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祭——三访地震后的唐山]

    每次去唐山，必到纪念碑前祭悼瞬间消失了的二十四万多亡灵。1976—2006，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即将来到，作为童年曾驻足过的故土，让我心灵倍感伤痛。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时，我正在山西晋南一个劳改农场接受惩处性的劳役。大地震的消息，传到那片不毛之地时，虽然已然过去了几天，我还是在田野里采摘了一束白色的小花，插在窑洞里唯一的一扇窗子上。这不仅仅因为我堂兄嫂从晋华夫妇，被埋在了瓦砾之下；更大的感伤是一场“文革”已使中国大地满目疮痍，大地震犹如雪上加霜，让这个北方的重工业城市，一夜之间犹如变成了一座死城。记得，这束白色小花还曾招来过蜜蜂，它们去而又来、来而又去的歌声，听起来好像是寺院僧人，在对死者亡灵举行超度。但是那束小白花，差点给我带来麻烦，一个“同类”中的告密者，说我是对“文革”变相的恶毒攻击——多亏当时的劳改队长陈大琪，是个忧国忧民的劳改队长，他只是让我把那束早已枯萎了的小白花，从窗子上拔掉，并给了我一项特殊的任务，即每天丈量监舍旁边的一口水井的水涨水落，以防地震突然袭击山西。

    这是我刻在记忆深处的一件往事。返回京城之后的1980年初，北京市作协组织作家出访震后四年的唐山，同行者中有前辈人萧军、雷加，以及同辈人林斤澜、刘绍棠、邓友梅等十余人。那是我第一次回访童年涉足过的圣土。记得，我们当天夜宿唐山市政府招待所，那是在一片瓦砾中唯一没有倒塌的一幢二层小楼，它的周围矗立着进行维修的脚手架，我们是从脚手架的空隙中，钻进那所招待所小楼中去的。

    由于出访时是严冬腊月，我到唐山就病倒了，萧耘陪同其老父亲萧军，到我住的屋子来看望我的病况时，留给我另一段有关唐山地震的难忘记忆。当时，萧军感慨地说：“我们都比唐山人幸运，尽管我挨批挨斗了多半辈子，你劳改了二十年，我们还能有口气，活着到这儿来祭奠亡灵。”我说：“踏上唐山这块土地，心情非常压抑。小时候我来过这儿，晚上我最爱看唐山的皮影戏，白天我最爱看唐山上空的风筝。”萧军说：“你说的都是儿时的浪漫回忆，我更关注唐山的现时。我不懂的是，在大地震后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国际援助？中国都到了什么份儿上了，还打肿脸充胖子？！我一生崇敬骨气，但也看不得假凤虚凰……”

    我的心被萧老的话烧着了，忘记自己是发着高烧的病人，从床上半坐起来，对萧老说：“能讲这话的人，只有您萧老——您说这是不是‘阿Q’在中国还魂了……”萧军打断我的话，扔过来一句铁硬铁硬的话：“什么还魂？国民性中的‘阿Q’精神，就像鬼魂似的紧紧追随着国人，那些执政者也不例外，不然为啥要打肿脸充胖子，这是‘阿Q’的典型表演。你同意我的话吗？”记得，我当时没能回答出萧老的问题，却被这个文坛硬汉的话，吓出了一身冷汗——也真怪了，第二天，我的烧退了。不知这是萧军那句振聋发聩的话的作用，还是吃了退烧药的功能。

    如今留在我记事本本上的这句话，因时间久远字体虽然已然变得模糊不清，但是那文坛硬汉的声音，依然如雷贯耳，使我这个后来人，永生难忘萧老的人世箴言。当时，唐山大地震虽然过去了四年多，我们走在满目断垣残壁的街道上，心情依然难以平静，特别是入夜之后，总能听见不知来自何处的哭声——招待所的服务人员告诉我们，这是生者对死者的祭悼，虽然此时不是清明，但是二十四万多死者的生辰日期，排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所以这几年夜夜没有安静；要是到了清明节日，哭声悲天恸地，纸钱的灰烬到处飘飞。这还算是不幸之中的幸者，大约有七千户人家在地震中灭门断代，他们只好在阴曹地府自怜自惜了。

