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者自安]

    “方”在词典上的解释为：四个角都是90度的形体。方者不偏、不斜、不圆、不扁，将其投影于人文行为中，就是指那些活得有棱有角的人。

    这是不是为文的最高规范，我一时还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但是不管怎么说，方比圆好，圆者受力则动，方者岿然不动，目标永远瞄向文艺的终极。当然人的才情有大小，一生也未必能登上艺术巅峰，但是方者有这种坚毅的精神。我们用鲁迅作例证，似乎稍嫌遥远了一点，仅以辞世了的作家孙犁而言，就是一个言与行完全一致的“方家”。在词库中“方家”的含义是：讲道义并有着精湛学问的人。

    历史已然流逝过去多年了，我们可以查阅他的全部作品，就是用放大镜去寻觅，也难发现他有追风之作。几十年来，在中国文学的海洋中，不知沉积了多少亿字的文艺作品，但是到底有多少作品还保持着亮丽的色泽？孙犁的作品不死，仍然亮丽如初；无论我们捧读他的早期作品《荷花淀》，还是晚期之作《芸斋书简》，仍然能唤起感情的共鸣。何故？想来想去除他个人的文学禀赋之外，怕是与他的人文行为中的只方不圆不可分割。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作品盛行图解政策的时候，孙犁保持了他的清纯精神；到了“文革”年代，孙犁干脆丢笔不写了。这让我想起，在50年代，我与孙犁初次见面时他对我说过的话：“记住，不要追风，文学是有情物，只表达生活对你和你对生活的感情。没了‘情’字，也就没了文学。”这几句孙犁的自白，可视为方者的行与文的自白。

    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因为始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直到1979年历史新时期开始，文艺界就没有过安静的日子。在这样的风潮中安然自若者寥寥无几，而孙犁是不为其动的一个。他内心的痛苦不言而喻。在1963年，他还曾对他的老伴谈起我：“他人很老实，我看还有点腼腆。现在竟落到这步田地。”他老伴说：“你们这一行，怎么这样不成全人？”孙犁虽然说的是我，也可以视为当时他痛苦心灵的流露——他不是在季候风中不断变形的作家，而是我行我素的“方家”。

    俱往矣！当此2006年，电子信息已覆盖了中国的时候，古代文人那种清灯冷对的人文模式虽然已有改变，可是文艺自身的内在魂魄并没因时间更替而改变。不管你是“写实”还是“前卫”，在“圆者自转”与“方者自安”的选择上，永远是一个课题。

    不过在时尚的进化中，在“方”字的前面又多了一个“魔”字——那智力玩具名叫“魔方”。笔者觉得这东西挺撩人思绪的，它似乎在解析着艺术深奥无穷的境界，让人沉浸其中，其乐无穷。它也是方形的，文艺家只有先站直了自己的身躯，才能像“魔方”游戏一样，在其中不断变化艺术手段，而达到行与文的完美谐和。然否？

    1999年12月28日

    [智者自识]

    昔读黑格尔的哲学笔记，感触颇多。其中有一句话，摘记到我80年代初的文学手记上，这句话就是：“要认识你自己。”通过多年的文学实践，我认识到“自识”对行文从艺的重要性。其实黑格尔这句话，演绎成中国的古训，就是“人要有自知之明”。

    人每天都要洗脸照镜子，对自己的模样是一清二楚的，镜子里的我是奶油小生，还是阳刚硬汉，自己是有个粗略认知的，但这并不等于人就具有了自识能力。笔者写此文章时，偶见北京电视台采访贺岁片《没完没了》的导演冯小刚。记者问他此片对比《不见不散》，有没有什么新的创意？冯沉吟了片刻，回答了一句非常老实而又十分内行的话：“大路子与上部差不多吧。”记者又问他为什么没有新的套数，他做了大意如下的回答：这很难，你看卓别林只擅长演他的喜剧角色，如果换个角色，他未必演得来。我导戏也是一样……冯的回答，是符合艺术家自识的规律的。

    爱因斯坦总结出来成功者的科学公式是：天赋＋努力＋艰苦奋斗。一部文艺作品（包括影视）的成功，除了爱因斯坦提出的三个元素之外，怕是还与个人生活阅历、感情好恶、内在气质等诸多因素密不可分。比如：历史大片《荆轲刺秦王》，不管媒体如何运作，导演怎样竭尽修改之苦，观众仍不喝彩；而市井影片《没完没了》则使观众在笑声中痴醉。演员李雪健在《渴望》里的角色使人难忘，可是当他扮演《水浒传》中的宋江时，恕我直言，那简直是无艺无趣可谈了。何故？

    文艺自身的规律之一，就是无限中蕴藏着局限。人，特别是文苑中人，常常沉浸于梦幻之中；文艺离开梦幻就死了灵气，可是梦幻并不意味着蛹变飞蛾；艺术因人而异的各种局限，像你的影子羁绊着你，使你欲飞而不能。其实，任何文艺家，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天才，在十八般兵器中，也只能擅长一两种。无论在文学领域还是艺术领域，都只能各领风骚于一隅，而不能虎踞龙盘于整个艺坛。

