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的精灵]

    究竟我那一年几岁？实在记不清了。在城关一个剃头棚里剃头，结果传染上了秃疮，小县城的医院治不了，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当时叫北平）。至今依稀可辨的记忆是：我进的是协和医院。那位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大夫，是不是忘记了给我打麻醉药物，反正在用利器刮我的头皮时，我疼得嗷嗷哭叫。当时，穿白衣衫的护士也来帮忙，她们的任务是把我按牢，不许我在椅子上发疯打挺。头皮受了难耐之苦，但是秃疮却被根治了。我重新长出来一个疮时之鬼哭狼嚎声，随着岁月流逝已变成绕耳游丝了；但童年记忆中，那些五光十色的玻璃球，至今仍然历历在目。那是我被大人牵着手逛闹市时，留下的印象。我始终不能理解，那些玻璃球为什么会铭记在我的头脑里。或许是因为我这个乡野来的孩子贪慕城市孩子的那些玩物，并幻想得到它们吧！

    第二次进北京在1946年，我被送到姥姥家来上学。虽然当时只有十二三岁，但是已经有了成人的思维意识。在大红罗厂（现为西四北小学）读六年级，学会的第一支流行歌曲是：“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当时，那吱吱呀呀叫唤的拉粪车，几乎子夜刚过就串街走巷。旧北京破旧不堪的洋车、三轮车、排子车的铃声倒很清脆。物价一日三涨，市民骂爹骂娘。唐朝诗圣杜甫诗中写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似乎就是旧北京的一幅写实的画面。是艺术的种子萌发，还是生活反差的强烈刺激？我在读六年级时，居然写了一篇所谓的小说，题名为《大红门里的笑声》，抒发了对贫富不均的愤懑之情。这应当算我的第一次文学写作的尝试，我投寄到当时的《太平洋月刊》，文稿如石沉海底，杳无回音。今天，当我回首文学创作生涯时，总是忘不了这次失败的尝试——它毕竟是我的处女作啊！

    我迷恋文学，疏远数理课程。在北京二中读初中一年级时，我不是个好学生。读小说、打篮球，代数得过零分，为此学校宣布我留级。此时，适逢我叔叔去通县教学，我随他至通县继续读初中。1950年我考北京师范学校，第三次进北京城。应该说，我的文学生命是随着新中国成立而诞生的，1950年我开始在报纸上发表豆腐块文章。当时抗美援朝运动开展得热火朝天，出于对新社会的热爱和对旧世界的仇恨，虚龄十七、实龄十六岁的我拿起了笔。散文《战场去》发表在1950年尾。1951年元旦我在《光明日报》征文栏中，以“碧征”为笔名，发表了短篇小说《共同的仇恨》，获报纸征文奖。当时，还没有现行的稿费制度，稿酬折合为九十斤小米，这已经是让我心醉的收获了。其实，小说的内容十分单纯，同学甲绰号“洋八股”，同学乙绰号“冲锋式”，过去由于性格差异，这两位同学在班里经常发生马勺碰锅沿的矛盾；但在抗美援朝的滚滚浪潮中，他俩化干戈为玉帛，一起参加了军干校。

    回头一望，这些小说流露着明显的单薄，但句句皆是赤子之心声。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上空是一片蓝天，我的心扉和祖国同样透明。我是独子，也义愤填膺地报名参加志愿军，就是明证。之后，我接连在北京和天津的报刊上发表散文、小说，毕业后任教半年，便被《北京日报》文艺组调去任编辑。后来，为了充实我的生活，开阔我的生活视野，从文艺编辑变为农村记者——这给予了我文学创作以最大的恩赐。北京给予了我深厚的爱，使我从蒙昧的孩子，成了一名记者、作家。到了1957年二十四岁时，我已然是个出版过两个短篇小说集和一部长篇小说的文学工作者了。因此，可以这么说：北京是孕育我文学生命的摇篮。

    1957年由于被错划为“右派”，我和妻子双双离开北京。二十一年之后，1977年初，我重新回到北京时，已经不再年轻，而是满面皱纹的中年人了。额头上一道道皱纹里既记载着风霜雨雪的跋涉之苦，也深藏了生活无穷尽的创作财富。从家庭的变迁来看，我几乎成了北京的赤贫：书，统统丢光、烧光；床，只剩下了一张；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搭起了上下铺，老少三代四口人，挤在这窄小的空间生活。从我所经历的坎坷生活来看，我又无限富有，因为我已经感到生活像地火岩浆般地在我胸中奔涌，这是文学创作井喷的前兆。当我提起笔来伏案灯下时，作品一发而不可收。我以监狱和劳改生活为背景，开始了“大墙文学”的创作。

    1979年冬天，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时，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曾到我那间斗室拍下了几个镜头。低矮的小屋（这间小屋在“文革”前是京剧演员杜近芳保姆住的房子），檐下堆着乱葱以及蜂窝煤一类的杂什，旁边靠着一辆50年代的破车（这车是我在农场就业后买的，我舍不得扔在山西，把它带回了北京），桌子上散乱地摊着一张张稿纸。我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烟，笔尖在稿纸上奔驰。当时我正写着一部悲剧色彩极浓的中篇小说——《遗落在海滩的脚印》。

