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顿时愣住了，久久没能吐出一句话来。因为这对整个中国来说，如同一声晴天霹雳。老阮让我把自行车靠在一棵大柳树上，尽管周围没有一个人影，他还是把嘴对准我的耳朵，对我述说他没说完的故事：“当时我心跳得虽然如同擂鼓，但还想听听下文，便假装网兜掉在了车厢通道上，蹲在那儿捡网兜的样子，听那两个军官继续说出下边三个人的名字：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当我还想有滋有味地听下去的时候，两个军官似乎发现了门外有人，便将软卧车厢的门撞上了。”
轮到我魂飞魄散了。因为老阮与我咬耳朵的悄悄话，分量太重了。它不仅关联到中国的前途，还关联到我们这些倒霉的“老右”的命运。1957年至1976年，我们已然身陷囹圄近二十年了，在这六千多个日日夜夜中，惨烈的十年“文革”让我们深信物极必反的人间哲理；而王、张、江、姚盘踞在北京的中南海，延续着“文革”的路线前行，不仅把中国经济推向毁灭的深渊，我们这些受难的知识分子，也永远是瓮中之鳖，从理智上判断王、张、江、姚到了横行的末日，也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
但火车上听来的悄悄话，毕竟不是文件传达，因而我叮咛这位来自商业部的“同类”说：“你耳朵当了一回‘佛爷’的事，回队后千万不能宣扬；万一是谣传，怕是要先关进禁闭室，后按‘反革命’论处的。”
老阮感谢我的提醒说：“我是要管住我的嘴。可是这事太刺激了，让我在嘴巴上贴封条，确实有点困难。”
记得，当天驮他回到囚巢的路上，我忘记了路途颠簸的疲劳。虽然没有看上母亲河一眼，老阮带来的悄悄话，已然弥补了我心中的缺憾。因而尽管乡间土路上无人挡道，我还是不断地按响车铃自乐——那不仅是我们落难群落的一支希望之歌，更是迎接中国曙光的交响曲。
[下]
没有料到的是，老阮仅仅回到队里两天，劳改队长陈大琪就来到我工作和下榻的窑洞。起始，我以为是来询问全队劳动情况的，但他走进窑洞后并没有查看摊在桌子上的统计资料，而是掏出一包烟来，坐在一把木椅上，独自吞云吐雾起来。
尽管这位劳改队长十分关爱受难的知识分子，对我个人也尽力呵护（他读小学时，曾在六年级语文辅导课本上，读过我的一篇散文《故乡散记》），但他毕竟是监狱部门对我们执行专政的干部，今天何以会到一个囚徒的窑洞来闲坐？我开始不安了。我肚子里正在捶鼓之际，他让我关上了窑洞的那扇木门，对我耳语道：“阮祖泉近日刚从北京回来……听有人汇报，是你用自行车把他驮回到队里来的，他没对你说些什么？”陈队长平日讲话时嗓门十分豁亮，此时却语声如丝。
响鼓不用重槌敲，我立刻明白了他来窑洞的目的。一时之间，我脑子里乱成一团。我要是实话实说吧，等于出卖“同类”；装傻充愣吧，又对不起这位好心肠的队长——因为他一直比较关爱劳改队中的知识分子。我陷入两难之中，本能地低垂下头来。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他对我低声说出了下面的一番话来：“你别想得太多，我来只是向你核实一下此事的真伪。该怎么对你说呢，有一些问题，你们知识分子心中想的，也是我们劳改干部心中想的。中国要走向何方，是每个爱国的中国人心里共同的问号。本来，我听了别人汇报之后，可以直接找阮祖泉去询问的。第一，他有病我怕吓着他；第二，我怕他不敢说实话。所以我就找你来了……”
至此，我心里已然完全明白了：一定是老阮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在火车上耳朵当了“佛爷”听到两个军官之间的悄悄话，又以悄悄话的方式，告诉了与他同号住着的人；而这人又用悄悄话告诉了人生的相知——最后，有人汇报到了陈大琪的耳朵里。事已至此，我别无出路，只有像竹筒子倒豆子那般，把那天与阮祖泉相遇的经过，仔细地对陈队长描述了一遍。
我等待着挨批——两眼不敢直视陈大琪的脸。
沉默。无声。