    文学亦无例外。比如写实作家与前卫作家，他们的自我形成都是由先天的艺术基因、后天的生活差异造成的。在文学四季中，皆属春兰秋菊一时之秀。彼此之间取长补短，是积极进取的上策；但是如果有不自识者，想表演一下时令交换，那将是花非花的“四不像”，而使读者啼笑皆非。在世界文学史上，倒是出现过个别的例外，比如俄国的果戈理，写下过批判现实主义的讽世长篇《死魂灵》。在他的笔下，还曾出现过一反自我的浪漫主义中篇《塔拉斯·布尔巴》，那是文学罕见的例外。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才能汇成文艺的璀璨星河。文艺无满汉全席，更无十八般兵器皆能的神仙——神话中的孙悟空再有本事，也只会使用他大闹龙宫时得到的定海神针，何况人乎？楚河汉界，难以逾越界河；十八罗汉，各显各的神通。这也许不是任何从艺者都能从自识到悟知的文艺律条。

    2000年2月17日

    [睿者自痴]

    文坛艺苑无愚者，愚者是无法涉足这一领域的。这里所谓的愚者，是指大智若愚的睿者而言。

    还是在儿时，就听过乌龟与兔子赛跑的故事。那时觉得天地之间没有那样的傻兔，记得儿时在乡间学堂上，我就反诘过讲故事的老师：“河里的乌龟和田野里的兔子，我都见过。只看见兔子一蹦三条垄，乌龟爬起来比兔子要慢好多，它怎么能跑过狡兔呢？”当时自己不知道这是前人留给后人的一则哲理寓言，而过于稚气了。将此则寓言故事引申到当前文艺景观上，似不无参照意义。

    前几天从南方来了个同行的朋友，我们在午餐对酒抒怀时，无意间说起了这则人人皆知的故事。我们的话题是：兔型和龟型的文化人都有，这两种人在文艺马拉松中的能量。这位友人也许是贪喝了几杯，算是酒后吐真言吧，他游离寓言本身，褒贬开时尚的传媒了。他的原话如下：“现在炸炒成风，被送上油锅炒来炒去的当然不是蠢材，但也绝非大材；大智若愚的人，在时尚的风气中，都适当地与媒体拉开距离。这也不怪，在中国经济腾飞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泡沫经济，泡沫文化的孕生必然产生泡沫运作方式，一环咬一环地成为中国文化新闻的一大奇观。”

    我说：“你离题太远了，我问你到底对两种人文景观有何评断？”

    他趁着酒兴说：“兔子比乌龟灵活，包括头脑和四肢。据动物志记载，兔子的视力范围360度；乌龟则不行了，小小的眼睛，只能目视前方的半圆。可是乌龟有个兔子不能比的优势，没有左顾右盼，目标永远是正前方。如果没有时尚中的炸炒，兔型文人可能会跑出马拉松的好成绩；可是当他被炒得红得发紫，紫得发黑，人人当作笑料的时候，不是对踽踽而行、一步一个爪印的乌龟，送去了胜利的信号吗？中国龟型的文人太多太多了，所以才有了十年磨一剑的成语。拿曹雪芹来说，我们无法与之相比，可是你看看你们北方的陈忠实、刘震云、张炜……”

    我笑了，说他又创作出一则新的龟兔寓言。友人走后，我仔细咀嚼这则新的龟兔寓言，似不无它的道理。自古至今，中国的大文化人，都有龟的沉默，鹰的远眺，当然也有兔的狡猾，后者是历代帝王对文人的杀戮所致“狡兔三窟”，用在文化人身上，是躲避灭门之灾的手段；就其本质来说，非兔型人格的佐证。因此，在当下，这则新的龟兔赛跑的寓言，才更具有其深广的意义。

    睿者自痴，这是在当前泡沫文化的覆盖中，一个神经正常的文化人，无可逃避的理性选择。

    2000年2月24日

    [闲话“拒绝”]

    拒绝是一道人生哲学试题，人人在生活中都会面临这样的答卷。试想那些走向刑场和牢房的贪官，如果能把手心朝上的贪婪改成握一个拒绝的拳头，人生也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文人虽然不是贪官，但要真正做到有所拒绝，也非一件易事。但多年的生活实践告诉我，要想活得像个人，学会拒绝似乎是一门必修的人生大课。

    记得，21世纪初在南方的一个文学笔会上，一位名气很响的文化人，走到我下榻的住室，说是当地要举行他的作品讨论会，请我为他的作品讨论会议或对他的作品题上几个字。我内心顿生反感：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开作品讨论会，倾听四面八方的声音，以利今后的为人为文是好事，为啥还要别人题词装潢门面？由于不解其用心，我摇摇头说：“对不起，我的字写得不好，请另找别人吧！”便回绝了他。

