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难不死]

    我当过冒牌工人。并非我自愿去鱼目混珠，而是劳改队下的铁令。

    1974年暮春初夏，我在山西大辛庄农场接受灵与肉的改造。院墙外边虽然挂的是“农场”牌子，实则在墙院之内“五脏俱全”。有烧砖大轮窑，有车、铸、铣、刨等车间。当然，为了填饱肚子，也有一部分老弱残兵种些粮食：旱地种玉米（山西人叫玉茭），水田种稻子。我先干农活，后烧砖窑，再后来知道我还有点文化水儿，劳改队叫我学开铣床（一台老式立式铣床）。

    这只能叫干劳改队的工业活儿，称不上冒牌工人。不知是山西省劳改局的旨意，还是劳改队自作多情，在那年的春夏之交，忽然冒出来一项要生产“四氯化碳”的任务。那位满口地方口音的劳改队长，有一天把十几个“臭老九”召集到场部会议室说：

    “俺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要当一段时间‘工人’了。”

    十几个“臭老九”面面相觑，不解其意。“工人”顶天立地，是国家的领导阶级，特别是在“文革”年代，“工人”二字的含义尤其不同凡响，身陷地狱之门的劳改队成员，怎么会摇身一变成为响当当的工人哩？可是队长话里藏有伏笔，只当“一段时间的工人”，言外之意，就是说过一段时间，身份仍然还原，是神的归庙，是鬼的归坟。

    即使如此，我们十几个“臭老九”，也仍然想过上几天当工人的瘾，因而在面面相觑之后，人人面露喜色，静听劳改队长的吩咐。

    “你们知道这是为啥吗？是为了工作方便。”劳改队长是个大老粗，直接向我们亮出了底牌，“听说四氯化碳这玩意儿，能给天上飞的飞机加火（助燃），能给国家做贡献，俺们不干谁干？”

    经劳改队长这么一说，我倒是明白了一点点：入冬之后，就见过去搞过工程设计和从事过化工工作的劳改队成员，被聚集在一起，星夜兼程地进行画图。天刚化冻，在围墙内的一片空地上，挖槽的挖槽，拉砖的拉砖。原来这是未来的“四氯化碳”生产车间。

    “今天俺把你们召来开这个会，有个雷打不动的指示，就是到了河北张家口之后，嘴上贴个封条，谁也不许暴露劳改队成员的身份。”劳改队长反复叮咛我们这一点。道理很简单，如果对方知道去学习四氯化碳生产的人，是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人家会拒之门外，事儿就砸锅了。最后，劳改队长又给我们打了打气，他说：“你们脸上也没刻着‘劳改’二字，挺起胸脯拿出工人主人翁的架势来，俺看准能学回点本事来。你们又都是知识分子，俺们挑了又挑，拣了又拣，才选上你们这十二个人。你们千万别忘记到了张家口，就是工人了……”

    直来直去，毫无虚词。

    当年夏天，我们就去扮演工人的角色。舞台是张家口市××化工厂。

    离开牢笼，本身就是一件使人心旷神怡之事，又披上了“工人”外衣，惬意之中又夹杂了几丝神秘意味。大概是怕我们不小心露了馅儿，我们一行没有住在厂区招待所，而是在离化工厂约有三华里的小旅店栖身。

    化工厂培训我们的师傅姓张，四十多岁模样，赤红脸膛，爽直善谈。向他学艺并不困难，使我们为难的是，这个西北汉子，常常把我们引为知己，破口大骂“文化大革命”：“娘个×的，这是他娘的什么年月！天底下地盘这么大，没有好人走道的地方了。”

    我们只是默默地听着，不敢应和张师傅的海骂。“屌！你们都是瞎子和哑巴，咋就不吱声哩？”他说，“我带过许多徒弟了，没见过你们这号徒弟！”我们为了把角色演好，又不能招师傅怀疑，唯一的办法就是及时转移话题，机敏地把政治引向生产技术问题上来。一到晚上，我们才开始“同类”之间的窃窃私语：

    “这汉子真是个好样的。”

    “张师傅净讲大实话。”

    “时间长了，我们总不能总当哑巴呀！”一个“老右”说道，“人家讲实话无罪，咱们可就是罪上加罪，万一‘闸门漏水’该咋办？”

    我说：“不才一个月的学习时间吗，把哑巴的角色演到底吧！这是角色对演员的规范，千万要‘紧闭闸门’！”