    第二次去唐山，是十年之后的事情了。唐山教育学院（现为“唐山师范学院”）派人来京，请我到唐山与学生们谈谈文学。我是吃冀东大地五谷杂粮长大的，立刻答应下来，随车二进地震后的唐山。历经十几年重建，市区虽已没了十年前的断墙瓦砾，但是市容仍然十分肃穆单调。其中，令我最为动情的，是地震纪念碑上空飘飞着的风筝。儿时，我在唐山看见过天上的风筝，大都是些鹰雀造型的纸鸢，但是那天清晨，我看见一个老者摇动着手中的线盒，把一个大大婴儿图案的风筝放上了天空。一抹朝阳照在那“婴儿”的身上，我敏感地意识到，这位老者一定是在祭祀地震中消失的儿孙。我本想上前询问这位老人，以求证一下我的感悟是否正确，但是陪同我来的学校向导用眼色制止了我。这时，我才发现我是个局外人，只有一颗怜悯人间苦难的心，而无大地震的血泪经历——因为那位老者，蹒跚着脚步放他手中的长线时，我发现他是个跛足的瘸子，不言而喻，他也是在那场大地震中丢掉腿的。大地震已然过去十几年了，一个侥幸活下来的跛足老者，难以忘却生离死别的人间悲情，在纪念碑上空对儿孙进行天祭，让我心里顿生酸楚，泪水接着涌上眼帘。在归途上，陪同我的向导告诉我，当地人早已对这种祭悼方式司空见惯了，卖风筝的商贩洞察这座城市之心，尽卖些人物画像风筝。我十分感谢那位向导，试想我要去询问老者有关风筝的事，不是让他心上的伤疤再一次流血吗？

    时至世纪之交的一个夏天，我应昔日家乡友人——今天的松下中方董事长张仲文之邀，第三次奔往唐山参加陶瓷节盛会。这本是一次盛大的商务活动，但是各国的客商，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谈判商机之余，去了大地震的遗址，咀嚼当年唐山人的苦涩。遗址的地点在唐山矿业学院校内，用围栏保护起来的一座倾斜但还没有完全倒塌的残楼。在这歪歪斜斜的断墙残壁之下，一个德国常驻中国的商人，知道我是个文化人，又曾在德国停留过几个月，便与我谈起了唐山，并留下了令我十分尴尬的对话：

    他问：“我来中国经商已然好几年了，这是我第一次来唐山。我对中国的商业行情，不能说一无所知，可是我始终不理解，贵国的文化心态……当时，你们是怎么想的？”

    我敏感地联想起萧军老人当年的话，但我不想重复萧老的话。我说：“这是中国闭关锁国年代的行为，不能与中国文化心态放在同一个天平上衡量。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不会再有那样的事情出现了。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到中国来经商？”

    他问：“你当时在北京做事吗？”

    对他的问题没有作答——我不想对他谈起我当时为囚的身份，因为那是要花上许多时间，才能说清楚的历史。

    “该怎么表达一个德国人的看法呢？如果当时接受了国际人道援助，这时候的唐山，就是一座繁荣的大都市了。”他用十分流畅的中国话说。他虽然算是半个中国通，但是可能还不懂得“物极必反”的道理；没有过去几十年闭关锁国的伤痛历史，中国会有今天的通达开放吗？可是跟他说起这些来，太费口舌了，于是我话锋一转，提议去看唐山广场纪念碑前的风筝。

    此时初秋，正是放飞风筝的大好季节，因而广场上空飘飞着大大小小的风筝。离我第二次来唐山，虽然过了十个年头，但是在放飞的各种飞鸟图形的纸鸢中，依然飘飞着人体图案的风筝。

    这使得那位德国商人颇感诧异。

    我说：“你应该理解其中的原因。”

    他想了想，似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出于怀念地下亲人？”

    “当感情延伸为一种本能行为之后，连天上的风筝都有别于其他城市，成为这个地震城市的独特风景！”我说，“当然，把人字写到天上，也可以隐喻当今的中国，特别是受过苦难的中国人，正在把人的生存权利，看得至高无上。”

    “我自认为是中国通，还是不如你更通！”他来了兴致。

    至今，大地震已然过去了三十年，我仍难以忘却唐山上空，飘飞着的一只只人字形的风筝……

    2006年清明节整理于北京

    5月下旬完稿于美国菲尼克斯

    [初过羊城]

