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曹茂林]

    人区别于低级动物之处，在于人是有灵魂有良知的群体。

    几年前，我在《北京晚报》上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其内容是寻找一个当年管理过我的老公安——曹茂林。

    曹茂林是北京的老公安了。近日，在写完《走向混沌》第二、三卷之后，我发现了自己感情世界中无法弥补的感伤：那就是三个昔日的爱护劳改队中知识分子的狱政干部，有的走了，有的病了。我在山西劳改了近九年光景，当我1997年回访山西几个监狱时，特意去伍姓湖农场看望一个曾经给予我生存力量的劳改干部陈大琪，场长告诉我，他患了痴呆症，住在外地一座城市医院，愿望落空。今年5月16日，我想把《走向混沌》脱稿的消息，告诉在西城公安分局的董维森（他曾在团河劳改农场当过我的政治指导员），西城分局的韩留柱同志告诉我，他过世已经三年了。我如受雷击，蒙了很久。前几年我还在他的家里吃过饭，共同举杯回忆当年一个专政干部与一个被专政的右派之间的微妙关系，怎么转眼之间，一个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刻见地的老公安，就被疾病送到天国了呢？

    在我感叹人生祸福无常之际，便更加怀念一直不知去向的老公安曹茂林来了。60年代初期，我在塞外的营门铁矿劳改时，他是给予我温暖的第一位劳改干部。1961年工业下马，劳改矿山要向地处东北边陲的兴凯湖转移，我的老母亲拉着我年仅四岁的小儿子，来到中转站北苑收容所看望我时，曹看见我母亲泪眼汪汪站在那儿，被我将要下放到北国边陲的消息惊吓得不知所措的时候，把我叫到一旁，低声对我说：“告诉你老妈妈，你们‘右字号’的不去那块地方，你们去津北的茶淀农场。但是你不要告诉别人。”

    当我母亲听到这一消息时，她立刻如释重负地不再流泪。其实身为专政干部的曹茂林，完全可以不把这个消息告诉我，而使老人在一旁独自神伤；他之所以把这一消息通知给老人，不外是受善良人性的驱使。在那个年代，能够有曹茂林般心肠的劳改干部并不多见。这一小小细节，不仅使我牢记一生——当1979年我重返京华时，我的母亲还没忘记这件事，她说：“虽然，那只是一句话的事，你可不能忘记人家——不然的话，我就没有力量走回咱们家了。就是强打精神拉着孙子能回咱那十平方米的小屋，怕也会生上一场大病！”

    曹茂林是个与众不同的老公安。他的长相也有着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两只眼睛一大一小。那只大眼睛可能得了沙眼之故，风一吹就不断垂泪。工业下马，我们刚到北苑中转站等待转移时，他因为要料理许多事情，便把他的印章交给了我（凭他这枚印章，可以给病号开病号饭，可以在大院自由穿行）。我清楚记得，他把印章交给我时叮咛我的话：“该怎么对你说呢，我想国家将来总有一天，还要用上你们知识分子的。在等待转移的日子里，你把几百号人的生活管理起来——特别是对你的‘同类’，你要特别关心。有病的看病，该吃软食的开病号饭。”他说的“同类”一词，就是指那些落难的老右。在60年代初期，能有这种目光的劳改干部，在我的记忆里，似乎只有曹茂林一个，因而我对他的印象，称得上深入骨髓。

    尤其使我终生难忘的，是他带队去边陲的劳改驿站前夕发生的一件事。由于行程急迫，他在行前的晚上，来我住的监舍取他那枚印章。我只是两眼凝神地望着他，他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是问我还有什么事情，有要对他说的没有。我突然想起在矿山的时候，我的一只英纳格手表和我年轻时写作用的一支螺纹派克笔，上缴给了一位主管财务的队长保管。那位队长也是要去东北的，可是他只把那块手表退还给了我，那支派克笔却一直没有还给我。虽然当时我已无提笔写作的权利，但那支笔是我昔日写作的纪念物。曹茂林听了我的自述后，脸涨得通红。他责怪我道：“你为什么不找那位队长要回来？”

    我难为情地说：“我找过那位队长了，队长说行程太急，来不及找了。”

    “岂有此理，在这儿停留这么多天，怎么就没有时间找一支笔呢！”我过去从没见他发过火，那一刻他的脸由红变紫，“你放心，到了东北我一定给你把那支笔找回来！”

