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潮声】

    [灵肉之裸]

    而今，闲置在我阳台上的那只铁锹头，已是锈迹斑斑了。几次收拾阳台上的卫生，我都涂上些油脂一类的防锈剂，力图保持它昔日光洁，但没能成功。随着桌历翻飞、日月轮回，那把锹头全然没了它往昔的锃亮。

    它是我1968年在茶淀劳改农场“修理地球”时使用过的一只锹头。之后，随着中国政治气流阴晴寒暖，我在风沙弥漫的驿路上，虽然不断更迭劳改生涯的驿站码头，但始终没有舍得把它遗弃。之所以对这只锹头如此厚爱，叫它一直伴我返回京城，是因为那斑斑的锈迹里深埋着我作为人的一次精神蜕变。

    那年炎夏8月，其热无比，用“天下火、地冒焰”来形容毫不过分。茶淀农场的“西荒地”，因其地质含碱量极高，长不成一棵可以遮阴的树。偏偏在三十九度的一天下午，我们那个“五毒”（地、富、反、坏、右）俱全的班组，奉命去加宽一条深两米的洗碱水渠。

    站在地面上一动不动，已如进了蒸锅，跳到两米深的沟底，犹如进入火炉炉膛；而当天劳改队长下了铁令，必须使沟渠和银钟河水接通，以引进河水洗碱。

    我头戴一顶破了沿的草帽，浑身上下只穿着一条短短的裤衩挥锹挖渠。汗如雨淋而下，不一会儿连裤衩都被汗水粘在我的胯上，裆中的男具，被裤缝磨得红肿生疼，加上汗水一腌，简直如上宫刑。

    “喂！穷酸脱下那块遮羞布吧！”姓刘的组长对我吆喝，“不然该把龟头磨烂了！”我抬头一看，一字排开在沟底的“同窗”，不知何时都脱得一丝不挂，赤裸着全身在挥舞铁锹。尽管这儿是男儿国，我也属于男儿国中的一个，但我还是迅速地低垂下脸颊，视线躲开那一个个男人才有的玩意儿。始自1957年的改造，到1968年整整十二个年头了，劳改队五花八门的事例，我一览无遗，唯独“裸体大战”，这还是生平第一次观摩。“喂！别摆‘臭老九’的清高了！”“活该，叫他自作自受！”“光腚干活是一会儿的事，磨损了那东西可是一辈子的事！”“脱吧！”“他不脱给他开瓜（扒光）！”“别等我们给你动手！”嬉笑声夹杂着汗珠坠地之声响，一齐飞进了我的耳朵。与其说是“同窗”启示之功效，不如说胯裆疼痛难耐更为确切，我犹豫了片刻，终于拿出“跳河一闭眼”之勇敢，脱下我腿裆之间那湿如雨淋的布头。我想：我算什么？不过是比他们多喝过两瓶墨水的“臭老九”之一，我们同睡在一个号子里的大炕上，同喝一个大铁锅里的稀粥；在劳改队里知识分子的位置更加低贱，被“同窗”之间的其他异类（流氓、小偷）称为“吃屎分子”。达尔文早有名言留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出污泥而不染”的书生清高，在这蛮荒的盐碱滩上，留之还有屁用！脱下那条遮羞的短裤，虽还心存自责之情，但赢得了轻松和免去了宫刑般的绞痛。“怎么样，舒服一点了吧？”那姓刘的头人喊叫着，“记住，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在这囚笼里边，多一分穷酸气，就多一份罪受！”“瞧，秀才的屁股比咱们的白！”“白和黑卖一个价。”“要是个妞儿屁股就好了，可惜也带个棒儿。”该轮到我到沟渠上边去休息喘气了。头人所以采取轮流休息的办法，实因火烧火燎的大地上没有躲避炎阳喷火之树荫。头人发现离沟沟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曾经埋过死人、后来死人又被野狗叼走的空棺木，但里边只有容纳一个人的空间，只好运用了倒替着钻进棺木歇歇的法儿。我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

