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寓言”]

    [A]

    1996年奥运会举办时，笔者只是从电视、报刊等传媒上，浏览精彩而激烈的比赛场景。半年多过去了，时间沉淀出这篇时代“寓言”：人世间没有永恒的金牌冠军。

    记得在赛场上，曾经驰名于国际田坛的宿将，如百米金牌得主克里斯，因两次起跑犯规而被取消比赛资格。当时，笔者很为他惋惜，觉得他失败于瞬间的偶然；但是他后来在二百米预赛中，亦被后起之秀淘汰出局，而未能闯入决赛，之后心中便豁然开朗——他已经走过了他田径生涯的灿烂季节，昔日的辉煌或许与他永远绝了缘分。

    上届女子五千米奥运会金牌得主——爱尔兰的金发碧眼女郎奥沙利文，在本届奥运会上五千米决赛时，不仅仅败在“东方神鹿”王军霞脚下，甚至没有跑完全程，就退出了比赛。

    红颜有意长驻，岁月无情流逝。

    尽管观众为那些冠军落马不无感伤，但以理性为尺，丈量一下奥运会冠军的不断更迭易主，便会从感伤中得到一种感伤之后的理性愉悦，那就是：金牌得主的每一次更易，都代表着奥运竞技场上的进步。体育竞技与其他竞技一样，当一个天才登上巅峰极顶的时候，迎接他的不会永远是如日中天，而是一步步成为黄昏斜阳。如果奥运会上当真有永不败落的冠军，那种停滞不动的永恒，不仅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背离，从人类社会宏观视野上去透视，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倒退。

    静止是暂时的，流动是永久的。

    这是此次奥运会上，给笔者的一个定律性的启示。因而今天赢得的，明天必然失去，虽然这个轮回显得过于残酷了一些，但这是每个心理健康的人，都必须承受的感伤。

    [B]

    将此规律移位到文学上来，也有着它的朴素而又深刻的意义。当然，像黄钟大吕般的《红楼梦》，而今还被定位在文学中的最高坐标。删繁就简地去解析这种现象，就如同过去奥运会中谱写下的纪录，至今还没有被运动员刷新一样。在一定程度上，一个久久未被后人跨越的高度，代表着人类智慧在一定历史阶段发展的极致。它是文学群峰中的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毋庸置疑，一定会有勇敢而坚毅的探险者，舍命去攀越这个高度。

    文学百花争艳与体育竞技，虽然有着共性，但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生命个性。一个运动员的金牌纪录，至多可以保持几十年；而文学上的金牌（指《红楼梦》之类的名篇巨著），则远比运动员金牌的生命更为持久。文学展示的是文化与精神上的马拉松长跑，而这种超越，虽然在缓慢地进行，但比运动竞技场上的瞬间定位，要艰辛得多。因为文学不仅仅是体能与技巧的发挥，一个穿越世纪的作家，生命本身就必须是一部百科全书，再加上艺术禀赋的融入，一本巨著几乎可以包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是一曲《红楼梦》，至今仍然熠熠生辉的根本渊源之所在。

    但从人类智慧发展的角度去预卜文学未来，必然会有可以与“珠峰”媲美的奇峰出世，几十年、几百年……虽然这是个十分漫长的时间，但中国总会诞生巨大的天才。

    如果金牌永恒为某人拥有，那将意味着人类文化与睿智的僵死。

    [C]

    当代作家最为可悲的是，虽然繁星满天，却难觅那众星烘托的一轮皓月。鲁迅先生燃烧了自己不算长的一生，化为文学启明北斗高悬于中国文坛上空，留下二十多卷笔蘸真诚的文字。使后来者以鲁迅先生为尺，在丈量自己时汗颜不止。但当代也不缺乏安徒生童话中“光着屁股的皇帝”，自己本来一无所有，却爱“（尸求）驴戴礼帽——伪冒圣人”，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的青黄转绿，百般挑剔。把鲁迅先生指责过的八股文以及后来的“两个凡是”，变换了包装拿来制衡文学向“海纳百川”的自然归属。更有甚者，又拿来“文革”大批判的语言，企图一棍子打死一个作家。

    这不禁使笔者想起漫画家廖冰兄当年的一幅诗配画。诗曰：

    生活必须如此

    创作应该这般

    最好人如机器

    没头没脑简单

    偏偏文学创作是十分复杂的精神劳动，它的生存坐标不是八股或洋八股，而是生活。曹雪芹写的是他感悟过的生活，鲁迅先生留下的也是他对社会体察的真情文字；而我们要出时代精品，舍弃生活对作家的赐予和作家对生活负责，还会具有文学自身的生命吗？！

    曹雪芹老先生热爱中华文化，鲁迅先生爱民族爱得内心发痛。这不是附贴在作品之外的商标，而是蕴藏在作品字里行间的灵肉，因而成其传世之不朽。笔者之所以引用廖冰兄之调侃，实因游离文学艺术自身规律之运作，还偶有发生。更有甚者，在1997年牛年之初，居然出现像“文革”时大批判开路之文章，俨然一副“唯我独尊”的面孔，疑是“两个凡是”又在独一无二的某刊物上还魂了……