    我当真身体力行做到了这一点，以躲避可能招致的政治灾祸；但我没有料想到的是，在张家口我历经了一次生活浩劫。一天，张师傅叫我到生产“四氯化碳”的二号炉旁去看一下炉温，特意叮嘱我不要怕麻烦，一定要穿好石棉服，戴好防毒面具再去。在此之前，他已然对我们这些“冒牌的伪劣产品”多次交代，执行生产的工艺流程，不能有一丝马虎。因为那玩意儿十分易燃，并能使人窒息；有两名不执行操作规程的夜班老工，已被阎王爷夺去了小命。我对张师傅的叮咛也十分看重，怎奈当时我急于去解小手。本来我先去解小手再去炉旁转转，并不会延误张师傅对我的要求。但在劳改队十几年的改造生活，使我中枢神经产生了闻风而动之特殊功能。我憋着一泡尿，想尽快完成任务，好去厕所。到了更衣小屋，觉得穿戴这些玩意很费时间，便甩下劳保服装，直奔二号炉而去。我想：连来带去，有两分钟足矣，何必“八擒孟获，多此一举”呢！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在我刚刚走到二号炉炉罐之下，“嘭”的一声，从炉内溢出的气体，像闪电一般突然自燃，我立刻被蓝红色的火焰包围个严严实实。最初，我只知道衣服着了火，因为我听见工人们的喊声：“躺下，快躺下——打着滚出来——”但当我躺在一间简陋的诊疗所病榻上清醒过来时，我才发现我的面部都敷着纱布和绷带，守候在我身旁的“同窗”对我说，是张师傅和两个工人，把我从火舌中拖死狗般拖出来的，要不是抢救及时，又多了一个冤枉的“老右”奔往西天正路了。

    我呢喃着：“几度烧伤？”

    “算你命大。”我的“同窗”对我说只是面部轻度受损，“当然，头发和眉毛都焦煳了。”

    我挺悲壮地说：“索性烧死也就算了，要是弄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我会去摸电门。”

    “别。大夫说了，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因为从事发到把你拖出来，不过半分钟的时间！”

    “张师傅呢？”我悔恨自己的一时疏忽。

    “他说他会来探望你的。”

    当真，在当天晚上张师傅骑着自行车来看我了。批评我几句是少不了的，我没有任何辩解的理由。是为了宽慰我的心，还是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内产生了友谊？我梳理不清。反正他问到了我的家庭。当我说到我是老母亲的独生子时，他说他也是老母膝下的独根苗苗。

    “阿弥陀佛！万一你要出个好歹，我这当师傅的该怎么交代？”他说，“在这年月，图个平安就行了。”

    我“嗯”地应了一声。

    “你年纪也老大不小的了，至少有四十岁了吧？”

    我又点点头。

    “听你谈吐，像是个喝过墨水的人，为啥只是个普通工人哩？”

    话锋刺到了我内心的痛处，我无言以答。是的，我的面部确实火烧火燎般地疼痛，但是我的那颗伤痕累累的心，比烧伤的面部更疼；不是疼痛，那是在淌血，因为我在以无言掩饰着我隐形人的身份，以无言欺骗着真诚。而这位老工人正是把我拖出火海，又骑着自行车来探望我伤势的好心人。有那么一瞬间，我真想从隐形的壳体里钻出来，亮出一个真实的自我，因为只有这样做，才算是一个有良知人的行为。但我前思后想了半天，在这谎言欺骗童真的年代，还是把隐形人的身份保留下去为好，尽管我觉得这是对老工人的最大不敬。

    “不单你一个人，叫咱纳闷。”张师傅继续对我倾吐着他的心声，“你们这群从山西来学艺的工人，岁数都老大不小的了。有时，你们叫我师傅，我都觉得有点折寿。”

    我不能只听张师傅一个人的独白，便开口说：“别这么说，我们都诚心诚意地把你看成师傅。至于，你这群徒弟为什么岁数都这么大，过去我们干的是车、铸、刨、铣，你要是从化工厂下来，到我们跟前去学这些玩意儿，我们就成了你的师傅了。”

    “说得好。”张师傅笑了。

    他的笑并没给我带来半点轻松，因为这是欺骗者骗术的成功。我不是一个骗子，但时代要求我充当一个不露形迹的骗子。悲剧的内涵，喜剧的外衣，这不是一件让人酸楚的事儿吗？

    他走了。他的住家离诊所还有很远的路。但他那一脸憨实的微笑，我至今记忆清晰如初。好在，又过了一周多，我们这些冒牌工人，算是出师毕业，打道回府返回了山西。行前，我的脸上已拆除了裹缠着的绷带，镜子里的我，面颊上涂着防止感染的药，并且没了眉毛，秃了头发。

    张师傅来住所为我们送行。

    我躲了起来，因为我不愿意在离别的时候，给他留下一个悲凉的印象。但他执意询问我的“同窗”，我到底去了哪儿。“同窗”把我从一间堆放着床单和被褥的空屋子叫出来，对我说：

    “你得去。”

    “我不想去。”

    “为什么？”

    “我怕功亏一篑，因为对张师傅演这种角色，灵魂不得安宁。”

    我的“同窗”叮嘱我说：“千万得绷着劲儿，二十拜就剩下一哆嗦了。农场那边来了电话，叫你在北京下车，在家里养伤两周后再返回场子！”

    “不，我不愿意叫母亲和儿子，看见一个没了眉毛和头发的浪子归家。”我说，“我同意去和张师傅话别，不然我对不住张师傅这片心意。”