    第二天，他们就踏上去东北的行程，把我们一批右派甩在了北苑。我为此事心里十分后悔：身子都掉在井里了，还考虑耳朵干什么？今后我是以修理地球为生的劳改人员，一支小小的派克笔对我又有何用？这不是给曹茂林心里添乱嘛！大概是在一年多之后，我们这些随风飘来飘去的草籽，从北苑调往茶淀，又从茶淀农场转移到了团河农场；关于那支派克笔的事，早就被我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有一天，右派队的政治指导员董维森（前文中提到，现已西归的那位公安）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有我的一件东西，几经周折转移到团河来了。说着，他拿出一个小小的木盒，里边躺着我的那支在50年代写下了三本书的派克笔。

    我对董维森讲了这支笔的故事。他笑笑说：“哪个行当里都有贪吃的老鼠和捉鼠的猫。现在它远行千里，物归原主了，你把它好好收起来吧！”我当时心情十分激动，做梦也没想到它能从五千里之外的地方飞回到我的身边。因而我恳请董维森如果能见到曹茂林，替我向他表示谢意和敬意。他当时答应下来了，但是他说劳改系统的干部，难得有见面的时机——何况，他并不认识曹茂林，就更难上加难了。

    …………

    直到1979年我结束了劳改生活，从山西回到北京以后，我去董维森的家中叙旧，又向他谈起曹茂林的事情。我说我母亲让我去看望一下这位老公安。董非常理解我母亲和我的心情，但是他当时在西城分局搞预审，工作繁忙可想而知；不知他是忘记了这件事，还是没有时间去查找曹茂林，我一直没有查找到曹茂林的工作去处。此情不了，心中难平——因为他的身上具有人类最为珍贵的廉正和善良。特别是在我《走向混沌》三部曲脱稿之际，我怀念曹茂林的心情，骤然升至沸点。在百无良策可觅之时，便萌发了借《北京晚报》一角，寻找老公安曹茂林的念头，望知情者能在便中够告知一二；当然更希望曹茂林本人或他的家属能看到这张报纸——我急切想去探望这位外表朴实无华，而内心蕴藏着闪光金子的人。

    1998年5月26日于北京

    [圆梦羊耳峪]

    7月28日的晚报披露了《寻找曹茂林》一文后，29日上午电话铃声不断。我实不知读者从什么渠道查找到我的电话的，截至中午，有十几个电话打到我的家里，晚上我就与曹茂林通上了电话。在拨打电话之前，我心里有些不安：我们已分别三十七年了，一个囚号记起劳改队长，如同学生难忘老师；可是让教过无数学生的老师记住每个学生，那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因而，我在打电话时，握着听筒的那只手是汗淋淋的：

    “你还记得我吗？在‘工业下马’的那年夏天……”

    “记得。我们是在1961年的7月1日转移的。”他打断了我的话，“当天抵达北苑中转站。只是你文章中提到的那支派克笔，我记忆中是紫色带螺纹的。是我记错了，还是你写错了颜色？”

    我仔细分辨着电话中的声音，依然是当年的曹茂林。当然历经三十多年，他的声音显然苍老了许多。但是一个老公安记忆力是惊人的，他竟然毫不费力地记起了我，并记起我们大转移的具体日期。他告诉我他已离休了，现在家住在房山羊耳峪的“燕化”宿舍楼。我说我急于去看他，他说他也很念旧，只是他住的地方很难找，可以让他在市内工作的儿子曹健带路。他的儿子曹健在骨伤针灸学院工作，我和曹健商定了一个具体的日期，找了一辆车子，就匆匆奔向地处北京西南的房山。

    那天是7月14日，北京的夜雨乍停，天空出现少见的湛蓝。我的心也像阴天放晴一样，豁然开朗。多少次的寻找，多少次的怀念，都在这一天得到了回报。坐在车里，我仔细打量他的儿子，宽宽的脸与老曹有相似之处；但是这一代人，显然有超越上一代人的挺拔。曹健告诉我，他爸爸虽然早在1943年就参加革命了，但是命运尽多羁绊。“您想想，一个在阶级斗争万能的年代，一个同情落难知识分子的专政干部，能够一路顺风吗？！‘文革’前他从东北劳改农场调回北京延庆砖厂工作，‘文革’中把他当成打靶的靶子，是很自然的事。爸爸不仅对您一个人同情，对所有受难知识分子都抱着惋惜的态度。您那篇文章一发表，爸爸接到了几个陌生的电话，都是当年‘老右’打来的，其中有工程师，有学者……爸爸当年都曾管理过他们。”

