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文官杀人”]

    近日，偶翻1995年11月3日《南方周末》，在“人与法”的专版中刊登了湖南邵阳文联副主席罗洪涛，活活掐死六十九岁退休老人陈纯求的逸闻。

    逸闻中罗洪涛有一段自白，颇耐世人寻味。他在威胁受害者时说：“我可是红道、白道、黑道上都有人。”乍听起来，仿佛是罗洪涛醉酒之后的胡言乱语，很难与一位文官挂起钩来。但是案发之后的该年8月17日，这个杀人犯不仅没受到法律惩处，反而再次当选了邵阳市文联副主席，并在当地电视频道中堂而皇之地亮相，至少使人想到他在“红道”上是有后台撑腰，这是读者一目了然之事。

    笔者读罢文章之后，除了深感当地法失纲常之外，还深为文官文德的沦丧感到悲哀。何谓“文联”？具有高智商的文化人的联合会也！何以会叫一个杀人犯盘踞于领导岗位？笔者再读报纸，从字里行间终于找出令人不安的渊源：原来这位罗洪涛是一介识字不多的武夫，只因在区委改选中落选，便被安排到该地文联工作来了。好一个安排！集作协、美协、书协、剧协、影协、音协、杂协于一体，知识分子精英荟萃之地，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起着先锋作用的文化机构，在如此这般的“安排”中，仿佛成了破烂王，任何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角儿——以及人才竞争中的下脚料，都可以往这个筐篓里塞，滥竽充数于文官行列，岂不成了千古奇观？

    笔者这里从宏观上翻一翻文联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全国文联一直由德高望重的文坛泰斗如夏衍、巴金、老舍、茅盾等领导。微观至地方文联，也绝无让一个杀人犯去滥竽充数充当文联官员之先例。这是“文官杀人”给我们的启示之一。

    另外，怕是有些文化部门领导，对文明铸造民族魂魄之深刻意义，还只停留在“瘸子打围——坐着喊”的阶段。中国留下盛唐时代的灿烂文化，探其缘由有许多方面，但是任命合适的文相，也是其重要因素之一。魏徵敢于直谏唐太宗，在于唐太宗的开明和知人善任；贺知章能够识李白，在于贺知章本人就是盛唐时代的才子。所以盛唐年代才子辈出，如诗圣杜甫、诗魔白居易等，似都和那个年代所营造出来的文化氛围有关。如果，当代文苑官员中再多几个罗洪涛之类的杀手，那就不仅是文化的悲哀，而是国家和民族的癌瘤了。

    文化是什么？是一个国家包罗万象的综合学科。因而文官当是一代博学的代表，而不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能驾驭的。文化人不是无思想无灵肉的牲口，而是芸芸众生中之灵秀。因而邵阳市这起文官杀人案，不仅荒唐绝顶，而且发人深思！进一步推想，即使是罗洪涛这类人物，没有演出杀人之恶举，也会是窒息文化的杀手！

    然否？读者当自有明鉴！

    1996年1月

    [织梦者言]

    [A]

    1995年底，几个分布在天之涯海之角的昔日“同窗”，聚首于北京。当年，我们这些身穿褴褛衣衫，每日用铁锹铁镐修理地球的囚徒，历经二十年的劳改生涯之后，都留下了修理地球修出来的一具健康体魄。

    在我们纷纷举杯祭奠昨日，迎接明天之际，其中一位昔日“同窗”，提出了一个问题：“喂，不知诸公是否多梦，我在梦中总是出现劳改队部落大迁移。马车、卡车、囚车、火车……蝼蚁般的队伍，在尘土飞扬的古道上踽踽而行。”

    一唱众和，于是这个欢聚的厅堂里，成了说梦的梦乡。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原编剧，归京后任戏剧出版社社长的杜高说：“真也怪了，梦境出奇地近似，几年前我出访意大利水城威尼斯时，在那豪华的宾馆，竟然梦回遥远的茶淀农场监号。梦醒之后，才知我是他乡客，这儿是世界闻名的水城威尼斯。”

