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郑老留下的最后的金石之声。1988年4月的一天黄昏，我突然接到临汾地区文联拍来的郑老病逝的电函。不知为何，我竟然把那张死亡通知书撕得粉碎。之后，挥泪书写了电文，拍往尧都临汾：
夜阑人静，悯悯悲思，难料怀礼学长竟离世匆然而去。
忆去年秋深，枫叶漫飞，陪学长踏秋而行时，学长谈笑风生，毫无倦意。弹指冬去，草长莺飞之春，突闻此噩耗，如雷电轰顶，顿时愕然。开窗仰望星空，天宇茫茫，听南雁北归引颈哀歌于夜空，不禁怆然泪落，心痛如焚。
怀礼学长一生襟怀坦荡，唯其坦荡而命运坎坷；怀礼学长一贯忠厚待人，唯其忠厚而屡失仕途。学弟当年为衣衫褴褛之囚，学长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将飘零草芥采植于温室，使枯死之树返阳。此情此景，犹如昨日，但学长竟然步履先至酆都，空留断肠之思于友人及晚辈。恶者不殆，善者早卒，天公何以如此失公！呜呼！天理！呜呼！法轮纲常！
学弟欲拔足尧都，但公务缠身欲往而不能。写此悼文一则，托家栋兄在灵前代读，以慰忠魂，以宽吾心。稍闲之时，当亲赴临汾为学长扫墓。此悼！
从那天起，我就常常情不自禁地观看我的掌纹。它给我力量，它使我用疼痛的手指重新夹起耕耘的笔。
1991年8月22日于北京
[“天堂”童话]
1974年暮冬，当我们这支改造队又要迁移至新巢时，我对劳改队长说：“让我把下煤窑四年戴的那顶塑壳矿工帽带走吧！”
“干啥？”
我说：“留个纪念。”
“不行。”他说，“还要留给新来的犯人戴呢！”
我说：“我花钱买下它行吗？”
劳改队长姓秦，他对我笑笑说：“劳保商店有新的卖，你为啥要买一顶旧的？”
其实，我早把“留个纪念”说在前头了。一干多年的挖煤生活，是我生命年轮中印记最深的一环，我十分眷恋头上戴过的那顶灰色的塑壳帽，从某种意义上去解释，它是我大难不死的象征。特别是在煤窑的后两年，我在矿井下职务是瓦斯检查员，每次放炮员拉响掘进和采煤的炮声之后，身背瓦斯检查仪的我，都要一个人顶着呛鼻的火药浓烟，像冲锋陷阵的王成（电影《英雄儿女》之主人公）一样，以敏捷迅猛之势冲向放炮的掌子面，检查炮后瓦斯涌出的浓度，以避免下一声炮响可能引起的瓦斯爆炸。这是最危险的瞬间，因为刚刚开过炮的巷道顶板没有支护，因而每次“冲锋”之时，都有被炮鸣震裂的煤石从顶板上像陨石一般坠落下来，保护我脖子上赖以生存的脑袋之物，即这顶留下斑驳伤痕的矿工帽。这不是任何一顶新塑壳帽可以代替的。
我是“被专政”对象，劳改队长是“专我政”的顶头上司。
既然人家不允许我带走这件苦难的象征之物，我也就只好缄口无言了。“同类”中有人讥笑我痴愚呆傻，说我把那顶塑壳帽偷偷打进行李里就行了，请示劳改队长纯属“八擒孟获多此一举”，老实人不得好报，结果反而把急需获得并且可以获得的那顶帽子给弄丢了……也许是“同类”的揶揄启示了我，下矿井时系在腰间的那条皮带，我就悄悄地裹在我的包裹里，一直收藏至今。
这是一条地地道道的牛皮皮带，它上边的每个小洞孔里都留有我一个个难忘的记忆。记得，我刚刚领到这条皮带时正是夏季，由于身板过于虚弱，腰围过细，不得不用铁钉在这条皮带上自钻新的洞眼，以勒紧我下井穿的工服。劳改队之所以发给井下劳役人员一条牛皮皮带，并不是什么恩赐，而是出于劳动之需。黑幽幽的井下需要矿灯照明，矿灯充电的电瓶（状似一个小黑匣子）就挎在皮带的后腰部位，因而皮带对于每个下井挖煤的煤黑子来说，都是必不可缺之劳动用品。
我很珍惜这条皮带。70年代重返京华文坛之后，尽管我有了“金利来”等名牌皮带，无论造型及美观都远远胜过那条昔日沾满煤尘的皮带，但不知为什么，我还是常常把那条外皮已经剥裂的“老伙伴”，系在我的腰间。记得，在80年代后期，我出访欧洲，行前又把这条皮带系在我的腰间；标致的西装，新潮的领带，高档的皮鞋，虽与那条破旧皮带色泽上明显失调，但我还是让它围在我腰间，陪我一块儿出访。
