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20世纪50年代，我有两个书橱。那时我刚刚步入文坛，买了许多中外文学名著，家里没有地方放了，便从一家卖二手货的信托商店，买来了两个硬木的大书橱。当时我的工资是每个月七十六元九角，那两个书橱，花费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我不知那卖书橱的是个什么人家，从那书橱的质量上看，一定是个破落的书香门第。我很喜欢它，紫红色的外形，隔板都是硬木制成，因而那一摞摞厚重的书摆放进去，书橱内外都不走形。《鲁迅全集》自然不可缺的，其他书籍也多是古典文学作品。我把我最喜欢读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和我国作家孙犁的作品，摆放在书橱内最醒目的位置。其他作品大多是世界文学名著和我幼年时读过的中国古典文学，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的书籍。

    书橱就是我的一部历史。在我身陷囹圄后，书橱中的书先是蒙尘，后来为了生活糊口，我母亲把一本本、一部部的书都给卖了。母亲虽然是个接近半文盲的妇女，但她知道那些书是儿子的魂，而家中的一老一小（我的刚刚几岁的儿子），在大饥饿年代要吃饭不说，还要往劳改队给我运送食品。因而，书橱里的书便越来越少，书橱越变越空。那时候的书虽然不值仨瓜俩枣的钱，好在当时物价很低，一老一小喝粥吃窝头时，买个咸菜疙瘩什么的，还是有点作用的。记得，我难得有一次从劳改队回家探亲，见空空的书橱中，少了《鲁迅全集》和屠格涅夫的全部著作，心中顿生悲楚之情。我当真想对母亲说上两句感伤的话，可是话到唇边，我突然关住了闸门：这难道是母亲的过失吗？你为什么非要在1957年当上右派呢？当上右派以后，还不知道嘴上挂锁，又对“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说三道四，才被送进劳改队的。你把家中的一老一小弄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迁怒于人的道理。真是愧对母亲和孩子了。于是我告诉母亲，不必问我什么书该卖什么书不该卖了，必要的时候，连书橱也一块卖掉。

    母亲始终没有舍得变卖书橱，直到“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候，我母亲才把那书橱卖了，当时没有人买这东西，母亲央求人家收下，劈了当柴火烧。当时她身上已然挂上了“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处在生死界的十字路口，一切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从此，我连书橱也没有了。我本来就是个劳改犯，还要书干什么用呢！当时我已浪迹山西，随身携带的杂什里，倒是有我1957年之前的三本著作，还有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以及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等一些书籍；到了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住的窑洞被查抄，那些书被收走了一大半。我自己的著作，自然在没收之列。那几本俄罗斯作家的书，还有一本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是我费尽口舌才得以保留下来，跟随我继续在山西的劳改煤矿和劳改砖窑流荡。直到我离开最后一个劳改驿站伍姓湖时，我把它送给了曾经三次自杀而未遂的难友王臻。留给他这几本书的意思，是让他好好地活下去——因为那些书，都是激励人勇敢面对困境而不颓废的。

    至此，我已是个没了书橱和书的人——我的姓名也只是个符号，他的真名叫囚徒。

    [三]

    1979年重返京华后，家里成了一座空巢。室内四壁皆空，当然书和书斋就更无从说起了。历经二十年像鸟儿衔草絮窝那般，我有了近万册藏书。

    在我劳改期间，我的儿子学了一手好木工活儿，环绕四壁的方形书橱是他与木工们一块打成的。那不是当前市场上卖的那种“驴粪蛋子——外边光”的摆设，为了能装多装书而不被压散了架，不仅隔板木料加得厚厚，而且选了优质的硬木当支柱，因而尽管那么多的书站在橱子里，书橱依然像它的主人一样，腰板挺得笔直。不过近来我对书橱忽然有了一种负罪的感觉，之所以如此，因为我在打扫书橱中的积尘时，发现了有一些书籍中的赝品，也堂而皇之地端坐其中。那些往日以标语口号冒充诗歌的伪作，那种过去以官扮文装点风雅的次货，以及那些在时间磨砺下显露其失血般苍白的许多文本……何必让它们“驴戴礼帽——假充圣人”，也人面狗脸地和那些血肉之作鱼目混珠地一块杂居呢？