    那是令人窒息的场面。双方历经片刻的尴尬之后，似乎过了很久，我才恢复了呼吸的均匀和畅快。这不是出于我的怪诞，而是出于对笔者自身和他的尊严的维护。试想：如果一个作者的作品讨论会现场，挂满了文化人的祝词，这不是成了商店开业时的花篮了吗？别人会怎么看待这个会议？抑或是他真的有些才气，恐怕也被此举封杀殆尽而贻笑大方了。此事不知怎么传到了同时来南方开笔会的厦门诗人舒婷和陕西的小说家高建群的耳朵里，他们在餐桌上埋怨我说：“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们一声，要是知道你这么做，我们也照方抓药了。”我说：“由于文化和商业联姻，文苑里煎、炒、烹、炸的事，已然使文坛够光怪陆离的了，不能再给文坛添‘彩’了。”

    上述事例，属于正当的拒绝。但我也有拒绝失度之举：有一年，新加坡的文学机构邀请几位作家去新加坡做客。当时我应了下来，但事后听说新加坡许多地方不许吸烟，而我又是有着半个世纪吸烟史的“瘾君子”，历经艰苦的劳改年代，都没能使我“改邪归正”，我不想在浪里白头的年纪，改变自己的积习。基于这种行为本能，最后还是回绝了出访新加坡的邀请。为此，刘心武曾写了一篇《烟后吐真言》的文章，发表在天津的报刊上，对我这个“性情中人”，进行了褒贬兼而有之的调侃。

    有一天，一位从未谋面的女士突然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是请我做她婚礼的主持人。真是时代变了，一个从未谋面的女孩，怎么敢于如此做事哩！我拿着电话听筒愣了许久，不知该如何应对。婚姻对任何人都是一生中的大事，我虽然和她素昧平生，又不知她要嫁的先生为何许人，但要拒绝此邀请简直是难上加难。正在我不知所措之时，忽然记起她举行婚礼的八月中秋，正好是我与家乡人在京团聚的日子，因而便在电话中告知了这位女士，并道歉不能去当她的婚礼主持。我以为事情到此就算完了。就是活神仙也难料到，当我与老家来的乡亲正在一个饭店庆祝中秋频频举杯之际，有人到我身边耳语，说是有一个身着婚礼服的女士来找我。开始我觉得十分怪异，接着我的头蒙了：一定是她！我事先已然婉言向她说明了不能去当她婚礼主持的原因，人做事情不能强人所难呀！继而再想，这是她对我采取了“牛不喝水强按头”的强攻之策，时尚中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新新人类”，有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劲头，因而对我发动突然的闪电战术。不然的话，何以会发生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出生在农村，是个乡土观念十分浓烈的人，家乡的事有求必应。何况在这次家乡人的中秋聚会上，我不仅要倾听一下家乡的经济发展规划，还有让我在会上讲话的安排。因而我步出大堂，当着众人的面对她说：“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也十分愿意去为你的婚礼助兴。但你亲眼看见了，我今天和同乡聚会并非推辞，马上要轮到我讲话哩！”她很顽强，还执意不走，并说汽车停在外边，满座的宾朋就等我到场了。面对如此令人尴尬的场面，我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我拿起笔来为她的婚礼题写了几句祝词，才算了结这桩令我为之汗颜的“蒙太奇”事件。

    我的认知是：人生一世，总得有做人的方圆，不能像是水中浮萍那般，在时间的长河中任意东西南北。为此，可能要自堵自己的路，遭遇许多难言的尴尬，这么做虽然痛苦，但不会失去做人应恪守的行为罗盘。有一年，一位刚刚走马上任的文官，说要来我家聊聊作协的工作。当我得到这一消息时，他坐着的轿车已然到了我家门前。我妻子不认识此位文坛的官员，听有人按响我家门铃，便打开铁门迎接客人。这位文官正欲迈步进我的屋子，我“哐”的一声把半开的铁门关上了，并说这是我家，我不欢迎他来我家做客；要谈工作可以去作协，那儿是谈公事的地方。

    此事，一时间被传得沸沸扬扬。平日与我接触不多的吴祖光，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特意为此打来了一个非常幽默的电话。开始他询问我，朝阳区是否有一条拒马河？我告诉他，拒马河不在北京而在河北。他一口咬定，这河就流淌在我们朝阳区（他的家也在朝阳区）。当我陷入一片迷茫之际，他才亮出了谜底说：“你不是把一位姓马的‘大人’，给拒之门外了吗？行！你不是个冒牌文人！”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他说的是我关门拒客的事情。

    如今，我已是浪里白头之人，写此《闲话“拒绝”》，既是对镜自描之篇，又是回眸人生的忆旧之作。笔者认知：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在生活中似不应该是个团团转的陀螺，而应是个凹凸分明的方者。“圆者自转，方者自安”的古训，是我追寻的人生坐标。

    200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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