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偶然中蕴藏着的必然，还是必然中绽露的偶然？
笔者非组织部门人士，不知这些文化官员走马上任时的翔实材料，因而无法破译“文官无文”之奇特现象，究竟缘起何由；但笔者读报见到过披露于报端的花边新闻，诸如“教授摆摊卖馅饼”以及“班主任叫卖羊肉串”之类。对比经济的腾飞，文化的落差已然出现畸形“文官无文”（或可以无文或少文），也是这种畸形怪胎之一呢！
1993年9月
[啼笑皆非]
其实，百家姓中的姓氏，如张、王、李、赵……只是一个家族延续的符号，并不存在本身的独特意义。但是每个家族的延续，都有着它自身的故事，1995年《当代》第五期张炜写了他的家族故事，便是一例。
但是随着汉字简化的不断拓展（笔者认为完全应该），出版部门以及编校工作者，想当然地更迭作家姓氏之事故，屡屡发生。我的姓氏为从（即繁写的“從”字的简化），报刊上不断把我的姓氏错印成“丛”；尽管我几乎在每次寄稿附给编辑部的信中，都提醒这一问题，可马大哈的编校还是常常在我的“从”字之下加上一横，令我啼笑皆非，不知所措。有的刊物发表我的作品，目录上写我姓丛，而到了作品首页上写我姓从，“从”“丛”二位，让读者不知我到底依附于哪个祖先。
1987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香港。在回答记者采访时，我无意中道出了这么一句：凡是读者来信，误写了我的姓氏，我都认为那不是寄给我的信函，我无须回复。当时香港一家对内地不够友好的报纸，以此为例，在新闻报道中嘲笑了《大公报》和《新晚报》，因为在刊登采访我的文稿中，又篡改了我的姓氏，把我繁写的“從”姓改为“叢”姓。我对篡改我姓氏之举，虽然一直漠然置之，这家报纸对此并不漠然，成了掷向《大公报》《新晚报》的一块砖头。最有意思的是：这家嘲弄写错了我姓氏的报纸的报纸，还在报道中引用我那段道白，向我质询那两家错写了我姓氏的报纸，是否“张冠李戴”不是报道我的事情。因而，掷向印错了我姓氏的报纸的那块砖头，峰回路转地掷向了我——我无可逃避地被卷入其中，岂不冤哉？
我虽对诸如此类的错印，一直视若不见，却有些编辑写文章为我正名。我记忆中，现任《作家文摘》报主编的石湾，在什么报纸上写过专文。近日新华社一个编辑友人，打电话告诉我，在今年9月某天的《法制日报》上，他又对一些报刊上错印我的姓氏，从有损新闻出版的严肃性上写了文章。我对这位友人说：“我已然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到麻木不仁的程度了！”这位友人对我这种宽容持有不同意见，他说：“从司法的角度讲，这种错误，带有侵犯作家姓名权利的性质！”我说：“防不胜防，只当一切都没发生好了！”这是我对错印我的姓氏，一贯采取的态度。
引发我写这篇小文的缘由，实因此种改姓错误愈演愈烈。近接湖南文艺出版社邮寄给我的一套“乡情”“友情”“亲情”“哀情”丛书，翻开一看，我的天哪，其中选了我的八九篇散文，姓氏一律错印成“丛”。我心火有点上升，啪的一声把书掷向案旁。之所以如此，《读者》杂志社的奥力先生，来我家做客时早就告之我，从这套丛书中看见了我的文章，并印错了姓氏。我说：“没打招呼不能收入我的文章吧，是不是你看花了眼？”奥力先生说：“我在冯亦代老先生的书架上，也看到了其中之一本，就是你写的文章。”果不其然，一切都被奥力言中。我第一次察觉到自己对姓氏权，当真宽容失度，自省之际，除给湖南文艺出版社写信讨个公道之外，还有了为捍卫自己姓氏纯洁，写一篇文章的欲求。
我一向崇尚宽容，宽容在我眼里近似于海的臻美，山的厚重。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来说，宽容是一种博大的人格力量。但是宽容这面明镜的背面，也与放纵二字紧密相关。特别是时下物欲横流、一些出版物向一个“滥”字倾斜塌方之际（近日电视台报道了一些正规教材中，也错漏百出，令人触目惊心），我如果再不猫学老虎吼叫一声，我将来的从姓，可能被一些编校误植成大葱的“葱”了，那将辣得我流出眼泪。