    是人，是鬼？

    不知道。

    尽管棺木里恶臭扑鼻，但对比被毒阳直射之苦，还是要容易承受一些。当我赤裸着身体平躺在遮阳的棺木之中时，我默默地对自己说：

    “像蛹变蛾，这是我的一次蜕变！”“这到底是一次精神升华还是一次精神堕落？”“我要记住这个日子。”“我要保留下这把铁锹。”

    铁锹我一直保留下来了。但那是1968年8月哪一天，随着岁月如逝水东流，我已然遗忘了。

    返回京华文坛之后，每到夏季三伏，当汗滴滴落在我笔耕的稿纸上时，我常对自己讲述这个流逝过去的故事：我是经过火焰山的孙行者了，在我面前再不会有真正的炎夏……

    1992年炎夏忆旧

    [泪眸]

    二十年的劳改生涯，身后不知埋葬了多少记忆，但是李建原君的形象，至今仍清晰如初。每每记起他的肖像，首先闪入我大脑皮层的是他那双眼睛。他的一只眼睛并无异样，而另一只眼睛则总像蜡烛般垂泪。

    在“右派”队出工时，我和他走在并排时，曾问起过他一只眼睛的怪异。他说：“因为刮风。”

    “风？”我当初确实没听懂他的解释。

    “我爱人是搞医生的，说这种病学名叫风泪眼。”他一边用袖口擦泪，一边平淡地说，“其实，说白了就是见风就流泪，没有风的季节，这只眼睛和那只好眼一样。”

    讲起他眼疾的时候，是在60年代初期。当时，我和他以及二百名“老右”在北京郊区的团河农场改造。后来，“文革”的强劲台风席卷了中国每一寸土地，“右派”队被解散，我去了我命运应该去的地方，他去了他该服劳役的地盘，我眼前就消失了那烛泪般使人心碎的眼睛。

    如果我记忆没有发生误差的话，那是1970年的11月5日，在一辆转移劳改犯到山西去服役的专列上，我和建原君再次不期而遇。彼此强作笑颜之后，我本能地盯视他那只迎风落泪之眼睛。车厢内人很拥挤，加上车上窗户密封以防止劳改犯跳车逃跑，可能由于密不透风之故，他那只疾眼眼眶之内的一颗晶亮泪水，一直悬浮在瞳孔之间，没有坠落到面颊上来。

    “这是因为没有风。”建原君说，“下了车就不行了。”

    “家里有医生，不能治好这眼疾吗？”我望着他眼睛中闪动的泪光，内心升起怜悯和悲恸之情。

    “风总不停，我的眼疾就甭想好了。”

    我理解了他的话：这个“风”字不仅是指自然风。政治的季候风刮来刮去，把一群北京的“老右”像树叶一般刮到山西来了；建原君家中即使有妙手回春的医生，对他的眼疾也无能为力。不是吗？

    劳改犯的专列行驶在晋南曲沃。就像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样，我和建原君又在该地的高墙和电网内，被编到劳改砖厂的同一个建筑队了。与昔日建原君为伍不同的是，队内不是清一色知识界的“老右”，还掺沙子掺进来流氓、小偷一类的货色。小偷、流氓等按着矛盾性质分类，属于“内部矛盾”；“老右”无一例外地属于“敌我矛盾”，劳改队用“内矛”管理“敌矛”便成了顺乎阶级斗争公式的举措。负责监督我和建原君所在那个组的头头姓符，是个三只手的小偷，在“斗斗斗斗”的年代，这个原本是生活里的偷手，竟然被雕塑成为一个超级政治偷手。

    一个公休天，建原君在院子里洗衣服，符×走了过来，与建原相谈：“你还挺讲卫生的？”

    “我原在卫生部工作，有爱干净的洁癖。家里又有个当医生的妻子，爱干净成了我的习惯。”

    符×说道：“明天队里检查咱们组‘毛著’的语录背诵情况，你准备好了吗？”

    “洗完衣裳就去学习‘毛著’。其实，这衣裳并不难洗，只是衣领和袖口最脏，再涂些肥皂搓上几把就行了。”

