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地属晋南，夏日酷热，老关奉郑老之命，给我送来一台电扇，说是怕我中暑。我说：“老关，你代我谢谢郑老的美意，我这个人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已成为习惯，不需要这玩意儿。”老关说：“这是待遇问题，各屋都有，你为啥不用？”我说：“我还想再锻炼一下我的意志，看看环境变了，还能不能承受炎夏的蒸烤。跟你说个事儿，你一定会摇头，在茶淀劳改农场，我还光腚干过活儿呢！”长着梆子头——前出廊后出厦的老关笑了：“那要去了妇女，咋个办法？”我说：“劳改队男号里哪会有妇女出现？是清一色的男儿国。”当真不出我所料，他摇了摇头，不知是不信我的话，还是为我曾裸露着灵肉之躯卖命干活而深感悲怆，转身走了。这个人执行领导决定一丝不苟，到底还是将那台半新不旧的电风扇放在了我的写字桌上。
炎夏当真来到了晋南，面对风的诱惑我采取自我惩罚的办法，就是不把电风扇的插头与电源接轨。“穷而后工”是中国古代文人中流传下来的风范，我信奉它并身体力行。因为我清醒地知道，告别了近二十年文坛的我，正处于反刍生活、积蓄力量，以便重新崛起的前夜。我不能因环境改变，而对自己有丝毫的宽容，我甘愿自讨苦吃。
我抵抗三伏酷暑的唯一办法就是赤背大战，浑身上下脱得只剩一条短裤。文联搞戏剧的老牛，每每走进我这间屋子，都为我这副模样而发笑不止。后来，他给我起个绰号，称我为“秋黄瓜”。据他解释，此绰号来源有二：一、我坐在书桌前挥汗耕耘的时候，赤裸着的微胖的胸背，颇像一条“秋黄瓜”；二、我炎夏很少喝水，而是在书桌旁摆上几条从菜摊上买来的新鲜黄瓜，渴了便咬上几口，以补充体内汗水之挥发。
回眸一望，这间破旧但充满人间温情的小屋，对我在新时期文学的井喷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1978年我在《人民文学》和《上海文学》上发表了重新亮相的两个短篇小说，就是在这间小屋完成的。其珍贵意义，在于当时中央五十五号为“错划成右派的同志改正”之红头文件尚未下达，我已经意识到我的文学生命，历经二十年风风雨雨不但没有死亡，反而孕育了超越50年代之作的文学基因。之所以如此自信，因为我大脑皮层中蕴藏了深厚待挖的底层生活，是它支撑我在文海之中再扬征帆。引起轰动效应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构思于这间小屋，开篇于这间小屋（当然，今天重读此作，使我因窘然而脸红心跳）——许多临汾地区青年作者常到这间小屋来找我聊天神侃，李锐就是我众多青年朋友中的一个。
他原是一个干部子弟，父亲死于“文革”。这可能是我和他得以神交之内在渊源。他从“临钢”来这间小屋找我聊天，既谈文学，也谈社会，更谈人生。记得，有一天晚上，因为聊得过晚，他还在我的那间小屋睡了一夜。我的床大于单人床，小于双人床，对于曾经受插队磨炼过的他和在劳改队睡惯了大通铺的我来说，那张床是够我们睡了——我们当时都没有宽大松软的席梦思的生活概念！未曾料到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走到同一个竞技场来了；尤其巧合的是，在199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小说界》长篇专号上，我和李锐的长篇发表在同一期，并占据了“专号”的全部版面！这使我记起我和李锐同榻而眠的一夜。因而，这座古都留给我的记忆是深刻的、鲜明的。它不仅是使我文学复苏、再生的摇篮，也是我重新步入社会的第一个驿站。这里，不能不提及一笔的是，在尧都，我还接受了作为一个人的考察：1976年“四人帮”覆灭后，“两个凡是”接踵而来。当时，调我来临汾工作的地委宣传部部长郭璞和郑怀礼学长，都为此而承受了压力。在一段时日，曾有人要我写郭、郑的材料。我最初对此拖延，继而愤然反抗，对找我写材料的同志大声吼道：
“对不起，我在劳改队没学会这个本事！”
