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科也对此愤然不平：“坦白道来，你小子有什么诀窍，总受女性青睐呢！”
我真是无法回答两位长兄对我的盘诘。在澳洲两位老兄都是西装革履，唯我穿着一身中山装，可谓土小子一个。但是我用沉默是应对不了这场面的，因为连在场的肖马和俞平夫妇也在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运了运气，回答说：“大概人家看见穿‘毛服’的，感到新鲜、刺激的缘故吧！比如那个金发女孩一直用英语说‘毛服’比西服好看。当然啦，我的相貌可能比两位老兄长得福气一点，按相术上说，我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可以纳入吉人天相的范畴。可是你们二位老兄不要忘记，我在‘大墙’里蹲了二十年，那儿可是个没有女性的男儿国。是不是老天爷怜惜我这条光棍，现在要给我点额外的补偿？”
苏晨、士非以及肖马和俞平，都为此而开心地大笑起来。但是登科、明之没笑，他俩用审视劳改犯那般的目光看了我好一会儿，登科发言道：“难道维熙应了《易经》上说的，祸就是福，福就是祸；在维熙身上体现了‘阴阳倒转’？”
士非站出来为我打抱不平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们俩前半生风光的时候，维熙在干什么？在矿山底下挖煤，当劳改的煤黑子；在砖窑里烧砖，当制砖的劳改犯。我劝二位心理平衡一点，不然的话让二位老兄，下半辈子进‘大墙’二十年。怎么样？”
明之连连苦笑不言。
登科摇头说：“那不如让我现在就挨一枪哩！”
“行了，人生祸福无常。难得几位路过广州，咱们喝个一醉方休！”士非举起了酒杯。
之后，在我的记忆里就是交杯时的欢言笑语了。在劳改时，我就常喝六角钱一瓶的劣质白薯干酒，以抵御严冬之奇寒。当此畅饮国酒茅台之际，当然放开了肚皮——加上朋友们重提我昔日往事，勾起了二十年苦海泅渡的叠影，因而我很快就在畅饮中找不到北了——醉倒在中国的南大门羊城。事后士非才告诉我，是他和苏晨把我架回卧室的，我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由于我酒醉得迟迟不醒，苏晨和士非又为我去机场更改返程机票的时间。十八年后，拾此羊城旧事，一是纪念我从“鬼”还原成人之后的第一次大醉，二为答谢羊城友人的一片挚情。
2000年6月于北京
[燕子矶怀古]
几年前中秋佳节滞留于南京时，本想去看看秦淮河的。但不巧的是沿岸正在装修，河边上站满了脚手架，因而难觅秦淮河的古韵风情；于是我另做了选择，在八月十五的黄昏时分，与友人登上了长江之畔的燕子矶。之所以选择了黄昏，而不是早晨——我希望在那儿能看上一眼明月照长江的风景，以不负一年一度的中秋。
昔日，我从重庆朝天门登船沿长江而下时，在客轮上曾为南京的燕子矶而动容。燕子矶不算高，它三面临水，一边靠岸，像兀立于江边的一个石岛；石岛中间凹陷两边上扬，状若一只展翅欲飞的燕子，故而得名燕子矶。它在万里长江上有“第一矶”之美称，因而当客船驶过此矶石时，船上旅客无不翘首相望。当时我就立下宏愿，如有机会在南京驻足，当去秦淮河和燕子矶访古抒怀——因为史书中记载：康熙、亁隆在巡视江南时，都曾在这儿放舟戏水；诗仙李白留下误把南京燕子矶下的长江当成酒泉之传说。传说中的李白，在燕子矶醉酒之时，要跳进长江中扚酒，被共饮的友人拉住了衣襟。从此，李白饮酒时坐着的那块石头，得名“酒樽石”。
可是当黄昏时分，我们攀登上矶石时，这种孟浪情怀却被一扫而光。我首先看到的是一块高高的石碑，耸立矶石之畔。走近碑前一看，这是南京大屠杀的受难者的纪念碑，碑前摆放着后人缅怀前人、追思历史的各色鲜花。历史记载，1937年的12月13日，日本攻占南京之后，开始了血腥的屠城。在三十多万死难者中间，有五万多死于燕子矶下的冤魂。当时，这些如惊弓之鸟的平民百姓，想从燕子矶登船北渡过江，以逃离日本人的屠城之劫；但没有想到的是，受到日本江中舰艇的拦截。他们用机枪疯狂地向这些渡江之舟扫射，结果是几万国人的鲜血，染红了燕子矶下滔滔的长江水。
离开大屠杀纪念碑后，我的内心并没轻松下来——因为我们登上矶石的另一翼时，又看见一块劝诫碑。此碑并不太高，碑文上边刻着“想一想，死不得”六个扎眼的大字。友人告诉我，这是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20世纪20年代在晓庄师范任教时的题字。不用友人赘言，我也猜想得出来：旧中国因贫穷落后，人的生命轻如草芥，一些人因厌世而寻绝路，这儿无疑是个不错的地方，只要登上矶石，闭上双眼身子向后一仰，便跌入波涛滚滚的长江之中了。