    来自中科院成都分院的数理研究室主任杨路（1957年北大数学系高才生）说：“梦是心中想这句话，未必能全面析梦。我怕回忆起那漫长二十年的苦难生活，可是梦如影子般地跟随我到现在。我去美国客串讲学时，按说面对的是一个富足的社会：流水般的汽车、摩天大楼；美丽如花园般的街市，空旷的海滨浴场和三点式的女郎。可是我梦里出现的都不是西方世界的东西，而总是梦见地上铺着稻草的禁闭室和劳改队对我进行的批斗会。诸位记得吗，我这个人在劳改队喜欢以调侃宣泄心绪，以解内心之苦闷。在劳改队出工的路上，我出过这样一个谜语：‘从二到九——打一现实成语。’应答者寥寥，大概只有尹畅宙，还有孙本桥沉吟片刻之后，答曰：‘缺衣（一）少食（十）。’当时正是大饥荒的60年代，人民生活非常艰辛，谁给汇报上去了，无从考察，我蹲了禁闭室。于是，禁闭室的幽灵，就跟我寸步不离。白天你不想它，夜里它来梦里找你。”

    我告诉昔日“同窗”，我的梦也成了我的潜影。我总是梦见我的缠过足的母亲，领着三岁的小儿子，出长城到塞外一座矿山看我。1987年出访西欧时，在德国汉堡一所敬老院里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站在敬老院的门厅里，翘首等待来看望她的女儿。当天夜里，我在下榻的旅社，便梦回东半球的大墙之内。我的母亲，领着我三岁的小儿子，正在爬那座八达岭长城，一老一小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但怎么也翻不过那长城背后的大山脊梁。我急了，高喊着：“妈——我在这儿！您坐火车过来，别爬山过来，那山太陡峭了。”忽然间老母和我的小儿子，从那悬崖上坠落下来。飘飘摇摇坠入无底深渊。我喊叫着哭醒了，却原来是汉堡之夜的南柯一梦！

    接着说梦的是大百科全书的编审韩大均，工程师张永贤，中学校长李汰……梦话无尽漫长，但梦境中出现最多的是昔日大墙内的生活。

    [B]

    其实，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已然是个老掉牙的话题。不管这个话题多么古老，却有着它无法更迭的定位。花花太岁般的时代浪子，梦再变形也无法把梦境伸延到铁窗里去；他们可能梦见“庄周化蝶”、醉入花丛后的种种幻境，而不会在梦中出现一把修理地球的铁镐铁锹。以追求仕途渴望在官场直入青云的人生过客，梦境中幻化出来的可能是权杖的叠影，顶头上司一张张风云突变的脸，以及自身阿谀奉承的微笑（在梦中是可以看见自己的）；尽管自己感到那不是笑，在嘴角腮边绽开的笑仍然犹如娇花吻风。以青春换取物质和金钱的高等“鸡”们，梦境无论如何离奇，怕是离不开索求的豪门楼阁，以及刺激男性的法国巴黎和德国科隆香水之类的东西；大概只有为求温饱、被迫走上这条卖春之路的“土鸡”，梦境中或许会出现淋病或艾滋病的恐怖镜头，在最后梦境中化成一堆可怕的骷髅，而梦断残更……

    因而，我常想无论在文苑内外，梦都是自己的第二个姓名，第二幅肖像；如果将其移植到文学中来，与其说“人如其文”或“文如其人”，还不如说“梦如其人”和“人如其梦”更确切。之所以如是，时尚（包括一部分古代文人）中有些文人，人文分裂现象相当普遍。而只有梦是文人真正的隐形替身，你走到哪儿，梦跟随你到哪儿；偏偏梦又属于自己，难以见诸文字。世界上唯一一个坦露梦中自我的伟大的作家，就是法国的卢梭。

    [C]

    如果我们确信生活为孕生和检验文学作品的坐标，那么我们对纷繁的文学景观就会有海般的宽容。历经革命战争年代的一批老作家，他们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对文学的自我选择，他们对烽火年代一往情深，累累弹痕织成他们灵肉中的梦，常常使烽烟中的记忆再现。作为后来人，我们可以挑剔他们某些作品艺术含量不足，但不能无端责怪这些前辈：“为什么你们不把目光对准现实生活？”要知道他们也是有梦的，梦魂萦绕的是他们的烽火里程。