    我尾随着我的同窗，忐忑不安地走回我的屋子。刚刚进屋，张师傅就伸出双手，像铁钳子一般握住了我的双手：“哎呀！成了和尚了！这没啥不好，眉毛、头发还会长出来的。古人有两句成语咋说的来着？我记起来了，是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马上低下头来，借以躲避他那双坦诚的目光。因为此时此刻，我的眼眶潮湿了。

    1993年4月21日于北京

    [脚的记忆]

    儿时，我见过三寸金莲，那脚小如辣椒。年轻时，我见过芭蕾舞演员的脚，那楚楚动人的秀脚，可以直立如锥，不仅可以支撑起演员轻盈如燕的身体，还能连续不断地在舞台上进行三百六十度的旋转，使我眼花缭乱、如醉如痴。

    我经常回眸远眺的那双脚，一非三寸金莲，尽管那古董十分新奇；二非芭蕾舞中“倒踢紫金冠”的尖足，尽管那姿态精美艳丽。那是一双修理地球者的天足，关于他的脚的故事，使我永生难忘。

    他的名字已随逝水东流的岁月，而渐渐淡忘了。但是我记住了他姓裴。之所以如此，因为我和他住在劳改队一条大炕上时，他常常对我讲起“老右”那段扭曲了的历史。“赔”和“裴”是谐音，使我记住了他的姓氏。起初，我没有注意过他的脚，有一次听一个“同类”告诉我，他是发明过新型电机的工程师，出于好奇和求索之心，我才开始关注起他的脚来。

    生理医学书上有过如是的记载：大凡大智大慧之人，足弓大都呈现凹凸的反差弯曲。我和裴公铺挨铺，曾偷偷窥视过他的脚，其结果使我大失所望，他的脚心不仅没有弦月之弓，简直平板得如同大象之足，没有任何智慧的痕迹，和书上写的大相径庭。

    生活上他也显出超人的笨拙。劳改队每逢冬季，都要进行认罪守法学习。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争先发言，以求快点“过关”。裴公总是充当尾巴，在他发言时，两眼槁木死灰般地望着房顶，既无悔恨自己往昔的表情，更无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表态。几句车轱辘话转来转去，让“同类”认为他是傻瓜笨蛋，让劳改队长认为他是痴呆病患者。

    “我1957年到底犯什么错误来着？确实记不清了。反正档案里会有记载。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因为学习时盘腿坐在火炕上，他习惯于在不断重复这些车轱辘话时，两只手搓着他的脚板，好像他那两只象足上，有搓不完的泥巴似的。久而久之，裴公似乎就成了一个人的外壳，而没了人的灵气。在小会、中会、大会上没人叫他说话发言，他也就甘当起会说话的哑巴来了。到了“文革”，狂澜骤起，“支左”的军管人员进驻劳改单位，把裴公视为不认罪的典型，他被揪到大空场的一个土台子上去接受批斗。“煮豆燃豆萁”，“同类”们在“导演”示意下呼喊口号，叫他交代“罪行”，他缄口无言，只是两脚不断在台上摩擦。

    队长急了：“你这是干啥哩？”

    “我不是在跳踢踏舞。”裴公冒冒失失地回答了一句，“我有脚气，痒得不行。”

    严肃的批斗会，滚过一阵笑声。为此，他吃了不少苦头，先是“燕飞”，后是下跪，最后是戴铐隔离反省。但裴公始终如一，没有交代过他的“罪行”。

    时至70年代末，裴公的黑发间出现了缕缕银丝，为“老右”平反的消息传来时，我才知晓了一点裴公的“庐山真面目”。他对我说：我从进劳改队第一天起，就锻炼自己灵与肉的分离，其铸造方式，就是摩擦双脚。他说双脚是支撑一个人生命重量的两根擎天玉柱。裴公时刻告诫自己：要当说真话的人，不当说假话的鬼。他还告诉我，他并没有生什么脚癣之类的病，昔日在土台子上两脚互相摩擦，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强化人格自我完善的支撑力量。

    原来如此。

    仔细咀嚼裴公脚的故事，已使我肃然起敬，但是最震撼我的，还是故事的结尾：终于有一天，裴公原工作单位的人事处长，来劳改队接他回京了。那位干部奔过来热情地和他握手，哪知裴公没有伸出手来，却扬起了他的一只脚。

    那位干部先是呆若木鸡，后又面红耳赤。裴公放下那只脚，一字一顿地对他说：“大概用知识分子血汗染红了自己头冠上红缨的官儿，都爱得健忘症。你还记得1957年吗？在大鸣大放时，本来是你和我一块儿闲聊时，相互说起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之类的话。‘反右’一开始，你头一个写了我一张大字报，说我裴××恶毒攻击了党的领导。对不起，我嫌你的手太脏，给你我的脚，算是对你的礼貌！”

    直至今日，关于裴公的脚的记忆，我仍刻骨铭心，因为它的内涵太丰富了。

    1993年4月2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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