真是事与愿违，我本来想来这儿潇洒一番的，想不到被这两块石碑搅得心烦意乱。奈何？这是中国历史刻在燕子矶上的悲怆影像。
友人见我面色沉郁，忙把我从劝诫碑旁拉开，让我登上矶石巅峰，波涛滚滚的长江立刻出现在我的面前。此时，正值落日西沉，霞光染红了宽宽的江面，客轮、游船、挖沙船、捕鱼船，同时穿梭于火红的长江之上。其中最令人心动的，是燕子矶下一艘供游人游览长江的快艇，正像脱弦之箭驶向了江心。艇尾留下长长的水纹，搅碎了映在江水中的晚霞；艇上两个身穿橘红色救生衣的年轻人，看见了站在矶石峰顶上的我们，便挥动起手臂连连向我们招手致意。待我俩以手臂回应时，那艘快艇已然沿江远去。在大大小小的船只中，它如同一只远飞的小小萤火虫，跳跃飞舞于长江之中，直到它的身影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
但是当快艇消失之后，那江心中跳跃着的火红晚霞又如同浓郁的血色一般，立刻淹没了我的心田。之所以如此，是那长江中的血色让我联想起了昨天登雨花台时，看见的那座烈士纪念碑。有那么多中华巾帼须眉的血肉之躯，为了缔造新中国前仆后继走向断头台。加上日本屠城金陵，南京可以称得上中国都市中的一座悲情城市。这是国人都知道的事情。还有一些国人并不知道的悲情往事，也发生在南京：1970年7月，“文革”进入疯狂年代，与我同在一条大炕上睡过觉，与我同时修理一个地球的四个“老右”，为了生计到南京来谋生时，也被当成“反革命”枪毙于南京了。他们的名字是：姚祖彝、王同竹、孙本桥、陆鲁山。昔日他们分别来自北京燕京大学、北京轻工业学院、武汉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但在1970年的南京，却成了缥缈于天际的冤魂。虽然到了1980年，法院一纸告示宣布为“错判”，但人已然不能死而复生，而是化作中国当代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朵浪花……
古人留下“见景生情”这句古语，真是千真万确。中秋节之前，我与南京文学界的友人陈辽、赵本夫、徐兆淮、毕飞宇，欢聚于江宁的翠屏山宾馆时，还沉溺于畅饮之中；今天燕子矶上的两块历史碑石——特别是想起了昔日四个“同窗”的冤魂，让我全然死了游兴，如同一个陷入人生迷宫的行者，久久找不到迷宫的出口。陪同我来燕子矶的友人，听我讲述了四个难友的往事之后，也被我的心绪所感染，他匆匆到花店里买回来几束鲜花，有红色的玫瑰，有银色的百合……他说：“中国这棵参天大树，它每个成长年轮中都蕴藏着英灵的形影；让我们在这中秋佳节，用鲜花祭祀我们远古和近代的英魂吧！”我们没有把鲜花置于历史纪念碑前，而是登上了燕子矶的制高点，站在诗仙李白醉饮的樽石上，让一束束鲜花变成纷飞的花雨，撒进了滚滚东流的长江……
2010年初忆旧于书斋
[凝视“4·21”的国旗]
今年4月21日，为哀悼青海玉树大地震中的死难者，天安门的国旗降了半旗。与此同时，我国各地以及驻外使领馆，也都降下半旗以志对大地震中遇难同胞的祭悼。
在中国历史的刻度盘上，两年前的汶川大地震后，中国国旗曾为之降旗志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为国难降半旗——这是国家里程碑式的进步。笔者所以这么说，是有着许多佐证的。1976年死亡了二十四万多人的唐山大地震，震惊了整个世界。这个历史变化，其精神内涵十分丰厚，那就是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之后，“以人为本”的情怀正在得到有力的提升。道理十分简单：十三亿国人是织成五星红旗的条条纤维，因而人民应该永远是国家的主宰。
在时间的经纬中，五星红旗有过降半旗的日子，那是国家重要领导人亡故之时，下半旗志哀。这些中华英才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之后是国家的顶梁柱，对一个国家吉祥祸福有决定性影响，当他们辞世时，用降半旗志哀是情理中的事情。但这只是国体的一翼，另一翼则是国家的主体（十三亿百姓）。这两次降半旗志哀得到了具体的体现，画出了人性的全圆；因为人与人之间，无论尊贵与贫贱，生命同样可贵，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这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巨大进步。
