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剃头挑子》的记忆]
小时候家居城关小镇，没有理发店，要想剃个和尚头什么的，只能靠走街串巷的剃头匠。剃头匠人千篇一律，都是肩头上挑着一个剃头挑子，一头是炭火铜盆，另一头是理发工具箱子。这种剃头模式之所以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有两个缘故：一、由于其设备简陋又不卫生，我五岁那年，剃头时被传染上了满头秃疮，县城的土郎中治不了这病，我不得不被送到北京（当时叫“北平”）的协和医院。那黄头发蓝眼珠的洋大夫，对顶在我头上的一片癞疮，采取了恶治的办法：他和一位护士把我身体固定在一把椅子上，用消过毒的刀片，一块块地割去板结在秃疮上的嘎巴，又用戴着胶手套的手，挤出疮里的脓水，手术足足做了有一个小时光景，才算完成了医疗过程。在这段时间内，我像挨宰的猪崽一般，尖厉地啼哭着并想挣脱那把木椅——因而剃头挑子留给我的恶劣记忆，我终生难忘。二、我之所以至今记得乡间剃头挑子的模样，还因流传于乡间的一句口头禅：“剃头挑子——一头热。”民间谚语流传久了，就有了超越时空的精神内涵，比如形容男女单相思一类的臆想，便常常引用这句十分形象的民谚。这句话放在本篇小文里，比男女的单相思的内涵要宏观博大得多了，它似乎囊括了东方某些文学评论家的心理癔症。
[关于“剃头挑子”的对话之一]
人物：笔者与刘心武
时间：1994年10月
“喂，心武老弟，我回来了。”
“玩得怎么样？开心吗？”
“还行。去了美加边境上的尼亚加拉大瀑布，还途经美国大峡谷，去了赌城拉斯维加斯。”
“没有试试手气，小玩一下？”
“玩了。小赌怡情，大赌乱性。权且当作作家对另一种生活的感悟和体验吧！”我说，“老虎机受电脑指挥，咱斗不过它，吃了我几十美元。可是，美国人的智商，并不比咱中国人高，玩玩扑克牌‘21点’，电脑拿走的，我不仅从美国人手里拿了回来，还有几十美元的胜利战绩。”
心武笑了一会儿：“你对美国文化，有了什么新的感悟？”
“没有什么新的收获，不过我当真体验到东、西方文化的泾渭分明，简直难以找到它的汇合口。其实这是一个老话题了，历经时代的穿梭飞跃，依然像过去一样朦胧。”
“能不能说得再具体一点？”
“比如：我们翻译了美国那么多大手笔的作品，几乎爱好文学的中学生，都能说出福克纳什么的，至于海明威、杰克·伦敦……更是为众多文化人所熟知，但是中国文学在美国的译本寥寥无几，仿佛我们中国不曾有过大文豪似的。这种失衡，使我联想起很多有关文学的话题。”
“不仅美国，这是整个西方文化面对中国当代文化显示出的一种骄矜。说穿了，这是一种不屑一顾的贵族心态的折光。”
“你说得很对。比如你老弟，被西方邀请去出访，参加一个什么文学会议，或是某某作家，被邀请到某大学去客串一些日子讲学。往高里说，西方主流文化也仅仅是承认你的个人文学存在，而不是承认中国当代文学；往低里说，一些西方汉学家出于在西方的生存需要，有时必须请一些作家来当作一种他或她的学术装饰。伙计，对这种事，我们都很清醒，但不是文学界所有的名作家都有这份清醒。你说对不？”
“对！对！我完全同意你的解析。”
“中国文学的辐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曲里拐弯地向前踽踽而行。这是从世界的脊峰，鸟瞰到的东西方文化难以融合的实际状态。但是使我常常感到难堪的是，一些以新生代作家师友自居的时髦得不能再时髦的评论家，引用那么多‘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先锋’‘前卫’……以西方文化体系的模式框架，往抽屉里硬塞东方新生代作家的作品；不伦不类暂且扔在一边不说，简直使人看了觉得有点替他们汗颜，殊不知，西方主流文化的排他性，根本视你的整体为乌有，你却自作多情。这真是有点应了那句俗话‘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典故。”
心武笑个不停：“问题叫你给说到根子上了。整体不在，皮毛焉存！我不知这一大批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对这些给作品贴上西方标签的评论家持何看法，我们看了觉得有些可笑和荒唐。这就像是商海中的某些中国产品，一旦贴了洋标签，就提高了价值一般。这一代青年作家自身无所谓，他们本来就不附于什么主义之内；问题的核心是那些在中国作品上非要贴上西方理论标签的评论家。