    [D]

    话题再回到奥运话题上来。不知看官是否还记得奥运赛场之外的花絮：当时在奥运观众席上，曾出现了昔日拳王阿里的几个令人肃然起敬的镜头。

    这位在20世纪中叶，打遍拳坛无敌手的拳王，今日已无昔日的豪爽风采，他浑身上下有些颤抖和痉挛，这是岁月使之凋零的结果，任何人也无法逃避。但可以逃避自然规律的，是衰老躯体内的博大精神。笔者看见他不断挥动颤抖的手臂，向金牌获得者频频招手。

    这种精神风采，不是文艺界所共有的。虽然，中国成语中早就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之美丽说法，但“前浪”对“后浪”将其覆盖与淹没，总是不那么情愿。从心理学的角度透视，其缘由出自本能派生的忌妒。笔者前文所提及有些文字的羁绊者，之所以挑剔后生代的作品，无非是对自己的文学存在，感到了某种危机。殊不知，这自然法则不仅无法逃脱，而且是自寻苦恼，自讨没趣。

    拳王阿里在观众席上的微笑，可以给我们以昭示：敞开胸襟，迎接后来者吧！永恒的金牌与绝对冠军是不存在的。更何况那些嫉贤妒能的人，在文学生涯中就不曾有过拿金牌的历史，那么就应了古代“武大郎开店——比我高的莫进来”的典故。

    可悲乎？可笑乎？

    这是文苑的真实，还是一篇文苑寓言？

    1997年3月26日于北京

    [研“讨”会与研“好”会]

    时下文学作品的研讨会，不断召开。不管怎么说，至少它标志着这是一个作品丰收的年代，如同到了秋天的收获季节，高粱、谷子、玉米、大豆……还有与大地上粮食草苗争长的枯蔓、野藤和狗尾巴草之类的东西，也都到了生命的成熟期。耕作了一年的农夫，挥动那把镰刀，一刀下去，很可能把谷子与草籽一块割下来，装进谷仓。因而，在筛选粮食的时候，就有个过筛的过程——将其伸延到文坛里来，就是作品研讨会的召开。

    本来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不知始自何年何日的哪个时辰，这种研讨发出了霉变气味，其特点就是无论是秕谷还是颗粒饱满的粮食，弄成了面孔难分的真假李逵，报刊媒体上刊出的消息，似把研讨会一律开成了研“好”会。君若不信，可以翻开文化报刊过一把瘾，就会知道笔者绝非虚言，这类会议的所有回声，几乎都是赞美之词。君若相信了这种传媒的误导，真是会认为中国文学，又一个盛唐的年代来到了。

    是那么一回事吗？近几年来由于研“好”会的盛行，笔者对这类研讨会避之如鼠。由于害怕到那儿去说些言不由衷的话，索性退避陋室，图个良心上的安定。省得夜深人静反刍自己的行为时做噩梦。记得，有那么一回，一位作者在电话里邀请我参加其作品研讨会时，令我久久心神不安。他说他和我在何时何地相识，见面时又说了些什么云云。其实作品讨论会的实质，与彼此相识与否毫无关系，他这么做实无必要。更何况我的记忆力还没衰退到失聪的程度，此君谈及的与我相识，本身就可算作“小说创作”。试想，一个心地诚实的人，当时心里会有什么感受。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方式，我只好当恶人了。我对他说：“对不起，我真的没有读过你的大作，这会我就不参加了。请你原谅。”干了有悖于时尚的事，虽然恶人是当上了，但可以自慰的是，我对得住文人良心。

    当今的情况是，一些文人的良知正在消亡，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一些穿梭于文场各种研“好”会的文化掮客，不能恪守文化人的品格；说得更为赤裸一点，少许的会议礼品或车马费之类的红包（礼品风已远非一日），就能让一个大活人，到了会上说鬼话；即使不读作品，也能侃侃而谈，好像喉管里安着一个轴承，舌尖可以自由转动。说了违心的话之后，可以脸不红、心不跳，俨然一副道貌岸然者的肖像。