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我出访美国时，在白宫前的草坪上，突然发现星条旗降了半旗。我不知道美国发生了什么大事，经过询问才知道是为十几个为扑灭山火而牺牲的消防队员而志哀。按着当时国人的逻辑思维，似觉难于理解。但当我和同时出访的友人吉狄马加深入探寻这一问题时，却发现我们的思维定式是有悖于崇高人道精神的。因而归国后，我曾在上海的《新民晚报》上，发表了《感悟国旗》的文章，述说国旗不仅代表着国家的尊严，还应该是至高无上的人道主义的象征。
当4月21日，我在电视中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缓缓降下半旗的时刻，当真两眼涌出了热泪。再看看全国各地面对国旗垂首哀思的场面，那是国人凝聚力的凸显，更是中国国威升腾的标志。之所以有如此的感受，实因唐山大地震对我冲击波太大：我的故乡在唐山地区，1981年北京作家出访唐山时，虽然历经了五年时间，城市依然一片狼藉。记得与我同行的长者作家萧军，曾愤然地对我说：“为什么拒绝国际救助？！”我说：“仅此一举，怕是使许多伤者失去了生还的机会。”我们为此而感伤不已。
从唐山归来，我查阅了中国的地震史料，从中知道了中国大地震的残酷和无力。其中记忆深刻的是，1933年发生在四川叠溪城的七点五级地震，几分钟之内叠溪城连同城外的二十多个村寨全部化为废墟，受灾者中无生还的记录（我1933年出生，因而牢牢记住了这次灾难）。前年与其为邻的四川汶川发生了八级地震，其震级比其更甚，但是在政府的有力抢救行为中，几千名埋在废墟下的同胞脱险，上万的伤者获救——更令人惊奇的是，一个名叫马元江的三十一岁男子，在地下被埋了一百七十九个小时（七天七夜零十一小时），居然被无畏的救援人员救出了死亡之谷。这次青海玉树大地震，全国各界人士特别是身穿国防绿的军警部队，再次显示了无私无畏的果敢精神，不仅抢救出八十多岁的老人，还抢救出临产的孕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玉树震区海拔四千多米，其抢救之艰难程度，在世界救灾史上，怕也属于绝无仅有了。因而我们向那些创造生命奇迹的人，致以最最崇高的敬意。
凝视“4·21”降半旗的国旗，国人无不为之心动——因为那是一面体现着中华民族永生和人性得到了升华的国旗。
2010年5月
[黎明悄语]
[上]
人世间的低声悄语，可以分为多种：有留守亲人对远行者的叮咛，有青春儿女之间的痴情呢喃——但是时代里还有另一类“悄悄话”，虽然话音也是轻如落叶，但是其内成分有着黄金般的含量，让人永生无法忘却。
记得，那是在1976年的秋天，我当时身在山西永济监狱三中队，身份还是个没有解禁的右派囚徒。一个周日，我奉命骑着自行车去买纸笔（我当时任劳改队的统计员），当我从县文具店里买完纸笔，因为那儿地靠黄河风陵渡，便想借机骑车去看看母亲河，以舒解心情的惆怅。当我走出文具店，跳上自行车路过火车站的时候，后边突然有人一把拉住了我的自行车后座。我扭头一看，是从北京探亲归来的“同类”阮祖泉。他肩上背着沉甸甸的背包，手里还提着一个网兜，不用问我也知道，他是想让我驮他回队。
开始我有点沮丧，因为去风陵渡散心的愿望泡汤了；但老阮是个正在办理“保外就医”的重病号，县城离监号有三十里，让他从县城徒步走回到劳改队去，我又于心不忍。于是我立刻掉转车把，准备驮他一起“打道回府”。但他像有什么心事似的，不急于爬上自行车的后座。
我说：“老阮，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丢在火车上了？”
他摇摇头神秘兮兮地回答我：“没丢什么，只是魂儿吓得出壳了。”
“此话怎讲？”我不解其意地望着他，“遇到小偷了？”
“没有碰上‘佛爷’（小偷的代称），我的耳朵倒是当了一回‘佛爷’。”他说，“我穿过软卧车厢时，听到两个身穿军官服的军人，在轻声说……说……什么把……把……”
我瞪了他一眼：“你怎么变成结巴磕子了，是不是你的病又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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