    于是我在写作之余，开始了文海的打假工作。不打不知道，一打吓一跳。让我吃惊的是，越是官爵行文的“作品”，印得越是讲究豪华。比如，我见到一本不知什么时候走进我书橱的诗集，其作品充其量不过是标语口号的改头换面，可是在前面印上了许多官员、时尚名人给该书的题词，还有相当数量的照片，是与大人物的彩照合影。我把小阿姨找来，对她说：“这本书你拿到门口当烂纸卖了，不愿意卖愿意留着当画看也行，反正这权利归你了。”她有些吃惊地看着我：“印得那么好的书，您为啥不要了？”我跟小阿姨说不清楚，便找个借口说：“书橱负担太重了，让它轻松轻松。”

    有一天，她到楼下把它卖给了收破烂的，回来就后悔了，她说卖不到几块钱，还不如当画看呢，可是那里边又有文字，不是画书。因而，面对着我挑出来的另一堆书刊，她当真不知如何处理才好了。最后还是我给她出了个主意，她妹妹在农贸市场上卖杂什，把这些书刊撕开，可以当包装纸用。她有点舍不得，左右为难了一阵，最后还是拿到她妹妹那儿去了，至于是否做了包装纸用，我没有再去过问——我心里难过的是，我们中国纸张匮乏，每年需要进口纸浆和高档纸，要花很多的外汇；而把这些进口纸张，用在了一些非驴非马之作上，不是一笔惊人的浪费吗？我还想到，书籍虽然并非价值连城的真正古董，但是它也该是有灵性的东西，那些早已死了血肉的文字僵尸，不管它印刷得多么精美，一律当垃圾清理出书斋，是件去伪存真的事情。从那时起每每写作累了，去书斋清理文化垃圾就成了我的本能行为。

    说实在的，这是一件很残酷的事儿，因为自己也曾生产过文化垃圾，酷就酷在对自己也要一视同仁。当然对内对外还是有一点差别的，我把自己的垃圾从书橱里取下来，没有交由阿姨处理，而是把它放在一个角落，以供自照镜子和警钟长鸣之用。一个没有自审意识的作家，一个从不用镜子照自己的文化人，自恋地在那儿堂而皇之地指手画脚，使人想起堂吉诃德般的可笑和可悲。当然，这既是书斋之内的逸事，又是书斋之外的逸事，文化人的“自恋与自审”是个大话题，非这篇小文能够说清楚的问题——书斋逸事，就此搁笔。

    2000年7月修订于北京

    [挂满提琴的古屋]

    离开这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已经整整五十年了。1954年我在《北京日报》当记者时，租住了这个院落的三间西房。那时南屋住着青年时代留学法国的法文翻译家金满城，东房住着那末代皇帝侍卫官的家室霍家；北房是房东刘家自住，按当时的称呼，刘家是个破落的资本家。院子中间有一个大花坛，里边种着些花草和几株向日葵。从四合院的外院进来，通向内院的过道上方，有一架蓬蓬松松的藤萝，它像一把张开的大伞一样，让走进院子的人，感到浓郁的绿色和扑面而来的花香。

    我之所以难忘这个院落，是因为那儿留下了我青年时代的脚印。其中有奋斗的高昂之歌，也有催人泪落的凄楚之调。我在这儿结婚生子，我的第一本书在这儿问世；1957年我又是从这儿跌入人生谷底，从这座四合院走进劳改队大墙的。人是有情物，不是“狗熊掰棒子——一路走一路丢”的低级动物，记忆深处的东西总是魂牵梦绕，让你挥之不去，因而半个世纪过去之后，我萌动了到老巷故宅访旧之心。