“比方拉丁美洲的马尔克斯，他的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品《百年孤独》，写了家族六代人的生活和心路历程以及其民俗百态，相当震撼人心。但魔幻现实主义，也并非拉丁美洲所独有，蒲松龄写的《聊斋》长卷中，鬼亦人，人亦鬼；人人鬼鬼、鬼鬼人人；我们探讨其创作方法，不也是以魔幻隐喻当时现实社会生活的吗？先锋评论家们为什么不沿着我国古典艺术之博大精深，去研究其继承和发展的因果关系？再有，无论什么‘先锋’‘现代’，不管它的叙述方式、语言组合如何变化（作家力求出新，这是一种可贵的创造）；但从艺术总体规范上去透视，不外体现为把具体变为抽象的模糊变术。这些东西，西方文化也不是始祖，从远古时期出土陶器上的人面鱼身的变形，直到汉代大将霍去病墓碑前的变形浮雕：如果张开西方人文哲学的口袋，完全可以把它装进‘现代’及‘先锋’的口袋之内。可惜，仅拿美国而言，当时还不是一个国家；你走进美国博物馆就能看到，他们许多文化收藏，都开始于美国的独立战争。老弟，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同样犯了西方世界的骄矜症？
“不能否认，始自西方的工业革命，西方文化艺术有着它的飞跃。但问题在于我们的先锋评论家们，为什么不能以世界全局的眼光，来衡量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割裂中国渊源已久的抽象艺术，而只用单一的西方模式来把中国当代文学装篓装筐呢？
“媚外。然而人家却不理睬你的秋波。这是很可悲的，东、西方文化艺术接轨谈何容易，它跟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引进德国的奔驰和奥迪汽车制造技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行了。我该去吃晚饭了。”
我调侃地说：“你总不会认为‘三明治’比晓歌（心武夫人）烧的中国菜更好吃吧？！”
[关于“剃头挑子”的对话之二]
人物：笔者与冯骥才
时间：1995年初春
“喂，维熙老哥，为吗总不给我往天津打电话？”
“交不起长途电话费。”
“别哭穷，我不会跟老哥借钱的。最近我卖了一张画，卖了八千美元。”
“你上税了没有？我可要上告天津税务局的。我告一次密，改变一下我的形象，向××兄学习两招儿。”
“喂，说正经的吧，关于‘剃头挑子’的对谈文章，你我何时动笔？我想给上海《文学报》打个电话，请他们给咱俩留下版面。”
“你他娘天天卖画卖画卖画的，快成画贩子了，哪会有心思关注文化和文学的事儿。是不是画画累了，拿我来消闲？”
“别开玩笑，上次你谈及的‘剃头挑子’问题，我觉得是当前文学评论家的百相之一。心武赞同，我也举双手赞成。说句不客气的话，咱冯骥才走南闯北的，也走了世界的不少地方，要侃起西方文化来，有些评论家怕是只知其九牛一毛。可是也真他娘的邪了门了，媚洋的文学评论文章，当前能够满天飞，看来看去，不过是在‘主义’之间幽灵般穿梭，玩弄新名词的弯弯绕罢了。据我所知，这些年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中国艺术家，有五六百人之多，以画界而论，除了在美国的陈逸飞，在石油大王哈默的支持下，在西方打开一方天地之外，剩下的画家，有才华的不少。有的投其所好，搞点政治功利艺术的短期行为，但多数被拒于西方主流文化大门之外，彷徨于艺术与商品的十字路口……
“我在纽约见到了画家友人袁运生，并在他家里与他交谈了半天。他室内外堆满了绘画作品和雕塑，依我看都属上乘的艺术之作。他说他虽然身在异国他乡，绝不把艺术等同于商品，更不媚俗于西方时尚。临告别时，他送给我一只木雕的脚。这脚十分纤秀，像是一只东方美女之足，他所以送给我这件艺术品，因脚的中间是个凹心，可以当我吸烟用的烟缸。我始终没有把它当成投掷烟蒂的器皿，而是将其摆放在我的案头，一示友谊纪念，二戒我犯了‘一头热’的文学癔症。因为当今艺术虽附有了商品属性，但不等于商品。身在西方的画家袁运生尚且能坐怀不乱，身在东方的一个作家，似更应自洁自律自重。我们是要如饥似渴地了解西方文化，但目的是深化、完善和更新文学自身，绝非仅仅是为了拾其牙慧，而附庸于廉价的时尚。”