    建原君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和符×的几句闲扯，会招来一场大祸。两天之后，劳改队长召开全队批斗建原君的大会。劳改队长先把“内矛”符×的阶级斗争的警觉性表扬一番，然后把斗争锋芒直接逼向了忠厚老实的建原君：“好你个反革命李建原，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恶毒攻击谩骂伟大领袖。”建原君像遭到雷击电打一般，茫茫然不知所措：“队长，我一向老老实实改造自己，内心热爱‘红太阳’，从没有说过半句对伟大领袖不敬的话呀！”

    “你前两天在院子里洗衣裳了吗？”

    建原君连忙点头：“洗了。”

    “当时，你说了啥反动话了？”

    建原君身子弓得像只虾米，想了好一阵，战战兢兢地仰起头来，为自己申辩说：“有符×可以为我做证，我和他只谈衣服的事情，没有一句涉及伟大领袖的话！”

    “你这只狼不要伪装成一只绵羊，你的恶毒攻击罪，就是我向队长报告的。”告密者符×嗖地从席地而坐的人群中站了起来，“你当时说衣服的‘领口、袖口’最脏，是拐弯抹角、绵里藏针地谩骂领袖最脏！”

    建原君顿时蒙了。

    会场一片哑然。

    因为劳改队的每个成员，都洗过衣裳，衣裳最难洗的地方，当真是衣领和衣袖。这两个部位是衣服接触尘埃最多的地方，建筑队每天在漫天风沙中和砖瓦沙石打交道，这两个部位自然藏污纳垢最多。但是在荒唐而暴戾的年代，演绎出荒唐的历史；荒唐的历史，又繁衍出绝顶荒唐的政治代数公式“衣裳领口和袖口最脏”，去掉了两个“口”字，居然演算出恶毒攻击领袖的结论。尤其令人悲愤的是，告密者原本不是政治扒手，完成从生活扒手到政治扒手的蜕化，竟然是那么神速，这在中国有据可查的诬陷史中，可谓前无古人。

    “低头……”

    “打倒……”

    “上绑……”

    “戴铐……”

    在一片违心的和麻木的讨伐声中，我把头上那顶破棉帽子的帽檐拉得低低。这不是害怕劳改队长目光的追踪，而是惧怕多看一眼建原君那只垂泪的眼眸。那时正值暮冬时节，料峭之寒风从晋西北吕梁山后吹来，荡过晋中晋南平原，建原君那只泪眼，便像被烈焰融化了的蜡烛；一滴滴烛泪，连成一条泪河，从他脸腮上直泻而下……

    泪眸！使人心灵战栗的泪眸！望着他那只泪眼，我想起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敲钟人卡西莫多的形象也十分凄楚，但没有人给他戴过“铁镯”，他也没有经受过五花大绑，尽管欧洲古老宗教中的教父，常常以慈父般的微笑，掩饰着铁和血的暴戾……

    一场既触及皮肉又触及“灵魂”的批斗会过后，建原君被塞进了反省号。大约直到当年早春，建原君才回到建筑队里来，手持瓦刀，重操砌墙盖房之旧业。我不愿意询及他在反省号的情况，因为我也曾因“翻案罪”被铐起过三天，深知蹲反省号的滋味；建原君也回避触及伤疤，缄口不言在反省号之痛苦折磨。尽管如此，我看见他原本就瘦削的身板，更加弱不禁风。他是拿瓦刀的师傅，我是和泥拌灰的小工，我看见他蹬着梯子攀上砌墙的架板时，双腿常常发生痉挛性的颤抖，我担心他从木梯上摔下来，常常为他扶着梯子，以增加一点他心理上攀高时的安全感觉。

    “甭扶。”他说。

    “不行。”我说，“你腿脚不如以前利落了。”

    “摔死更好，为国家节约一个人的口粮。”他看看周围没有“耳朵”，站在架板上对我低声说，“人在这年头还不如一颗草籽值钱，知识分子更为廉价。老人家说的人是世界上第一可宝贵的，不包括你我和其他‘老右’！”

    我没回应他内心的悲愤独白，只是拼命往架板上的灰浆斗里，抛上去一锹锹的灰浆。我的锹法很准，虽然我站在低处，但每一锹灰浆都准确无误地掷进他身旁的灰浆斗中，这是劳改生活锻造的特殊技能。