片刻之后，只听他“啊”地叫了一声。我抬起头来一看，才知道他只顾听我说话而忘了灭烟，烟头烧疼了他夹着烟的手指。他甩掉烟头并把它踩灭之后，对我笑了，然后悄声地对我叮嘱了一句：
“别说我来问过这事。”
我惊魂未定地应了一声。
他又低声地对我耳语了一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愿这不是谣传，而是真的。”之后，他拉开窑洞的门，走出了窑洞。至此，我悬着的一颗心，才算落到了地上。
不久，这个“悄悄话”再也不是人间秘密。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四人帮”被绳之以法的消息时，全民欢声雷动。为此，在一段时间内，老阮因传播出令江山易色的悄悄话而成劳改队中的一个传奇。不久，中央关于为错划右派改正的“55号文件”下达，我们先后被解禁，走出沉冤的囚笼。至今，这段往事虽已过去三十多年，我之所以难以忘却，实因在悄语的记忆中，藏有中国历史的黄金。
2010年春日于书斋
[红烛]
教师节将到，我回忆起一位让我一生难忘的语文老师——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他把我引上了文学之路。
那是我在河北通师附中读初中二年级时的1948年，开学之后一位风风火火的新老师走进了我们的国文课堂。他向同学们问好之后，开场白便惊呆了所有的同学。他说中国文学界有“三峰”，接着便在黑板上写下这“三峰”的名字：胡风、冯雪峰、田秀峰。正当同学们不解其意的时候，他直白地告诉同学：“胡风、冯雪峰的大名，你们一定听说过，我就是尾随其后的田秀峰。”我明白了，他是用“峰”与“风”的谐音，幽默地介绍他自己。
在我的学生生涯中，如此公开张扬个性的老师还是第一次碰到。但就是这位不拘小节的老师，给予了我文学上的火种，让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文学之路。记得，这位田秀峰老师在上作文课的时候，从来不出题目，而是让我们自由命题。他的理论依据是：同学们来自不同的生活领域，个性又各自相异，都在一个命题下行文，难以发现人才。全班的同学对这位老师都充满了好奇。有人说他在标新立异，还有同学则套用了“峰”与“风”的谐音之策，将“吾师”叫成“巫师”，给他起了个“巫师”的绰号。弦外之音，意在针砭田秀峰老师脱离国文教学的常规。
当时，语文的通称为国文。学生们虽然已经不再穿长袍马褂，但思想还处于绝对的封闭状态。我内心则对这位老师十分欣赏，为了摸清他是不是“狗掀门帘子——只凭一张嘴”的巫师，便自动担任起福尔摩斯的任务。当时，我是学校住宿生，去他的宿舍十分方便，便在一天下课之后，敲开老师宿舍的屋门，借口是来补交作文课堂上没完成的一篇作文。就在这天，我在他的书架上有了发现，一本名为《一串念珠》的书皮上，印有田秀峰的名字。对我来说，这个发现引起的震撼无异于一声雷鸣，因为在我的学生时代，这是第一次看见有个人著作出版的国文老师。尽管那本书开本很小，书页也不太厚，但还是激起我对这位老师的崇敬。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更出乎我的意料了。在上作文课的时候，他兴冲冲地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了我那篇补交上去的作文。记得，那篇作文题为《青青的河边》，是记载我们几个同学星期天去通县西门外一个叫小闸的水塘玩水的趣事。其中一个家在白洋淀、名叫陈景文的同学，是个水中超人，在游泳比赛中如水中蛟龙，把所有参加游泳比赛的同学都远远地甩在了后边。在文章中，我把他誉为《水浒传》中“浪里白条——张顺”。更为有意思的是：田老师在朗读我的作文时，全然没有了老师之尊，一会儿摇头晃脑，一会儿停步凝思，犹如一个大顽童在与全班的同学嬉戏。此举，顿时拉近了与同学们的距离，同学们有的笑，有的叫，唯有我的心跳如同擂鼓，因为此时此刻同学们的目光都抛向了我——从小学到初中，虽然作文也曾受到过老师的表扬，但还没有被老师朗读过。多少年后，我感知从那一刻起，已然决定了我一生从文的归宿，因为我的文学潜能在这一刻被田老师激活了，并得到了他的认可。