    去年一个宁静的夏日，我开始了百感交集的寻梦之旅。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虽然我相信那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不可能被当作危旧房屋拆除，但是由于近五十年的光阴流逝，有些故人怕早已离开人世了。还算顺利，出租车司机拉着我，很快找到了梦魂萦绕的老巷。这条小巷有过它的历史沧桑：在“大跃进”年代、全民“大炼钢铁”的日子，美丽小巷的西头突然拱起了一个像坟头似的东西——那是炼钢炼铁的土窑。白天冒着滚滚浓烟，夜晚炉火通明。我那时已然进了囚瓮，因而无缘于全民“超英赶美”的大炼钢铁的劳动，但是南屋住着的翻译法国左拉作品的大知识分子金满城，曾被勒令参加“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劳动。记得，有一次我从劳改队回家看病，也被划成右派但没有被送进“大墙”的金老，小声对我耳语说：“地地道道的‘乌托邦’行径，把一座文化古城弄得遍体鳞伤。”我是个“一回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劳改犯，能对一个同命运的老人说些什么呢，只能竖直两只耳朵听完之后，默默地点点头。

    半个世纪过去了，那历史斑痕早已消失，昔日小巷尽头拱起土窑的地方，变成今天的一个停车场，停放着五颜六色的轿车。故宅临街的门楼依旧。在临街门房里，原来住着的是高姓一家人。高老头每天喜欢哼唱京剧，喂挂在他窗前鸟笼里的百灵；此时，不仅没了那百灵的叫声和诸葛亮《空城计》的唱腔，连那微微驼背高老头的影子也消失了。我想：这可爱的老头子，可能早就去了天堂。外院原来住着姓迟的一家人，曾与我家的命运，有着极端的近似：迟家男主人先于我被打成“反革命”，下放到东北边陲劳改，女主人每天靠看管商店前的自行车，艰难地喂养她生下的几个儿女。曾记得，在我出版第一本书时，曾拿出一点稿费，帮助过那累断了筋骨的母亲。后来因为我也进了大墙，便与那迟家人的命运同色了。即使是这样，同病相怜之情，使我铭记于心：有一天，迟家女主人上班去看管自行车了，把没有人看管的小儿子反锁在屋内。那男孩是个淘气的娃子，向往窗外的世界之大，竟自己打破了窗玻璃爬出屋子；残留在窗子上的碎玻璃锋利如刀，割得那个小小男娃血迹斑斑，倒在地上哇哇痛哭。当时，尽管我母亲的生活也非常艰辛，还是抱起那可怜的孩子，匆匆地奔向了附近的医院。时光荏苒，五十年弹指而过，昔日故人已全都消失了踪影，但在遥远历史的回声中，还回荡着受难者之间相濡以沫的真情。

    从四合院的外院走向内院，在走过夹道时，我抬头寻找那架曾经开着紫色花朵的藤萝，不要说花影，连它的枝枝蔓蔓都消失得踪影皆无。走进内院，我寻觅昔日院子里的花坛，那儿已成了一片平地。一个弓背的白发老太太，正在檐下清扫灰尘。

    我走了过去：“请问……”

    她回过头来，反问我答：“你找谁？”

    从她那清癯瘦削的脸上，我辨别出她是这所故宅女主人，因而兴奋地叫了一声：“您是刘嫂吧？”

    她迟疑了片刻，蹒跚地走到我跟前，在我脸上盯了好一会儿，突然伸出她的两只手，把我的手抓到她的手中：“你是……你是……维熙？这不是做梦吧？”