在德国、法国期间，虽然为此碰到过怪异的目光，我对此装作视而不见，心理上倒也逍遥自在。我独自从奥地利重返德国途中，下榻于金发碧眼的燕珊（中国名字）女士家中时，我的怪异和有失体统终于被她不失礼貌地提了出来。她说她要送我一条皮带，以示友谊之纪念。
我问她：“为什么不送别的，专门要送我一条皮带？”
燕珊女士是个中国通，她说：“中国有句成语，不是叫‘雪中送炭’吗？”
我分明知晓她的用心，还开玩笑地说：“这是维也纳温柔的夜晚，哪有雪？”
她笑了，只好指了指我的皮带：“我觉得，该把它留在维也纳的垃圾袋里了。我们是朋友，你不在意我的直言吧？”
“不行，我要把它系回北京去呢！”我说，“对我个人来说，它的价值可以和拳王阿里腰上缠的金腰带相比。”
“噢？”她耸耸肩，表示十分惊愕。
“我很恋旧，就像你们维也纳人保留着许多古老艺术一样。”我继续与燕珊调侃，“比如，今天白天你带我去瞻仰年轻时贝多芬从德国波恩来维也纳后几处故居，展窗里还保存着当年贝多芬作曲的乐谱，尽管那爬满‘蝌蚪’的纸层，已然褪色发黄了。当然，我这条皮带不是艺术品，可是它可以比喻为中国历史的圆弧……”
我只选故事之一说给她听：在劳改矿井的那个夜班，一块如碗口大的煤石从顶板上坠落下来，不偏不斜，正好砸在了我皮带后面别着的电瓶盒上，我头上的矿灯顿时灭了，我是用伸向工作面的运输车的两条铁轨为指南爬出黑幽幽工作面的。这要感谢皮带拴系着的电瓶盒子，没有它作为缓冲，我的腰骨早就折了。当然，由于我腰后的充电盒子被石头砸烂了，充电用的硫酸流溢出来，我的工服被焚蚀成一片乱布。但我活了下来，我的这条皮带存留了下来。我强忍着疼痛，在矿井坑道积水中打了个滚，站起来又是一条好汉！
我说得轻松自如。她听得却十分吃力。
因为对一个欧洲女子来说，这个地壳之下不是故事的底层故事，离她毕竟太陌生而遥远了。她曾来北大学习过几年汉语，只了解地表之上的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对昔日知识分子在地表之下所承受的蒸煮煎熬，她知之甚少。但是，她还是慢慢地消化了我的每一句话，听懂了我和这条皮带的内在情愫。
“真对不起。”她带有歉意地说，“但愿我刚才说的话，没有亵渎你珍贵的往事。”
“往事已如青烟飘然而去，何以谈到亵渎二字？”我指指我面前的一团烟雾，当时我在吸烟。
我能腰系一条旧皮带，云游在十分讲究穿着打扮的欧洲，在北京我和那条皮带自然更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了。由于年代久远，它变得比刚刚系它下矿井时要柔软；特别是随着我年龄增长和身体不断发胖，那环扣留在上边的一道道印记，抒写着我生命欢悦与苦涩并存的诗情。
它无时无刻不在告诫我：不能少了当年那种在矿井下苦斗之锐勇，不能多了安逸生活中容易感染上的惰性。今年是我的本命鸡年，在癸酉年正月初一清晨，我写下唐朝诗人韩愈的两句名言志于面前：“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富而后工”这个时尚名词，固然能成其方圆，而对于我“穷而后工”之警示，更为贴切。这是我腰间系着的这条皮带给我的人生启示。
1993年3月4日于北京
[临汾情]
李锐说，他难忘我滞留临汾时屋前的石榴树。经他提醒，我当真回忆起我住舍前的5月榴红。它不是一株，而是一排。5月石榴花红，艳得使人感到百花都失去了颜色。
我喜欢淡雅的花儿，正如我畏惧浓妆艳抹的女人似的，这是我审美的正负两极。不过那5月的艳红，确实曾像燃烧的火焰一般，给我这个历经风霜蛀蚀的灰色灵魂注入生命的活力。当时，我需要火的温暖，火的催化，火的吸引，火的燃烧——因为我是从一个冷海里爬上码头的泅渡者，我需要烈焰的回暖和火光的照耀。李锐记住了我屋前的石榴花，怕是有这个内在的缘由吧？