不久前，我应邀参加了在山东威海举行的一个国际环境文学研讨会。与会者除部分大陆作家外，还有来自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的知名学者和作家。一直疑是与我同根而生的美籍华裔作家丛甦，也从美国飞来参加会议。会闲期间，她说：“你老祖先一定姓丛。”我说：“百家姓是有从氏一姓。”她说：“你能说出个ABCD来吗？”
于是，我讲了我祖宗的故事：远古时候我无从考据，到了西汉年代，刘邦追杀功臣韩信之时，韩信手下有一副将，姓从名公。从公率韩信残部，溃逃至山东落脚，力图卧薪尝胆东山再起，但未获成功。从此从氏后代在山东繁衍。
“那么说，你还是古代忠良之后了？”她调侃我说。我说：“然也！”
“可是我看报纸上——包括美国的华文报纸，常把你的姓氏误印成‘丛’！”我说：“荒谬而不求甚解的编校，到处都有。”
1994年4月
[电视剧不是裹脚布]
不知广大观众的味觉如何，笔者对电视连续剧越来越长之风，觉得该到了挥刀断其须尾的时候了。
食品中的山西拉面，将一大团面凭手艺拉成缕缕长丝，将其投入沸水中煮食，成为饮食文化百种绝活中之一绝。厨师将面团抖成根根面条是个技艺表演过程，重要的是这种拉面，不仅比普通机制面条耐嚼，而且面香更耐人回味。而我们相当多的电视剧，只有冗长而无艺术，动辄十几集、几十集，再加上序曲和尾曲在屏幕上反复出现，令人有不长不成为“剧”之感，真是倒人胃口，伤其脾胃，浪费时间，劳其神志。
这如同酿酒者，为了盈利或其他目的，往酒浆中无节制地加水一样，水加多了，则没有佳酿之浓郁醇香。对这种劣质“猫尿”。消费者协会可以接受投诉，工商管理部门可以进行打假；然而对许多像古代婆娘裹脚布般又臭又长的电视剧，观众则无选择的余地，明明品出剧中酒里掺水，也只能任其在屏幕上摆阔——因为中国老百姓的文化生活非常单调，特别是八亿多农民，由于地处边远山区，往往不能选台，便成了不得不喝那一杯杯“假酒”的对象。岂不悲哉？！
电视剧是文化门类中的一种艺术形式。根据笔者理解，它该是浓缩生活的结晶，该是自我生命体验的精华；应在小中显大，短中显长，俗中生雅，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于一身之作。但不知始自何时，电视剧越拉越长，长到令人困倦，令人作呕，不得不关闭了电视，打开窗子，面对夜空骂上一声“他妈的”为止。这不仅仅是观众的悲哀，更是那些编剧、导演及制片人的羞耻！
电视连续剧《鹰冠庄园》长达六十集，观众并不因其长而生厌，因为剧作中充满社会以及家族之间的财富与脂粉的纠葛内容；我国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虽无《鹰冠庄园》剧中巨大的资本和脂粉的冲突，表现的是《人间指南》小小编辑室中的凡俗小事，但因其剧折射出人生各个角落的生活真实，吕丽萍及葛优之富有个性（而非装腔作势之花架子）的创造性表演至今使观众觉得该剧余味无穷，给观众以无限的联想空间。
笔者这里所抨击的是那些无病呻吟，非要把一个小小面团硬拉成一锅山西拉面之欺世剧作，原本只够一张烙饼的面团，硬要发酵成一锅白馍，就不得不往其中拼命添加糠菜之类，因而呈现给饥渴观众的，常常是让人倒胃口的冗长画面。过去搞戏剧的内行，有一句戏谑自己之口头禅：“戏不够，爱来凑。”现在已远远超出裸露之爱的镜头，什么“歌来凑”——永远唱不完的歌，“路来凑”——永远走不完的田间小路……
