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冰心的外孙陈刚两次到我家里来，为我拍照时（他是摄影爱好者）对我说：“我外婆说起您给她磕头的事儿就笑。她说您没有文坛中的华而不实。”我想，我与老人日常接触不多，老人对我有这种认知，很可能是我给老人磕头留下的直观印象太深之故。大概也是90年代初期，龙应台从德国来京，要我陪同她去萧乾先生家里看望萧乾先生。未曾料到的是，萧乾先生那天又风趣地谈起我给冰心磕头一事。他说时尚文坛中多了轻飘，少了沉淀；在敢于讲真话的作家中，我算是其中的一个。他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印象（事前，萧乾先生曾特意为《走向混沌》给我寄来一封感伤的信），是冰心老人读过《走向混沌》后，对他说起过的感慨。
我想，能有冰心老人的这样一句心语，也就够了。这次老人走了，出于文中开篇时提及的那些原因，我没能给老人送上一朵红玫瑰；但我有朝一日，会到她老人家的墓碑前去再次磕头。
1999年4月于北京
[难忘的两个瞬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岁了。其间，虽然我有五分之二的时间去承受那不公正的惩罚性劳改，但是在这五十年中，我仍然有着不少美丽的回忆——其中的两次感情高峰是我终生难以忘怀并无法淡化忘却的。
头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10月1日。那年我十七岁，在北京师范学校读一年级，可以说是个刚刚迈入青春门槛的毛头小伙。虽说我的年纪不大，但对旧社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凉画面，有着极深的感知。我是少年时代从农村进入北京的，给我当时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走街串巷的大粪车。有一次，几个北京恶少，在我住的玉皇阁夹道，拔掉了粪车后的木塞，多半车大粪汤子，流淌在我姥姥家门口。两名巡警闻讯赶来，一手捂着鼻子，另只手用枪托殴打那个拉粪车的老人。我是隔着门缝看这幕人间悲剧的，从而记住了解放前流传于北京的那支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
当然，让我痛恨旧中国的不只是粪车事件。它的腐败，它的无能，它的千疮百孔，它的遍体鳞伤……都使我这个初涉人世的少年，感到透心的冰冷。加上我幼小年代读的一些文学作品中，人道主义中真善美对我的熏陶，我对头戴大皮帽子进入北京城的人民解放军，是充满了敬爱之情的。因而，那年在十月一日国庆游行的前夜，我激动得夜不成眠。凌晨2点，游行集合的电铃声响了，我随着学校的游行大队，从西城官园步行到东城南长街待命。直到上午10点，学校的队伍才混同其他各路队伍，浩浩荡荡地通过天安门。我们走在远离天安门的南侧，因而不得不跳着蹦着向毛泽东遥望，在高呼“毛主席万岁”之际，脸上已然热泪横流。
眼泪有两种：一种是悲伤的泪水，另一种是喜悦的泪水。儿时，与小伙伴们嬉戏时，不知抹过多少次眼泪，可是那些泪水，都是为受了委屈而流。由于亢奋至极而泪雨纷飞，怕是我从幼年到青年时代仅有的一次——那就是在国庆节的游行队伍里的泪雨纷飞。我至今仍然十分珍惜那次的泪落，因为那一滴滴晶莹的泪水，都是从我心泉里流淌出来的无字诗章——尽管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一篇文章问世，但是我的文学生命，是在那一天孕生的。在1950年北京的《新民报》副刊上，开始出现了我倾吐的赤子儿歌。之后，在《光明日报》特别是《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我踏上了文学的起跑线。
是云雀？
是百灵？