    生活进入了商品年代，琳琅满目的商品包装，令人目不暇接，这是一个事实。文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逃避地有了商品属性；但它毕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商品，而是生于斯，长于斯，追求不染污泥的朵朵莲花。这个文学定位，大概不容置疑。我常常想，如果鲁迅先生长寿百岁，面对这种一个接一个的研“好”会，将会何以对之？也许他会出席会议的，但是那些虚情假意之词，怕是难以从这位先生口中吐出——正好相反，躯体内富有钙质的一代中国文学的精神代表，也许会来个“横眉冷对”，使出席研“好”会的那些以舌涂鸦的说客汗颜失色。然否？！基于这种认知，前些日子，出版我一部长篇小说的出版社编辑，与我在全国图书订货会上不期而遇，他说想在北京开一个我的作品讨论会。我立刻坦诚地对他说，还是免了罢，如果你们非要开不可，我丑话说在前边，我个人避嫌拒绝出席。他说此部小说在刊物上发表后，不少读者反映不错，还是造一下声势为好。我谢绝了。之所以如此，我实在对一些研“好”会反胃了。一部作品问世，就成了一种社会存在，褒贬任人去评说好了。广大读者，是作品的第一审判官；更为严肃的文学法官是时间，而不是什么评论家的时尚评论。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那些曾经大红大紫于一时的作品（包括我自己80年代初期的一些作品），历经时间磨砺，究竟有哪些没有褪色而鲜活如初的？而当时赞美的评论文章，怕是足可有一本书那么厚——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回眸一下当初的沉醉，正说明当时的浮浅和无知。“文章千古事”，这句古话说到文学的根子上，它的成活期才是检验文学的最后标尺。因而我想，一个文学作者，从一开始写作就该力避轻浮；与其把时间和心血花在炒作上（尽管有些炒作成功者也能风光于一时），还不如花在挥汗耕耘之中。

    研“好”会不良风气的形成，当然与一些长着轴承舌头的“文坛掮客”有关，与出版社受利益驱动有关；但这都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所以关键因素，还在于作者自己。

    1999年7月于北京

    [圆者自转]

    地球是圆的，它每天自转不停，从而有了白天，有了夜晚。这是人人皆知的科学常识。但是人类自身不能自转。小时候玩一种叫“开飞机”的游戏，先眯起眼睛，然后双臂张开，在原地不停旋转，不一会儿人就趔趔趄趄地找不到东西南北，继而跌倒在地了。此外，我们还常常玩一种“抽汉奸”的游戏，人人手拿一根柳条或鞭子之类的东西，抽打一种名叫“陀螺”的玩意儿，让那上圆下尖的玩具，在外力“鞭策”下旋转不止。

    多少年之后，这两种游戏，常常让我联想到时尚中的人文行为，挺有趣的。说其有趣就在于常常看见文人的自转，与童年的游戏十分相似。童年“开飞机”的年代，飞机还是稀罕物，模仿飞机的旋转出于追求新奇，带有童心浪漫的色彩。但是文人灵肉失态的自转，却无任何乐趣可言。这里所谓的自转，是指丧失自我感情，而按着一二三四的节奏，在方格格里跳舞而言。那一二三四……是文学之外的符号和代码。回首中国文学的曲线，可以看到昔日那些配合政治任务之作一部接着一部出笼，也许这些作品曾红极一时，但是终究因为其并非出自心灵的歌，在生活的磨砺中逐渐黯然失色。

    文学永远是个体动物，它唯一的参照系是生活的真实，它只从属于生活，而不是迷失自我后在外力催动下的旋转，当然更不是时令的图解和高音喇叭。由此看来，1979年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提出来的“今后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是深谙艺术规律的一个决定。

    但是文人按照时令气候旋转之风，并没因此而绝迹，死了梦幻的失重之轻还时不时地演绎在中国文苑的舞台上。探其渊源，似乎难以找到别的解析，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文与仕”互动的关系，怕是中国部分文人自转的最大诱因，他们跟随季候风团团旋转，不外乎想成为敦煌中的“飞天”。

    至于陀螺的旋转，比第一种自转显得更为鄙琐了，它不是自发的转动，而是借助于外力的转动。比如陀螺转动起来速度之快，以及转动时发出的嗡嗡声响，足可以眩人耳目，让人眼花缭乱于一时。但是其可悲之处在于，它是在鞭子抽打下的瞬间美丽——而艺术的别名叫自由落体，源起于自我感情的张弛，而非外力驱动的任何物体；如果像陀螺之转，当催动的外力停止，它的美丽也就随之而凋零。

    以此艺术规律，回眸一下几十年来的文艺实践，我把那些外力驱动的写作视若陀螺旋转的圆弧。因为其不是自己与生活交融的血肉结晶的胎儿，可以将其视为是古典戏剧《狸猫换太子》中的“狸猫”，而非“太子”。如此的怪胎，怎么能经受时间的磨砺呢？君若不信，可以回眸一下盛行于“文革”年代的“陀螺表演”，以及由此而演绎出来的所谓文艺作品，尽管其大红大紫于当时，由于它不是心灵的梦幻之歌，至今已少人问津。更有甚者，还成为时代良知之箭回射历史时的一个个靶牌。

    人之所以称为万物之灵，在于他区别于一切没有思维的木偶。人字是由一撇一捺支撑的，表现着他的凝重和沉淀。他不具备任何圆形球体的本能和生理特征。因而“圆者自转”中两种旋转，都是与艺术规律格格不入的。真正的作家与艺术家都是精神的先驱，那么文学艺术的真谛也就尽在不言中了。

    1999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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