第二件难以忘却的事情，还是缘于作文。有一次在自由命题的作文时，我写了一篇题为《桃花盛开的时候》的作文。文中叙述了我童年时与山村的小伙伴在遍山的桃花丛林中，叠垒石塔的悲怆记忆：一个绰号叫“小马驹子”的童年伙伴，是我们中间的头头，他不仅臂力过人，还曾有过骑着一匹没有马鞍的马，驰骋过家乡的北山，到山后一个村镇去看皮影戏的纪录。可是当我们用石头垒起一个个石塔后，悲剧降到了他的头上——他脖子上长了一个疔疮，没过三天他就走了。他走了之后，这个小小山村失去了宁静。有的乡亲说：他不该在山巅上垒塔，让山神背上驮着塔，山神恼火了……有的乡亲说：那石塔正好对着他的家宅，冒犯了地下神灵，阴气便顺着地下中轴线进了他的家……我年纪小，心中没有那么多迷信传说，只是再看那满山桃花时，感到那些艳丽的花瓣如同浸染了血浆……我之所以写出这样一篇作文，全然因为通师附中院内盛开的桃花，勾起了我对童年生活的一段回忆。
田秀峰老师看了我这篇作文后，没有像上次那样在班上进行通读，而是拿着我的作文找我的家叔从陆人去了。家叔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曾在当时的天津《大公报》冯至、劳荣主编的副刊上，发表过模仿英国白朗宁夫人十四行诗体之诗作，此时家叔在此任教导主任之职。当天，我叔叔便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并把我写的作文从抽屉里拿了出来，问我说：
“这真是你写的吗？”
我答：“叔叔，你该知道咱们村‘小马驹子’这个人哪！”
“他真的死了？”
“长疔毒死的！”
家叔告诉我：“这篇作文是田老师送来的。他认为你身上蕴藏着有待开发的文学细胞，我看了你的作文之后，也认同他的意见。你以后要多多向田老师请教，他是个有见识的国文老师。”
从此，田秀峰老师的宿舍成了我常去的地方。他一边用拳头敲击着木桌，一边激励我要多读多写。他说他虽然不是算命先生，但他能管窥到我的未来，我的人生极有可能与文学结缘。我仔细地搜索过他的书架，想看看这位老师有没有其他的著作，找了许久还是只看见他那本《一串念珠》。尽管这位老师难与胡风、冯雪峰相比，但他那百无禁忌、心口如一的个性，还是使我在少年时播下了行文的种子和做人的罗盘。可惜，他只执教了我们一年国文课，就被调往天津去任教了。一年之后，我也考入北京师范学校求学，并于两年之后的1951年在报刊上发表了处女作。所以，我对这位老师给我的文学初步加薪助燃之情，一直牢记于心。
十分巧合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次我接受报社记者的采访时，曾提到了这段往事。不曾料想到的是，这篇记者的报道被一个认识田秀峰老师的人看到并将报纸转给了他，他通过报纸给我写来一封长信，除了与我叙说别情之外，还用他年轻时任教师时的幽默在信中问我：“我能算上个识别千里马的当代伯乐吗？”他当时任教天津财经学校，我复信说：“田老师，您是一个杰出的教师，凡是好的老师，都是识马的伯乐；但您在我眼里，是伯乐中的伯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不是千里马，而是一匹只会拉车的笨马，您把一匹‘笨’马，调教成奋蹄远行的‘奔’马，不是需要更多的人生智慧吗？”
在20世纪之尾，田老师走完了他的人生长途，谢幕辞世。接此噩耗之后，我曾寄去一纸祭文给老师的家人，以示深深的怀念。多少年过去了，多少国文老师的形影都已随风飘逝，但田秀峰老师的音容笑貌，仍鲜活如初——之所以如此，是因他影响了我对人生之路的选择。一个好的老师，不仅仅能给学生以丰富的知识，更能识别学生中的草和苗，并能把草变成苗而对其加薪助燃。这就是田秀峰老师对我和对语文教师们的启示。
2011年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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