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的纯真年代。当时除了对文学的挚爱之外，我还是学校篮球代表队的前锋。篮球队的队名是我起的，名字叫作“赤子群”，这个名字被印在背心上，到其他学校去“南征北战”。我想，用不着多说什么了，这个球队的队名，就是我内心的一幅精神肖像写生。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及这件往事，因为其中曾引发出一个我难以忘怀的往事：有一天，学校里过问了“赤子群”这个名字，过问的含意不外是因为它太超然了；球队队长兼学生会主席孙玉华，曾向我转达了校方的意见。从此以后，“赤子群”便消失了，被更换上千篇一律的名字。
当时，我的心情不太愉快。但也仅仅是瞬间的失欢而已。但是当今天我回首往事时，咀嚼出我当时已然有了不妙的前兆。生活不仅仅是文学的孟浪，更不是诗的基因组合成的华章，生活中还有撕裂和干预它的强力——那就是我当时并不理解的政治和隶属于政治的共性。用显微镜看看当年的往事，好像能够找到我1957年厄运的蛛丝马迹了——尽管我曾为她的孕生喜泪横流，并为之雀跃欢呼……
我的第二次感情高峰，是新中国成立二十七年之后的事情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1976年10月上旬的一个夜晚，我正在伍姓湖劳改农场的一间窑洞里，统计着“同类”们当天的劳动成果。突然从临汾来商调我去该市文联工作的苏家栋同志，出现在我的窑洞里。他是为调我离开劳改单位而来的，我当然为此而高兴，因为我终于要重新拿起笔来耕作了。但这并不是我感情冲动的高峰，中国历史还处于冰冻时期，即便是我从此结束劳改生活，也仅是不幸中的一个幸运者——中国大地上的众多血肉生灵，还处于噩梦之中。走了我一个，并不代表冰河解冻，春光已普照在千家万户的窗棂。就在我与苏家栋谈及未来工作之际，我的同窗王臻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他把酒瓶往我的桌上狠狠地一蹾，不顾旁边还有外来的客人，纵情地对我喊道：“喝酒！今天来个一醉方休。”
我愣住了——是不是王臻又犯了疯癫症？他过去曾自杀三次而未遂。第一次自杀是在青岛返回天津的客轮甲板上，第二次与第三次都是在浙江的富春江上。算他命硬，三死而不死，我们都叫他阎王爷拒收的“济癫僧”。临汾来的客人，面对这个20世纪的活济公，更是不知所措，惊奇地盯望着我的这位同窗，不知该如何表态是好。没有办法，我只好对他说：“我们正在谈正事，要喝酒明天我陪你。行吗？”
他石破天惊地喊了一声：“你们知道吗，王、张、江、姚给抓起来了，这天大的喜事，为什么还要等待明天？”
最初，我们还不知其所云。历经片刻的死寂之后，连临汾来的老苏，都被他的话震惊了。这间窑洞太小，这个消息太大，致使我们面面相觑了好一阵子，才开始恢复了人态。我警告王臻，这可不是说着玩儿的事情，如果是谣言，传谣的后果是要上断头台的。王臻一边用牙咬开酒瓶盖子，一边认真地说：“这群龟孙，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该他妈的跟咱们换换班，到监狱里来了。”之后，他告诉我和老苏，农场职工队有人听了“美国之音”，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件大快人心的事儿了。说到最后，王臻一边往茶杯里倒酒，一边对我俩说道：“你们爱信不信，反正我信这事是真的。物极必反，这是老祖宗留下的名言。”
我虽然也相信这一天必然到来，可没想到日子来得那么快。再说，旁边还有个外来的客人老苏，人家的身份是个干部，与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不是一个窝里虫儿，这个活济公一下把天捅了个窟窿，送来这么一个消息，我该怎么表示心态才好呢？大概是老苏看穿了我的心思，便直接朝那桌上的酒杯走去，把杯子端在手里对王臻说道：“想不到你们这儿的消息，比社会上来得还快。我相信这绝不是空穴来风，是到他们下油锅的时候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为了庆祝王、张、江、姚连窝端，我先喝了这杯酒。”说着一扬脖，把半杯酒倒进了嘴里。