    记得，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位当时我十分尊重的文艺领导，在一次中篇小说授奖大会上，对我谆谆教导说：“我建议你放下‘大墙’题材，投身到现实的火热斗争生活中，去开掘矿藏。”我说我已经在二十年生活中，筑造成了一个文学主体，而且已然占有了许多矿藏，让我舍椽而求木，我办不到。而且主观地想把一个文学主体，变成另一个文学主体，恐怕有悖文学艺术的自身规律。作家落墨之初，只是想把感悟人生的真谛告之读者，向稿纸上倾吐感知，而无其他。特别是我这样在社会最底层滚了二十个春秋的作家，昔日历史的苦难汁液，已经浸透了我的每个神经细胞，如果再让我重新刻舟造船，无异于文学上的自戕。因为我的梦已在向我发出信号：你别无选择。

    因而回首我的文学步履，那些小说什么的不过是在涂梦画梦。着力去描画的未必成功，而自然涂抹的却有着超越时空的蛮力。80年代初期轰动一时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只能作为我死而后生的一个文学标志，时间这个严酷的老人，似已把它忘却；而记载我生命年轮（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生命年轮）的《走向混沌》，至今读者来信不断。前些天，年轻的表演艺术家姜文，突然来访，他说他是在飞机上偶然读到《走向混沌》的，到了下榻的旅社夜不成眠，读了第二遍，之后便来找我，他说如果把这部书搬上银幕，它深厚的容量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自身弱点的自我剖析，将会不朽。

    我在兴奋之中不无感伤，因为我们的银幕太多嗲声嗲气的滥情，而缺少展现民族魂魄和土地原色之作。时尚中流行的物欲、情欲以及滥情之诱惑，正在化解着艺术应有的良知和忠诚。诗祖屈原留下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叩问人生之作，在银幕上少得可怜！因而我在姜文面前，不敢对影坛过于恭维。

    经过交谈，我才知道姜文原是我的同乡。乡情浓于酒情，在举杯对饮中，我在半醉半醒中又得一知音。姜文走后，我酒醒时忽然自问：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梦？《走向混沌》因其真，而换来读者的许多真情回报；姜文也是因其真而来家访，但真情之作，那么容易搬上银幕吗？

    [D]

    还是在年轻的时候，读到过美学家王朝闻前辈的《艺术论》。记得，他是如此解析梦的（如果我记忆有误，请王朝闻先生纠正）：在冬日农村的窗子上，可以看见冰冻的窗花。那些窗花我们所以看它像个什么影像都因为在生活中经历或目睹过这些影像。王朝闻先生举出这个例证，是为艺术联想探寻根源，不仅十分质朴而且十分恰当。

    试想，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只认识母亲的乳头，天地之间的万物对他还是一片混沌之际，小小婴儿能从生活中孕生出什么艺术联想呢？据心理学家认定：婴儿是无梦的，只有感知了这个世界，人才会产生梦幻。而人的梦幻，绝非从天而落，是社会万象辐射进人的大脑后，折射出来的彩带和光环。从这个意义上去解释，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母与子、水与鱼关系的永恒。近读陆文夫兄的文章，他说他不敢写未曾经历过的生活，弦外之音对一些年轻作家拼命去写他们并无感知的古老，表示出忧心和关注。在这一点上，我与文夫深有同感。一个有才情的作家，可以凭借他的聪慧和智商，把道听途说或书本记载的史料，演绎成长卷，并可能走俏一时，这也许并不奇怪。但恐怕这只能偶然为之，不能成为创作之本。写的多了，历经过那段古老时代的读者，总会看出许多背离生活的破绽；即使是走俏一时之作，也未必经得住时间的磨砺。文学中有浪漫基因，但这种浪漫不能更迭生活真实。行文至此，忽然想起李清照的许多佳作，怕是只有她历经人世离乱及情感伤痛之后，才能留下“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的牵人肺腑、令人断肠之作。

    然否？

    当流星划过夜空，化作陨石，它留下燃烧自己的梦。可惜它是石头，而不是人。人，特别是文人，在梦中像牛一样本能地不断咀嚼生活，以理性为线，把梦串联编织起来，就是生活原本的再现。

    199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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