“说得十分精彩。我大冯无论是应哪个国家之邀出访，都是堂堂的中国七尺男儿。他讲他的，我讲我的，不是我大冯向老兄吹牛，说起中国古典文学到当代文学来，把他们‘震’得一愣一愣的。若是没了这种筋骨，只会重复他们的人文哲学蓝本，那他娘的还算是中国作家吗？可是，为什么那些先锋的评论家，像断了脊梁似的，上演着中国的洋阿Q的角色！翻翻他们的文章，除了引证××××或×××西方译文之外，剩下的本事，就是贴洋商标，其实这是对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创作的一种亵渎。不信，去问一下那些从生活里蹦出来、并写出惊人之作的年轻作家，他们的中枢神经里，有没有那些洋框框？他们只是玩着命地写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洋洋洒洒地一泻千里。”
“你终于激动起来了？”
“我早就想说这番话了。”
“那就探讨得更深入一点吧！比如先锋派作家中的余华、格非。他们的处女作文集，是我主持一家出版社工作时出版的，这套书的名字叫‘文学新星丛书’。他们的作品追求意境，淡化或干脆否定小说情节：代替情节的往往是一连串闪光的生活碎片，但每个生活碎片的表达，都用了与前人不一般的述说手段与叙述语言。这种创新之意，本身就是一种勇敢，可是这些生活碎片，也来自中国的生活，即使是梦呓般的语言，也是折射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事情，怎么一下就被那些评论家装进‘西方文化启蒙的产儿’当中去了呢？当然，在西方人文哲学思潮的冲击之下，不排除一些年轻作家受了或大或小的影响；重要的是，这些评论家很少有人从文学的根本主体特征——作家本人的艺术秉性和作家的生活经历及才情志趣去进行研究，最为省力的办法，就是装进西方文化的代数公式，如此这般地推敲一番。其实，这种把西方文化的枝枝蔓蔓，生硬地嫁接在这些新生代作家身上，本质上是对这些先锋派作家主体特征的一种湮没，是见木不见林、见石不见山的一种简易小学数学。”
“李清照的一些意识流词作，是受当时西方哪个人的影响？（大冯边说边笑）不知老兄你发现没有，作家评论作家的文章，切入的角度总是文学主体；而先锋评论家的评论，总是堆积各种时髦的‘主义’。当前，急骤变革的生活，必然诞生现代派作家，他们是生活的产儿，上帝的收获。接生婆和产房以及精子和卵子的结合，都带有本土属性。如果像有些新潮派评论家说的，实际上是对中国年轻作家创造‘先锋’实力的一种贬低，挺有趣的是，去年年轻女作家陈染应英国剑桥和牛津大学汉学系之邀，去那里讲学。她的讲座题目是：超性别文学。这是受谁的影响？法国的西蒙，还是美国的布诺金斯？所以一些新潮评论家，给作家戴西方帽子，穿西方靴子，挂耶稣的十字架，都属于极为浮浅的表象研究。她归来之后，曾给我来过一次电话，我询及她去英国讲学的情况，她说在‘日不落的大不列颠’，似乎也没有这么个文学提法，完全属于她对文学的自身感悟。但是她在英国生活很不习惯，没等到邀请期满，就忙不迭地飞回北京来了。她在这种感悟之下，近时派生出来的作品，我不想妄加评断，现实主义作家与先锋作家，各走各的立交桥，重要的是先锋作家自身文学主体的创意，往往是那些评论家所忽略的。你以为如何？”
“哎呀！电话已经通了一个多小时了，你替我付一半的电话费。”
“这是富翁对文丐的一种戏弄。”
“言归正传吧，咱俩这篇文章什么时候写？”
“你一向不信守诺言，还是我动笔吧！题目就叫《漫话“剃头挑子”》。”
“妙极。”
[关于“剃头挑子”的几句尾语]
而今，这年代理发，我无须担心再染上秃疮了。儿时城关的剃头匠们，当时都迷恋东洋刀片（日本侵略中国时期，因为日本刀片钢口硬，刮胡子什么的，省得剃头匠们不断在皮板子上鐾刀）。这似乎无可厚非，因为当时的中国钢铁工业还虚弱到零。单从经济的因素上讲，这是小小日本马踏我万里长城之悲剧发生的根源之一。
仔细想来，我儿时所以染上满头秃疮，或许并非剃头匠使用了东洋刀片为我剃头之故，而在于剃头匠们使用它时不知消毒。更大的传染媒介在于剃头匠们，使用那“一头热”的铜盆，为理发的人洗头时，不能及时更换新水（因为冷水变热，需要一段炭火煮沸的时间），便用那铜盆中之水。轮番着用这盆水，洗完“葫芦”洗“瓢”；洗完张二洗李四——这个并非寓言的经历，但愿能对那些“先锋评论家”有所启迪。
大概是在80年代后期，英国一家电视台曾嘲弄过一些一味追求时髦的艺术评论家。电视台早晨在马路上铺上画布，让扫马路的清洁车下的吸尘刷子，从画布上轧过。之后，电视台把其画布，悬挂于一艺术厅堂，请这些评论家来品评。当这些狂癫的评论家为之惊呼“大不列颠”又出了优秀的先锋画家时，电视台才亮出谜底：在电视屏幕上重现清晨扫街垃圾车下旋转的圆刷，在画布上的无规律的纹路——这引得英国观众捧腹大笑。笔者试想，我国的先锋文学评论家，对如此“先锋”的评论家的表演该笑，该哭，还是沉默无言呢？
1995年4月25日于北京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