这是我历经的第二个感情巅峰。不同于第一次国庆游行时泪雨纷飞的是，我被生活磨砺得死了心里的泪泉，再没有眼泪洗面的场景。为庆祝这些政治恶棍的覆灭，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点着了窑洞里的炉火，拿出几个鸡蛋来下锅。好在当时我已是快要飞出笼子的一只鸟儿，队长不再过问我的事情，我们三个不同身份的知识分子，一边喝酒一边痛骂祸国殃民的丑类，直到第二天凌晨。王臻能喝，老苏善饮，我又从来与酒没有绝缘——我们三个人喝了一瓶半白酒，直到感到飘飘然才停杯睡去。
三年之后——中国的历史新时期到来了。
当然，给了我丰富营养的还是那更多的无数个瞬间的组合。它们组合成五十年的一万多个日日夜夜。就是这些日日夜夜，圆了我少年时代的文学梦想。我想用昔日一个名叫曹尔驷的友人题赠的扇面诗，作为本文的收尾。诗曰：
何须惆怅惜春迟
二度梅开花满枝
昔日霜尘化诗雨
朝花何妨到夕拾
流水落花红颜去
沧桑历尽大道直
唯求肝胆如冰雪
放眼山花烂漫时
我想，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肖像画，中国的过去和未来也都蕴藏其中了。
1999年6月28日于北京
[书斋逸事]
[一]
我的书斋，没有别号。古代的书香门第，宅有斋名，人有别号。直到我的父辈人，还一直沿袭着从氏祖传家风，父亲本是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理工科的，本名从荫檀，却有个字“紫梓”的大号。叔叔当年是在辅仁大学学文的，当然就更不能例外了，他本名叫从荫芬，但在40年代的天津《大公报》副刊上，发表一些模仿“白朗宁”夫人新潮的十四行诗的诗作时，却总用其别号“陆人”的署名。中国古文化的胎记，传到了我这代人，算是“断电”了。
前几年，文怀沙老人来我家做客时，与我聊起家史，他说我的书斋也应有个名字，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叫“听风居”为好。同时，他给我起了个“微曦”的别名。文老引经据典地说出不少的依据，听起来都能自成方圆。他说“微曦”二字不仅与“维熙”谐音，还代表着死而复生、又一轮朝阳升起的意思。至于“听风居”的斋号，完全挺符合我那条“路曼曼兮”的囚徒生涯，稿尾签署上这个斋号，则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当时，我虽对老人表示了真诚的谢意，但是事后并没有兑现文老的馈赠。之所以如此，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大概出于我不喜欢现代的乐章里，夹杂着古代曲牌的音符之故吧！我已然是黄昏斜阳年纪，以初升的朝阳自喻，有孟浪过度之嫌；“听风居”的斋名虽然与我的生活十分贴切，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过历史泥泞之路的人太多了，索性作罢。
尽管如此，我不能不认知怀沙老人的古文底蕴深厚。“听风居”的斋名，就起得十分得体。风是什么？它原本是天宇间的自然产物，记得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与几个文友踏浪南海西沙，在一个方圆不到两公里的“鸟岛”上，我曾读到过守岛战士写在黑板上的一首诗，标题就叫《风》：
什么是风
什么是风
它来无影
去也无踪
小草低头
大树鞠躬
海浪翻卷
那就是风
当时，我十分为这首小诗动容。我想那是守岛战士不断接受台风洗礼而抒发的内心感触。他写的风，与昔日中国土地上的政治台风，有着绝对的相似，这首小诗给我的感触也最深。如果把这首小诗寓以社会内涵，很自然地让人记起了1957年的反右，“文革”时代风的绝对声威。小草可以喻为庶民百姓，大树可以喻为高层百官，在那怪诞的暗夜，不都一起低头弯腰了吗？！以此小诗的巨大容量，来丈量文老给我起的斋号，也可算是天衣无缝，完美至极。更何况我写的一个个悲情故事，大都是与中国的“季候风”密不可分呢！
我生性木讷，可能是我谢绝斋名的根本原因。我喜欢默默耕耘的牛，而不喜欢斗牛场上的牛。我想，如果标上一个斋号，如同以前的酒店前挂上一个酒幌那般，只起个招牌的作用——读者从来不关注你的文学招牌，而关注你的酒味是否醇正。因而，我愧对文老的一片诚心了。
这是有关书斋的一段闲话。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