    第一次到羊城，还是在1982年的春天。陈登科、艾明之和我访问澳大利亚归来，从香港乘火车抵达广州。

    记得当时火车通过现在的深圳时，宝安地区还是一片荒芜的村落，就是活神仙也想不到，十几年后那儿会成为一座可以与香港媲美的城市。离开香港出关时，我们一切顺利——想不到从广州下车，进入中国国门的广州海关时，艾明之出了点意想不到的麻烦。当时，历史新时期刚刚翻开新篇，我国封闭已久的国门刚刚打开，海关的检查出奇地严格。可不像现在过关那么轻松，手推车把行李一装，优哉游哉地便通过了海关关卡。那时上边有个口号，叫作“抵制黄色污染”，因而每个入境的旅客都要翻箱倒柜折腾上老半天。

    出访澳大利亚之前，与我为邻的作家李準，用满口的河南腔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这是我的出国经验谈，听不听在你。为了回国时过关方便，你最好准备好你的一本著作，并把这本书放在箱子的衣物上面。这是为了让检查你的海关工作人员知道你是张三李四，当然啦，人家也可能不知道文学界有你这么一号，那就要看缘分了。要是没有文学缘分，会把你的箱子翻个底儿朝天；碰上对你略知一二的，会对你有个照应。不然的话，过关就得一个多小时。”

    在这一点上，真要感谢老谋深算的李準兄了。我和登科与明之是站在一排盘检口接受检查的，负责检查我物品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关员。我打开箱子后，她第一眼就看见我摆在衣物上面的著作。绝不是出于我的敏感，她看见《从维熙中篇小说集》后，冰冻着的脸便开始化冻了。她莞尔一笑，问我是不是这本书的作者。我连忙答“是”。

    “前两年，我读过您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她声音低低地说了这么一句，“您里边有没有违禁的东西？特别是黄色书刊一类的……”

    我回答“没有”的同时，另一只手便把我从香港买的“777”收录机，提到她的检验台上。那个装着“777”的大纸箱子，是没有开过封的，她看也没看，只是翻了翻我箱子里的衣物，就通告我可以走了——当然，她没有忘记提醒我，要去旁边的一间屋子补交录音机的进口税款。

    出乎意料，我过关的时间不过三分钟。等我交完税款出来，久久地等候那两位兄长出关，等了约有半个时辰，还是不见他们出来。后来我才知道，从明之兄的箱子里翻出来不合时宜的一本“粉色”刊物，陈登科作为出访的作家代表团团长，不得不留在那儿与海关人员说明情况。什么行程紧张，什么回国心切，路过香港没有来得及清理刊物中的污秽云云。多亏来接我们的朋友苏晨和李士非，他们进关做保才放登科与明之出关。其实，明之当真是出于疏忽，国外黄色刊物遍地皆是，他在匆匆收拾东西时，误将一本有裸女照片的玩意儿，夹携在书刊当中——仅此而已。

    这是使我难忘的第一件事。另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我们一行走出海关时，一群羊城的倒爷看中了我提的“777”。他们围拢了来，我久久难以突围而出。他们争着出高价，要买我的“777”。在1982年春初，那东西在国内还属于稀罕玩意儿，羊城人又喜欢追随新潮，我便成了“众矢之的”。多亏了友人士非左推右挡，才使我从抢购的人群中突围而出；待我突围而出后，已然大汗淋漓。

    当晚，花城出版社在我们下榻的旅馆为我们接风时，安徽作家肖马和女演员俞平夫妇也来羊城为登科远行归来洗尘。我们共坐在一张圆桌上对饮时，明之紧锁双眉，闷闷不乐。士非为他解烦说：

    “进了国门，是家里的事儿了。明之兄，你们从澳洲返回的飞机，要是在天上翻个个儿，那才真叫倒霉了呢！”

    陈登科满嘴安徽调，他跟明之开玩笑道：“平安归国就是大喜事，你老兄‘文革’中的大江大浪都蹚过来了，这小河沟还能让你翻船？检查嘛，怕是还要写的，谁让你那么爱裸女，而不爱裸男呢！来！先喝酒，古人说‘一醉解千愁’嘛！”我在三人行中，算是小字辈，因而站起身来为明之敬酒：“这是国酒，在澳洲咱们到哪儿喝茅台去？毛主席说这酒是‘神水’造的，神水能为老兄解忧，就别再为那本刊物的事揪心了，老陈和我都能证明你带它进关完全是出于一时疏忽，而非想在国内搞黄色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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