    曹茂林对此也一直难以忘怀。当我走进“燕化”宿舍楼与他叙旧时，他告诉我当时他只觉得知识分子都是建设中国的有用之才；但是一个劳改干部的权力有限，他只能尽力而为。在他的记忆里，曾有一个大学里来的右派，以哲学中“否定之否定”上书有关部门，对60年代的国情现实提出意见。曹茂林当真翻阅了哲学书籍，弄懂这个哲学名词的含意，经过思考，他觉得这位大学生的意见是对的。可是限于他的身份，又不能公开表示出同意他的看法；百般无奈之际，他只好找这位学生谈话，隐喻地提示他此举对他不仅无益，还会惹来不少的麻烦。曹对他说：“你不是相信历史吗？那就等待历史作结论吧！”曹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挽救这个大学生不被戴上“恶攻”的帽子，因为在那个年代，劳改队里的右派再加上“恶攻”罪行，轻者要被判徒刑当犯人，重者后果就更怕人了——他回避了“杀头”这个怕人的字眼。

    三十七年不见，曹茂林变成了一位老人，他的头发脱光了，后背也微微弓起。但是当我和他面对面地谈心时，我面前闪动的，仍然是他戴着白色大壳帽时的警察形象。我特意带来了那支失而复得的派克笔，并把它举到他的面前让他辨认。他看了好一会儿，仍然记得他退回的那支派克笔，是一支紫色的螺纹派克。

    我说：“是不是你还给另一个老右退还过另一支笔？”

    他想了许久：“那也可能，因为在劳改队匆忙的调动之后，我还给劳改人员寄过拖欠的工资。劳改成员也是人，一个公安人员要把人家当人看待。那支紫色的螺纹派克，也许是寄还给另一个老右的。一个头上顶着国徽的公安人员，是不能克扣罪犯的血汗钱的。”他讲这些话时，神情安详自如，没有一丝炫耀的心态——这就是三十七年之后的曹茂林。

    他的住舍十分简朴，我们谈话的沙发旁边就是他的一张单人床。他的老伴在1964年就因肺病离他而去，当时身在劳改工作岗位上工作的他，无时间和精力照顾他的几个孩子；此时孩子们都忙于自己的工作，只剩下他一个人在羊耳峪独居。见景生情，我的心情不禁有些苍凉：论革命资历，他在房山地区是仅有的几个老革命之一；论工作业绩，他深刻地洞察时代趋向，是个有见地的老公安人员——特别是他转业到“燕化”工作以后，在建设“燕化”上曾付出过他的全部心血，何以会是这般处境？尽管曹茂林是一个从来不计较生活待遇的人，我内心还是为之失衡。但我只是个文化人，只有写字用的电脑听我指挥。奈何？

    时间已近中午，我站起身来，请老曹和他的儿孙到附近饭店吃饭，以答谢昔日关怀之情于万一。但是老曹匆匆用双臂拦住了我，他情真意切地说：“这怎么行，你是客人，我是主人，饭我都准备好了。”争执不过老曹，我在曹茂林家里吃了一顿简单但又别有一番情意的午餐。我无以答谢，送了点补品给老曹，以表示我祝愿好人健康长寿的心意；又把我带来的几本写昔日劳改生活的著作赠给了老曹，作为我回眸历史往昔的感情的回报。

    1998年8月1日于北京

    [叩拜冰心]

    冰心老人走了，那么多人给世纪的文学之母送别，令人神伤不已。是由于送别者太多了，还是什么别的难于言喻的原因，我没有去八宝山灵堂为老人送行。老人辞世以后，因为悼念的文章很多，我也没有写上几行文字，以抒心情之郁郁。之所以如此，我心里还深藏着一丝慰藉，那就是在众多的文学后来者中，可能只有我给冰心老人磕过头；那份虔诚，怕是胜过一切文字和语言的表达。

    那是1990年冰心九十大寿的那天，我与谌容抵达冰心老人家中时，萧乾老先生已然在座。我没有给冰心老人带去什么生日礼物，但是我给老人背诵了一段我在儿时烂熟于心的《寄小读者》中的一段。我生平木讷痴呆，不会逢场作戏，之所以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后来又来了一些同行和记者）当起了不称职的朗诵演员，全然是对老人的崇敬所致。本来，我的一片心意表达完了，也就算是我对老人献上了生日的贺礼；偏偏这时候谌容“将”了我一军：“不行，这口头上的贺礼，不能算数，要来点真格的。”我不知她所谓的“真格的”是什么含义，灵机一动，我记起我给老人带来了一本刚刚出版不久的《走向混沌》第一卷，立刻拿笔在扉页上写下如下的话：“敬献给文学前辈冰心——愿这一段中国的历史暗夜，永不卷土重来。”双手捧献给了冰心。记得冰心老人当时十分激动，她动情地对我说：“你承受的苦难，比别人要沉重。这本书就是见证，绝不能让那段历史重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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