    刘嫂是近视眼，年轻时鼻子上总是戴着一副白色的近视镜。由于房东刘先生的阶级定性纳入资本家之列，因而尽管刘嫂心地善良又有文化，也没有找到让她称心如意的工作——“文革”之前，她在东四人民市场当售货员，一直干到退休。当年，在我身陷囹圄之后，她不仅常常照顾我的老母亲和我年幼的儿子，对我的帮助，更是让我难以忘怀：记得在热火朝天的“文革”年代，母亲因为有我这么一个儿子，她的胸前被造反派挂上了“反革命”的大木牌。木牌上方是一圈铁丝，严丝合缝地套在她脖子上。记得，有一次我从劳改队放假回家探亲时正逢盛夏，那一圈硬硬的铁丝，一直勒进她的肌肉之中。入夜，刘嫂把我叫出屋子，轻声对我说：“你妈胆子小，睡觉好挂着那牌子。你给她摘下来，白天再给她戴上。”虽然我母亲对此并不同意，我还是按刘嫂出的点子，让母亲能睡个好觉。此为刘嫂的功德之一。之二，她劝说我那段日子少回家探亲，以免节外生枝，但当我说到母子连心，这些天夜里我难以成眠的时候，刘嫂被感动了。她迟疑了片刻之后，给我出了主意：我回家探亲以前，先到人民市场柜台前找她，然后根据政治气候的阴晴寒暖，再决定我能否回家。

    从那次谈话之后，我每次骑着自行车，从郊区劳改农场回家探亲时，总是先到人民市场找她摸底，然后才敢走进这所院子。记得，有一次我去她那儿找她，刘嫂说街道的风声略微松了一点，我倒是可以悄悄回家看看；但不要推着自行车进院，因为自行车非常惹眼。这可难为住我了：放在门口一旦丢了，我可就没了回场的交通工具了；推车进院吧，给母亲找来麻烦怎么办？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刘嫂替我想出个两全其美的方案：“东四牌楼旁边有个日夜营业的药店，把自行车存在药店门口，不仅可以万无一失，万一风声紧了，你见老母亲和孩子一面，还可以连夜折回农场。”

    瞧，这就是当年的刘嫂！眼前的她，虽然已瘦骨嶙峋，好像一阵风就能把她吹倒似的，但在那个年代，她不但要保护自己的家，还绞尽脑汁为受难的邻居谋划安全之策，真是够难为她的了。但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就是当年的诸葛亮再生，也无法拯救众多生灵——北房住的房东刘先生，南房住的法文翻译家金满城，以及东屋住着的末代皇帝侍卫官的家室，都无一例外地先后受到了“文革”的冲击和洗礼！此情此景，不禁让我联想起《苏三起解》中的一句唱腔“洪洞县内是无好人”；这座四合院从外院到里院，也成了“乌鸦落在猪身上——里里外外一窝黑”了。这是这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在那个特殊年代，留下的一曲历史咏叹！

    半个世纪过去了，里外院的街坊都不见了。老人都去了天堂，他们的儿女们也各自筑巢去了。老宅虽然凤去楼空，但我还是发现院子里多了一件东西——那是一棵挂满核桃的核桃树。刘嫂告诉我，始自历史新时期，她的孩子们种下了这棵纪念树。历经二十多个春秋，这棵树已经长得遮天蔽日；我和刘嫂站在院子时叙旧，竟然看不见头上的阳光。院子里寂静似水，唯一能听到的声音，是从老屋飞出来时断时续的琴弦之声。

    我说：“是不是搬来了音乐家？这是谁在……”

    刘嫂笑了：“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刘嫂带我走进屋子后，我才惊异地发现，我和金满城老先生住过的老屋，如今已然变成了一个制造小提琴的工艺作坊，屋里的四面墙壁上，挂满了橙红色的大提琴和小提琴，制琴人正在调试琴弦。刘嫂告诉我，制琴作坊的男女主人，是她的女儿和女婿——如今他们生产的大小提琴，不但在国内畅销，还漂洋过海远销到国外。

    梦！一个大起大落的梦！年轻时，这两排房子是我笔耕的屋子，也是金满城翻译法国文学的屋子。“野火烧不灭，春风吹又生。”历经几十年历史循环之后，这儿又成了孕育艺术的沃土，时间终于清洗净了昨天的血色斑痕，还原了这座四合院的古色古香。当然，对来去匆匆的短促人生来说，历史变迁的步履显得漫长了一点；但从人类历史的发展去回眸，几十年的时间不过如白驹过隙，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短短瞬间罢了！

    在这一刻，我似乎听见了大小提琴的合鸣：其旋律中既有对昨天凄婉的咏叹，也有万物萌发的春之音响。

    2004年2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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