他说：“你冷静一点嘛，地区有同志过问此事，又不是我自作多情，是奉命来找你了解情况的。”
“了解什么？”
“你是‘右派’……”
我立刻打断他的话：“用词请准确一点，我早就摘了帽子！”
“你总是有这段历史嘛！”他说，“有的同志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我急了：“我没什么可写的。这两个人在我眼里都是响当当的真正布尔什维克。要让我写违心之言，我不能干。干脆，你们送我回原来的劳改农场好了！”
…………
这是在乍暖还寒的岁月，发生在尧都的一段往事。我没有忘记它，也不该忘记它。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活得真实；文人在各种命运的羁绊中尤其不能丧失良知。在临汾，我历经回归成为人之后的第一次考试，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人学”答卷及格。
之后，随着中国大地的冰河解冻，万木回春，对“老右”的改正文件终于下达了。我北京的原工作单位，派两名干部在1978年底来临汾接我返京。我没有急于回京和家人去过1979年的元旦，而是留在临汾与朋友们共度新年。行前，我特意买了花生以及罐头之类的食品，去临汾地委党校探望因给我这个“老右”来临汾文联工作盖了图章并为此而承受了压力的郭璞同志。临汾地委党校在卧牛城之西，离市区有几里的路程，调我到临汾来的使者老梁，陪同我去党校向郭璞辞行。
当天很冷，还刮着五级西北风，我俩骑着自行车，一路逆风而行。身材瘦小、胸襟豁达的郭璞同志，对我究竟叮咛了些什么，我今天虽已无从记忆，但是他的几句话，我却铭刻心扉之上了。他说：“从某种意义上去看你的这段劳改生活，这是你独有的‘财富’，回到北京文坛以后，要把财富转化为力量，就要不断自励自强。多写书，写出一本本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书来。你有文学天赋，又很刻苦，两个因素加在一起，一定会有所作为。”
我没有回答出什么话来，当时的心绪十分紊乱。恍惚记得，我只告诉他在两个月前去西安电影制片厂修改剧本，在那里我完成了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收尾的创作，并在返回临汾时将书稿掷进了西安火车站的邮局。在这篇小说中涉及敏感话题，当然，也牵扯到了我在山西省的某些劳改场里的各色人物。当时，我之所以把这篇小说告诉郭璞同志，不外是提示他这篇作品可能会引起一些麻烦。他是调我来临汾工作拍板的领导，我理应使他知道（小说在《收获》发表后，一个劳改矿山的狱政科长，果然对号入座了，引起了《文艺报》用两期的篇幅，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专门讨论这部作品）。直到天近中午了，老梁和我才离开党校，郭璞同志一直送我到门口，并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不要把路设想得十分平坦，今后你也许还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坎坷。首先是做人，力求人和文的统一。”一个地委宣传部部长，能对人生与文学有这么高的透视力，我怎么能够忘怀这个又矮又瘦的老部长呢？
文联机关的大姚、刘浩是两个象棋迷，我有时与他们对弈于“楚河汉界”，因三人下棋水平都属臭棋之列，因而留给我许多可笑的记忆。机关还有一位年纪最轻的美术工作者王鹰，她是随父亲被逐出水晶城北京，在临汾落脚的。她向往她离开的首都和童年的故宅，常和我聊起她在北京时孩提的生活。因而在卧牛城那些寂苦的日子，我常常能听一个个很遥远的梦！听到我要返回京城的消息，她深深为我祝福，并去土特产公司为我买一袋贡枣，叫我带回北京。
尧都——我难忘的漫长苦旅中的最后一个驿站！
我无法忘却那两年多的日日夜夜。我把人的真诚留在尧都，尧都回赠给我一团助我燃烧的火焰！1979年1月6日的午夜，我登上了返回北京的列车。寒冬更深，人们都来车站为我送行。当列车徐徐开动时，我的眼眶潮湿了——那是一个男人不轻弹的眼泪。