    忽然，我感到有什么湿淋淋的东西掉在我的脸上。最初，我以为是灰浆斗漏了，但抹了一把脸，却是不含灰浆杂质的水滴。抬头上望，我才发现这是建原君泪眸中的泪水，滴到我脸腮上了。

    “快看——”

    我沿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看一片瓦蓝瓦蓝的天。这天无云无风，天空蓝得扎眼。

    “大雁！”他告诉我说，“北返的大雁。”

    “我怎么看不见。”

    “你在低处，有‘大墙’隔挡。过一会儿你就看见了。”

    我仰着头寻觅着。果不其然，一队雁阵在蓝天中出现了。它们嘎嘎地鸣叫着，飞掠过我们头顶的上空；雁阵排成“人”字形，如同把大大的“人”字写到蓝天之上。

    建原君手持瓦刀看呆了。

    我也久久痴迷地仰着头。

    这时，一串水滴从无云的上空而落，它不是雨，而是建原君那只泪眼滚落下来的“珍珠”，它垂直地落到我的脸上。我舔了一下，苦咸苦咸。他在无风天而流泪，显然是雁阵书写在蓝天上的那个“人”字，使他动了真情。

    雁阵北去了，我们却南行了。像吉卜赛浪人四海为家一样，在那南雁北归之时日，我们这批从北京茶淀农场运来的劳役人员，没有人知道出于什么缘由，便从曲沃砖厂拔营起寨，穿过巍峨的中条山脉，一直向东南方向进发。环绕大山转了一天，黄昏时分，卡车才把我们驮出了中条山脉，进入太行山脉——那儿是晋东南的晋普山劳改煤矿。

    我当了煤黑子，每天下井挖煤，建原君因有瓦工技术，留在地面修建犯人的监号。散而聚，聚而散，我从此再没见到他的那只泪眸。尽管我十分想念这位忠厚的兄长，但一因各有其牢，二因彼此住地距离遥远，我每日从几十米深的井下劳动归来，浑身像散了架一般，没了叙旧的精力和兴致。

    记得，那是我们到了劳改矿山的第二个春季。一天，我从井下下夜班归来正在酣睡，住在我隔壁的同一个组的B君“老右”，把我从睡梦中扒拉醒了。他说：“不好了，听说修建队碹窑洞（监号皆为窑洞式房舍）时塌方了，建原兄被埋在了里边。”

    “不会吧？”我似梦似醒地说，“他是该队的瓦工班长，坐镇指挥就行了。”

    “你真愚。在哪儿劳动，他不是身先士卒？”

    在理。他说的符合建原兄的行为逻辑。我匆匆从被窝里爬出来，穿上棉袄棉裤，便和B君匆匆奔赴修建窑洞的现场。现场一片混乱，人们正在坍塌的黄土坡下，挥动锹镐铲土扒人；黄土里活埋了三个人，有一个正是建原君。

    晚了。

    迟了。

    古老、落后、原始的劳改矿山，没有一台挖土机，靠铁锹铁镐扒土，无异于蝼蚁撼山。尤其富有戏剧性的是：原来是符×在洞里干活的，建原兄嫌他干得慢，便顶替了符×的位置，让符×往洞外用小车推土。

    符×活了下来，建原君却去了。

    昔日在曲沃砖厂，使建原君戴铐上绑的是符×；到了劳改矿山，要了建原君一条性命的又是他。此时，那个符×身子蜷缩得像一条狗，在黄七山前嘤嘤而泣。原来在劳改队长没到现场之前，修建队的成员已用拳脚把他“修理”了一下……

    不久，在我下井的向阳山坡上，多了三座新的坟茔。我每次戴着塑壳帽头顶矿灯下井时，都在建原君的坟前静默片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除了我们昔日的难友情结之外，我和他还有一个灵犀相通之源——我俩都是高堂老母的独子。我实难猜测，建原君噩耗传到北京时，他白发苍苍的高堂，该如何承受这一致命的雷殛！

    后来，山坡上野迎春花开了。我采撷了一束鹅黄色的迎春，插在他的坟前，并虔诚地叮咛他闭合上那只泪眸。

    1993年3月1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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