    初回北京的日子，我首先寻找的是昔日的朋友。刘绍棠和我在困顿的岁月里没有失去过联系，用不着去叩门。然而当我敲开右安门大街邓友梅的楼房门时，邓友梅却惊愕地看了我好半天，说：“你……你……是周铁生吧！”能怪他张冠李戴吗？二十多年的阔别，时间老人在每个人头上抚摸了一下，青春的容颜褪尽，黑发中出现了银丝。有一天，我在一张破木条做成的小桌上吃晚饭，突然邵燕祥来了，他身后走着一个和他身材高矮相似，但比他消瘦许多的中年人。他进门就带来一股膻气。“啊！你是王蒙！”这正是下放新疆的王蒙回来了。

    时正残冬，矮檐上的冰凌融化成滴滴雪水，我们在滴滴答答的春的讯息中，坐在小板凳上举杯畅饮。

    “不容易！”燕祥说。

    “但到底熬过来了！”我说。

    “为我们的小平同志干杯！”王蒙举着酒杯说。

    那天，我们吃的是大米粥、烙饼，桌上并没有什么酒菜，但辣辣的“二锅头”，却喝下去大半瓶。

    北京！曾经养育了我们的母亲！1979年的早春，我们这些浪子重新聚首于北京。有时间去逛王府井吗？有时间去雍和宫、天坛、定陵松弛一下神经吗？到今天我还没有光临过这些旅游点一饱眼福！许多近在咫尺的东西，我们没工夫光顾；那些远到天际的回忆却纷至沓来。于是，我写！我写！写“伤痕”，写“反思”，写祖国50年代的蓝天，写祖国严冬时节的飘雪落叶。写黑暗、写光明，写弱者、写强者。不管笔锋如何犀利，都是赤子之心的呼声。

    回首一望，几年来能写出近三百万字的作品，这完全借助于春风催生。1983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的入党志愿书上写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我的血肉相关。因为我们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对三中全会的精神体会最深……”

    北京是可爱的。北京的作家也是可爱的。

    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一支具有创作才能的文学队伍，更是一支素质坚韧的作家队伍。我虽因工作需要离开北京作协，但我的精灵仍在长安大街和天安门广场游荡。

    1986年8月6日

    [白天鹅的记忆]

    来到南方，是不是因为这座城市有个白天鹅宾馆？头一夜，我就梦见了曾见过的四只白天鹅。

    1964年，我在一个劳改农场改造，第一次见到那天性驯良、美如天使的水禽动物，是在劳改队大队部的葡萄架下。我隔着铁丝网，神往地望着白天鹅那一身洁白的羽翼，心里不禁自问：蓝天才是它们的故乡，江河湖泊才是它们诗的天堂，它们来这儿干什么？还摆出一副悠然自得、闲庭信步的架势！

    飞吧，我的天使！这儿是囚笼，不该是你漫步的地方；露珠闪光，水草凄迷的青青河畔，是你的群落，那儿有你的家族，为什么你要眷恋这个鬼地方呢？

    后来，我知道了：原来这两只天鹅是被主人剪去了一圈欲飞的翅膀。它们来自天苍苍野茫茫的东北大草甸子——兴凯湖，那儿的劳改农场捕获了它们，场长从兴凯湖调往我们所在劳改农场时，把这“姊妹俩”也装进囚笼，像携带仆从眷属那般，把它们迁移到这个地盘上来了。

    使我忧伤的是，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它们天性中的善良也被岁月的流光噬食掉了，使这天使般的两姊妹，只剩下天鹅的形态与仪表。有一次，我到劳改队办公室去请示什么事情，当我穿过葡萄架时，那两姊妹竟然拍打着仅存的短短翅膀，对我发动了突然袭击。

    一只对我嘎嘎狂叫，神态犹如家狗般凶猛。

    一只用嘴叼住我的褴褛的衣袖，撕扯下我袖口的一缕布条。我挣扎着，奔跑着，待我逃出葡萄架，惊魂初定之后，留给我的是满腹的狐疑：

    “这还是天鹅吗？”

    “这是两条腿的狗？”

    “这不是黑狗、灰狗、黄狗，这是被异化了长翅膀的白狗！”

    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我还是个青年作家的时候去过东北三江平原。那儿块块沼泽，如同大翡翠中镶嵌着的一块块宝石；白天鹅在那野花盛开的水泊旁，交颈而视，合翼而眠。那姿态像是无数下凡的安琪儿。在这美丽的群落中，总有一个“哨兵”站岗，它们警惕人类，它们警惕枪口，它们警惕秃鹰，它们警惕野兽。它们从不惊扰邻居，它们从不吞噬同类，它们从不以鸟类王国皇后自居，它们从不趾高气扬，自喻为“羊群中的骆驼”。

