞逃跑了。不知道是我心里作怪，还是这些老鼠真想把我驱逐出境，从这天之后老鼠骤然增多，它们每天结集在我屋子的纸顶上，又叫又蹦，在我的头顶上“开会”或跳“摇摆舞”。

    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因为我有我的精神寄托，我有我自己的梦幻，在劳改队的时候，饿急了的耗子还咬过我的耳朵呢。小屋内光线实在太暗了，即使是白天也要开灯，我坐在15瓦的幽暗的小台灯前，面对着一张张稿纸，严肃地思考着昨天的历史。我既怀念50年代初期祖国蓝瓦瓦的天空，更难忘怀1957年后我走过来的泥泞道路。因而，在这间小屋里，我动手重写在“文革”开始时被焚成纸灰的长篇手稿《第一片黑土》。当我写完序曲和第一章后，描写历史泥泞的强烈愿望在我内心升腾起来，我把长篇搁置，开始罗列《第十个弹孔》和《杜鹃声声》的写作提纲，与此同时，我满怀悲愤之情开始了《大墙下的红玉兰》的写作。

    如果像有些评论家说的那样，“四人帮”覆灭后我的作品如原油井喷，那是和这间小屋分不开的，我的许多作品在这儿孕育，许多作品在这儿落墨。因此，尽管这间小屋破落阴暗，在我眼里，它却是艺术的宝塔圣殿。

    由于我住的这间小屋和临汾蒲剧团相通，每天黎明之际，常有些青年演员到我屋后的古城墙上去练嗓子；那充满青春活力的声音，像催我起床的鸡啼，像响在我耳畔的自鸣钟。我闻声而起，一张刚刚能铺开五百字稿纸的桌子，就是我的战场——我重新尝到了写小说的酸甜苦乐。临汾地处晋南，夏天炎如火烤，这也没什么了不起，脱去背心甩去长裤就是了；这比有一年在劳改队，在三十七摄氏度的炎阳下挖沟，“男儿国”的成员都光着身子干，要体面得多了。

    可能是因为我的打扮不十分得体吧，地区文联的女同志，从不涉足我这间小屋。到这间小屋来得最多的是地区文联主席郑怀礼同志，但他只要看见我在赤膊大战，常常扭头就走；倒是我常常请他留步，在屋子里稍坐片刻，当作我的休息。这个在1937年就入了党的老共产党员，性格豁达开朗，嗓门亮如洪钟，经常是聊天聊上三句半之后，就听他开口大骂江青：“呸！她算啥的文艺旗手？八出戏唱来唱去，唱得文苑光秃秃，唱得大地光秃秃！这个娘儿们当道，文艺就永远繁荣不了……”他声音大得惊人，连纸顶都被震得咯咯作响。我知道自己的身份，只是默默地听着。“老从，自古‘文章憎命达’，创作‘穷而后工’。你可要走你自己的路，搞说真话的文学。”

    “是的。”

    “这小地方条件不好——”

    我打断了他的话：“挺好，我很满足。”

    他在我这间小屋，不仅留下了脚印，而且留下了深刻的思想。我十分尊敬这位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因而一接到他邀请我回临汾看看的信函，马上和北京几个朋友奉召来到了我的第二故乡。

    郑老依然那么爽朗豪放，依然那么魁梧健壮。我住的那间小屋已经面目全非了，它被翻修得高大敞亮，已经更换了新的主人。见它变成了这个样子，一种恋旧的惆怅之感油然而生。但继而一想，难道它的新主人也应该住这间纸顶垂落的破房子吗？生活如果永远像泥河一样停滞，我们的生活到什么时候才能更绚丽，更富有色彩？

    变了！这儿一切都变了。当我和朋友漫步街头，发现这里昔日破旧的东西都正在毁灭，美的种子正在破土而出。过去挤得像人粥一样的闹市——红卫路，代之以宽敞的柏油马路；往昔垃圾成堆的小巷，已经变成一片片绿色草坪。尤其使我感到惊异的是，几条主要大街都种上了果树。此时正是盛春，地上是花，空中也是花，红绿相衬，把古城尧都打扮得英气勃勃。这儿有梨树街、柿子街、石榴街、红果街……瞧，多么新奇的街道名称！

    陪我在街上散步的朋友，意味深长地说：“老兄，一场噩梦已经过去了，新的生活正在苏醒。”

    我很关心大街上的果树，问他：“挂的果子能保得住吗？”

    “让我用高占祥同志在果熟季节参观临汾时，留下的四句诗来回答你吧！‘青年男女绕街走，三尺孩童低头行。喜看临汾新一代，盛赞尧都谱新风。’够了吗？”

    我如同饮了一杯醉人的陈酿，香透心扉。我的朋友回答得多么好啊！这不是虚幻的诗，而是生活的真实写照。我看见尧都古老的旧东西都在更迭，人们正在用智慧和力量描画着生活中全新的蓝图！我默默地祝愿它在不久的将来，变得更美丽、更年轻。

    1986年夏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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