人类生活是需要火的，因而偷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始终被世人所崇敬，尽管那是个结局十分悲凉的神话。我国远古时代燧人氏钻木取火于河南商丘，因而至今商丘仍留有火神台，历朝历代香火鼎盛，这足以证明火对人类生活的至关重要。尧都临汾，就给了我这样的火！
至今，我仍然记得我那间住房的左邻右舍，最北头住着文联搞民乐的老梁，他的头顶因落发而半秃，但人耿直善良，是去劳改农场调我来临汾工作的使者；紧挨着他的那间屋子，住着文工团的编剧张帆，他有个可爱的胖儿子，小家伙圆鼓鼓的脸蛋上长着一双眯缝眼，由于这小家伙的存在，常常使我感到生活的美好；我的隔壁房间，住着一位丁大嫂，她说她也是个1957年的冤枉鬼，因“同病相怜”，她对我有过生活上的关照，有时，她家做点什么好吃的，还叫她的小女儿给我送来。因而，石榴树前这几户邻里，都是暖我心田的火焰，我初到尧都，就感到世界并不都像囚号般阴冷。
毗邻我那间小屋的南院，是临汾蒲剧团。每天早晨，我常常被她们在我屋后练嗓子的高亢的旋律惊醒——窗后是拆除未尽的卧牛城城墙，那些年轻女娃站在残墙的高处，迎着日出喊叫几声，虽然常常使我梦断五更，但我喜欢听那自强不息的生命强音，她们成了催我快快起床耕耘的报晓晨钟。
已故的地区文联主席郑怀礼，是竭尽全力把我从海底打捞起来的渔夫。这位长着枣红脸膛、一生没有留过头发的光头老汉，办公室兼卧室里挂着一幅使我惊愕的漫画。画面上是三寸豆腐干高的武大郎，站在一个标有旅店幌子的店门口招徕店客。旁边的题字是：武大郎开店——比我高的莫进来。郑老对我解释这幅漫画说：“我是反其意而用之，临汾文联求贤若渴。挂这画在墙上，能让我时刻想到纳才招贤，别当一个20世纪的武大郎。”我曾对郑老这幅画久久沉思，因为当时正值“四人帮”覆灭前夕，阶级斗争的大棒还在发挥着孙悟空“玉宇澄清万里埃”的神威，而怀礼老人在政治高压下，敢于把我这颗“尘埃”从劳改农场调至尧都，不仅仅是“武大郎开店”典故之反用，简直是置头上乌纱帽于不顾，铤而走险之举！我着实为郑老之胸襟和气魄所感动。
尤其使我难以忘却的是，郑老老伴从襄汾来临汾时，亲自动手为我拆洗了在劳改队的肮脏被褥；她怕我冷，又絮上了她带来的新棉絮，为我御寒。这种雪中送炭之情，深深触动我这颗伤痛的心。要知道，十几年来我生活的历史经纬里，只有“落井下石”“雪上加霜”的褶皱烙痕，怎么能一下子承受得住这么厚重的人间情意呢？！
因而我曾拉住老嫂子絮棉被的手掌：“别。”
“不。”她说。
我再次恳求她放下棉絮。
她推开我的手，依然如老鸟筑巢一般，一丝丝、一片片，把人间温暖絮在我的破旧棉被之中……
临汾地区文联副主席谢俊杰，是个戴着眼镜的白面书生。我从他身上得到的启迪，是他那条残缺了半截的胳膊。他对我说，由于小时候家境寒窘，在霍县煤矿废矸石中捡煤渣时，玩耍雷管被炸断左手臂。他虽只剩一只右手，但能一只手划火点烟，独臂人能干双臂人的活儿。我和俊杰一块儿去大同煤矿采访井下娘子军时，他在井下行动敏捷，丝毫不比我这个在劳改煤矿干了四年的苦力逊色。在北去的列车上，他对我说：其实人各有各的不幸，关键在于如何对待不幸。当然，他这些话都是对自己失掉一条手臂而言，但我颇受启发。我想：在1957年如果我在两种不幸之中必须选择其一的话，我宁愿去服劳役，而不愿失去一条手臂。俊杰人很善良亦善于交际，他对我这个来自劳改队的“阶级敌人”始终以友相待，并给了我不少生活上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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