西方电影艺术，早已从“化入”“化出”，变为“快入”“快出”，这种转化的缘由之一除了适应急骤生活节奏之外，从艺术上讲就是防止冗长；而我们某些电视剧则为其冗长，不惜与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背离，迈开了古代员外爷的四方步，让观众尾随着龟儿般缓慢地去爬那永远也爬不出的360度圆弧，这实际上是对心揣圣洁艺术欣赏之情的广大观众，一种投掷垃圾般的亵渎与玷污！
别往酒里掺水了！
电视剧不是懒婆娘解不完的裹脚布！
1994年6月
[“编德”刍议]
国人感伤文风沉沦之际，与文风直接有关联的编风，也在金钱潮中失重。君若不信，试举例以明析之：笔者今春发表在天津《今晚报》的《误入恋爱角》一篇，被山东某一刊物转载。转载之前，既不与作者打声招呼；转载之后，亦不告之作者。某日，我在一友人家中做客，友人拿出杂志给我过目，我方知此文已被盗用。此其例证之一。
例证之二：我于前几年发表在文学刊物上的一篇散文《母亲的鼾歌》，忽然出现在一家出版社已出版近两年的一本“名人忆母亲”丛书之中。这是一位律师友人给我打电话时无意间提及的，我答曰：我有此文，但不知已被编进丛书。律师友人说：对这种文盗行为，你应当起诉。我说：算了，赔不起时间。
当然，我不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质询信函还是寄到了盗用作家文章的编辑部。得到的回答，若同一个模子楦出来的：先是检查编辑工作中的疏忽，而后补寄来百十元稿费。笔者苦思：如果这些文章不被发现，这些编者是否会缄默无言装傻充愣到底呢？要知道，盗用作家文章的机构，并非个体书商，皆是堂堂正正的出版社或期刊编辑部。他们明明知道此种行径，为侵犯作家权益的文海海盗之举，但仍强行为之，使人深感当前编德之枯萎！
无独有偶，笔者近日因事打电话给作协办公室主任杨宗。杨宗没有回答我询及的事情之前，在电话中突然对我说道：我正在拜读阁下的生活座右铭。我说：你弄错了，我从不发明什么座右铭之类的警句。他说：没错，上边写着你的名字。杨宗为了证实他并非虚言，特意把书拿到了电话旁边，告之我这本书题为《名家座右铭》，为山东××出版社出版。
我说：“你读读看。”
他有滋有味地念道：“生活好比一面镜子，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
我顿时明白了：这是我在长篇小说《北国草》中引用的英国作家萨克雷的名言。我在此名言下面分明写着此话的出处，但不负责任的编辑，竟将此话张冠李戴，成为我的座右铭了。文学界的行家里手，会认为我在盗窃萨克雷的辉煌，以此来装点自己的羽毛，把我也视为文盗，这岂不成了一桩冤案了吗？！
令人愤懑的是，这些出版社的编辑，出书后并没寄给你一本过目；若不是我发现于偶然，跨国文盗之名则是要背在身上，跳进黄河也难洗清了。
奈何？
任何一个作家都非千眼神佛，无法涉猎莽莽书林每一本读物。而有些缺乏编辑道德的文化人，却以此为机缘，屡屡在作家身上刮骨熬油，实为一桩文苑憾事！
前不久，国文兄打电话给我，谈及《中国左祸》一书中，有不少篇章是摘引了我的《走向混沌》一书中的内容。我很礼貌地给编者打电话，恳请该书编者寄一本书来给我看看。在电话中，编者似乎意识不到这种摘引，是侵犯作家权益，回答我说此书已难再找到。我在电话中坚持索求其书，最后他答应我半个月内寄一本过来让我过目。
日历已然翻过去三个月了，至今也没接到片纸寄赠。这使我从谅解转为愤怒，因为《走向混沌》一书，是我二十年劳改生涯的灵肉纪实；编者摘编时不得到作者许可，已然触及著作权法中对原作者权益的侵犯；事后又如此缺乏道义和文德，直到笔者索要，至今迟迟不予理睬。也许，真是要迫使作者破釜沉舟，走向文化法庭而求其解了！
呜呼！文化人的良知！
哀哉！文化人的编德！
199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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