1993年4月7日于北京
[蓝天的诱惑]
大概是在1979年的暮春，我第一次从西安飞回北京。
在那个年代，一般人早已消除了对空中飞行的不安和恐惧，但是对我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当时，西安电影制片厂邀我去改编我发表在《十月》上的中篇小说《第十个弹孔》，在历经一个多月的笔耕之苦以后，剧本顺利通过终审。一天晚上，导演艾水（因癌症病故）到西影厂我住的那间屋子，递给我一张返程的机票。
我忐忑不安地望着他那张黑瘦黑瘦的脸：“老弟，买机票你怎么也不跟我打一声招呼？”
他错误地理解了我的不安神情，眯着一双不大的眼睛，笑吟吟地对我说：“老兄，你是不是在劳改队待傻了？我们厂子请来作家写剧本，路费都由厂子里出，不用你掏自己的腰包。更何况剧本今夏就要开拍，厂里的领导很重视这个本子，不知如何感谢你老兄才好哩！返程路费哪能叫你掏腰包？”
“我还没有傻到那个程度，要真是傻瓜能写出小说、改编出剧本来吗？”我调侃地说，“在‘大墙’被‘专政’了近二十年，专来专去专出一个高智商的脑袋；劳改改来改去使我去掉一身赘肉，给了我一身结实的筋骨。”
“那你为什么……”
“你猜猜。”
“飞机可比火车要快十几个小时呢！”艾水不是我，没有我的经历，没有猜出我的思绪。
我说：“我怕飞机失事。”
他先是惊愕地望着我，后便从惊愕中解脱出来，大笑不止。
那年我四十七岁，刚刚结束“大墙生活”不久。我珍惜时间，更珍惜幸存下来的生命；我不崇尚懦弱，但也不想去承受什么新的灾难。我想：好不容易熬过了七千多天的“老君炉”里的蒸烤，要是这张飞机票给我这个刚刚结束牢狱之灾的不幸儿再带来什么不幸，我真是冤枉死了——这不是一般人都会有的心绪。
也是无巧不成书，偏偏那天晚上我看电视，《新闻联播》的国际新闻中，一架国际客机坠落起火。导演艾水就是在当天晚上，给我送来这张返回北京的飞机票——这是不是冥冥中神灵对我这个昔日劳改犯的一种暗示？
艾水听完我的叙述之后，对我有了一点点的理解。他说这事好办，退了机票，订一张火车票就行了。他又开玩笑地说：“火车可要经过风陵渡黄河大桥的，如果桥身突然塌落断裂，老兄，你可要与黄河纤夫的尸骨为伍去了。”
我说：“我已经往返几次乘火车穿过风陵渡了，黄河子孙当了黄河水鬼，算是生命回炉。”
他走了。
当天夜里为返回北京的归程问题，我辗转反侧，难以成眠。首先因为我归心似箭，才要求尽早离开西安的。按照艾水的设想，先带我去法门寺访访古，然后去古咸阳觅旧，在兵马俑馆以及华清池玩上几天，解除了写作疲劳才放我走。我婉谢了他的一片诚心，坚持速回北京。飞机能满足我速归的心愿，而我又要坐火车回京，是不是对西影厂有点刁难了？我又想到，终究有一天我要坐飞机的，因为“上影”导演葛鑫追踪我到了西影，他和电影艺术家刘琼还特意在西安请我吃了饭，邀请我在北京稍事停留之后，去上海改编我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要是一味拒绝现代化的空中旅程，将要使我失去文学生命中多少有效的时间？最后，我想到我还没有静观过云海和蓝天哩！在飞机上看天看云，或许别有一番情致，去朦胧，看赤裸，那同样是一种文学的感悟。干脆他娘的跳河一闭眼，飞上他一回吧！
第二天清晨我去艾水家里，说我经过一夜思想波澜已然回心转意，就不麻烦西影厂再去退飞机票了。当天下午，艾水送我至西安机场，他说：“什么事头一回，都有点刺激，就像新婚之夜！”
“你这比喻，有点诱惑力。”
“蓝天、云海以及空中小姐，在作家眼睛里都会是诗。”
是的，当“三叉戟”客机飞上蓝天之后，我在心里暗暗自语：从今天起，我怕是真要和蓝天结缘了，舷窗外那湛蓝湛蓝的天空，像是一位纯净明丽的新娘。
1995年4月22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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