    据萝北草原一个猎人告诉我，他从不捕杀白天鹅。他说此种鸟类不仅羽毛似雪，还有代其他鸟类孵化幼鸟的本能。有的“娘”把“娃儿”生下后，一扑棱翅膀飞了。白天鹅则扮演“娘”的角色，把其他鸟类家族的后代孵化出来。群居草原和与囚徒为伍的白天鹅，反差如此之大，简直令人吃惊！仔细想想，似乎从中发现了一点道理。地壳喷出炽热的岩浆可以造山，磨盘眼里流出的粮食可以碾成粉面，美丽的安琪儿，在主人驯化喂养以及囚徒们的挑逗凌辱之下，就不能改变它那善良的灵魂吗？它最初是出于生存本能的反抗，久而久之就把人类视若顽敌，见了脖子上驮着脑袋的人，就首先对其进行袭击！

    过了年把光景，一群白天鹅在春日北返，它们在天空中发现了两个同族，便久久徘徊不去。徘徊良久之后，终于有两只飞落下来，大概是想来叙叙手足之情。但它们刚刚落地，两只在囚笼里生活的天鹅，则像凶神一般，与看望它们的两只天鹅，摆出武斗架势。飞下来的天鹅鸣叫着说着天鹅家族才懂的语言，但这两只“地鹅”，则已完全丧失了天鹅家族的一切属性，将飞来的兄弟姐妹，叼下来一团团白色绒毛。飞来的两只白天鹅历经惊愕之后，终于起飞了。但这时猎枪响了，这对来探望家族兄弟的美丽天使，双双从天空中坠落下来！

    枪声惊醒了我的梦，于是我想起了文学的使命。

    善与恶，生与死，以及善恶生死之间的扭曲变形，或许都是作家应当涉猎的文学领域。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生态环境对人类生活的重要，也不太懂人类和自然的相互依存的鱼水关系；于是，文学的使命之一，就是在历史中审视自己的愚昧。

    1991年5月5日于广州

    [磨合的掌纹]

    我不是在玩弄手相，捕捉什么命运的玄机，而是在我纵横交错的手纹中，查找磨合在我掌心中的另一个人的掌纹。他是冒着“十二级台风”，恢复我人的尊严的第一个人——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

    他官职不高，只是一个小地区的文联主席；他其貌不扬，光头赤脚（冬天有时也不穿袜子），骂人的口头禅中，常离不开一个“球”。可是就是这位无产者（死后全部遗产，只有两元几角钱和两大箱书），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年月会同山西作协李国涛及段杏绵等同志，硬是把我从劳改农场挖出来，还给了我1957年就扔掉了的笔。当我初次被召见，去和他见面时，他那只宽而厚的巨大手掌，把我的手握得那么紧，铁钳子般的力量，似在传递着“四人帮”年代不能吐出唇舌的万语千言。我先是忐忑不安，颇有“刘姥姥走进大观园”的心情，待我理解了这片罕世珍情，我们“紧紧一握”，他掌心的手纹就镶嵌进了我的掌纹之中。他的名字叫郑怀礼。

    事后我在那间小小的创作室里曾询问过这位前辈。他敞开心扉对我说：“看着糟蹋人才，心疼！咱们素昧平生，毫无个人交际，我这样做是出于公心，出于党性的召唤！”

    “您不会因为我而背黑锅吗？”我替郑老着想。

    “都考虑那些，宋朝会出黑老包吗？”八字眉倒挂，嗓门豁亮，又是满口老西的乡音，使我想起了宋代另一贤臣寇准。“我吃亏不少了，所以从1938年代理县委书记到现在，帽翅儿也没大上一圈。”说罢，哈哈大笑，抖搂出他一肚子的侠胆豪肠。

    拯救我于冰雪炭途，我自然心里充满感激。感激之余，不禁对世态炎凉百感丛生：在我落难之后，许多亲朋好友，都像躲避瘟疫一般，躲避沦为囚徒的我，连萍水相逢的机缘都未曾有过的学长郑怀礼，却冒丢官之危，将我这颗半枯萎的种子，还原于沃土之中；千古文苑，有过这样的佳话吗？

    后来从临汾地区文联的同事中知道，郑老是根硬骨头，1941年夏他曾被日寇抓走，上绑、吊梁、老虎凳、辣椒水……都没使他屈服。此外他还是个爱才如命的人，他那间只有一张办公桌和两只装书破木箱的办公室里，悬挂着一幅画家送给他的幽默画。画面上画的是只有豆腐干高的武大郎，身穿宋代店家装束，在店门端坐。画旁有两句民间谚语——武大郎开店，比我高的莫进来。

    我笑问郑老：“为什么要挂这幅画？”

    他说：“它是一种反义。咱把它当作一面镜子，时刻提醒自己，要奖掖后进；让年轻而有文艺才能的同志，一个个走进咱地区的文艺机关里。后人总该超过前人，否则社会就难以发展，文学就难以飞跃！咱这老革命豁达知趣，绝不当年轻人的路障和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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