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英木兰。在此之后，她多次为别人付出：在1966年的“文革”前夕，当时她已然从运输厂被转移到“强制劳动”的劳改农场天堂河。虽然对她说来，等于步入了谷底深渊，但是她依然不改博爱于人的初衷。当时，在北京的儿童中，出现了“流脑”。为医治这样的病儿，常常要为病儿输血——她身为医生，一次又一次地从自己身上抽血，将自己的生命血浆，献给那素昧平生的幼小生命，致使她自己因营养匮乏患上了肝炎。她将她的这些行为，一律认知为“应该的付出”，而与劳改农场的表现好坏，没有内在的关系。“文革”年代，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不间断。在我的目光中，她坐在会场一角，从来没有过什么是与非的表态，这不等于她的心里没有一杆秤，但是她从不哗众取宠或有意讨好任何人。
英木兰迟迟到三十八岁才与王继昆结合（王继昆是来自外语学院的“老右”，英木兰的英语也非常好），两个人有共同的语言，这只是她走出这一步的原因之一；而更为本质的问题所在，是出自她对他的同情。王继昆本来是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的，夫妻感情也很不错，但是女方家长反对这门婚事，因为王继昆是个右派。王的妻妹要嫁给一个解放军的军官——在当时政治择偶不仅是一种时尚，而且发展为社会不成文的条例。王妻家中，为了促成这门大好婚事，便迫使王妻与王继昆离异——否则在填写档案的社会关系这一栏里，便有了一个右派姐夫。王继昆与其前妻分手后，精神受到强烈的刺激可想而知；偏偏此时此刻，王在车间劳动时，又被火碱烫伤。英木兰为他医治烫伤时，便对王产生了强烈的同情。英木兰对我说道：“假如，他当时就是一个单身汉，我就是与他有共同的语言，怕是也不会走出与他结婚这一步的——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独处；可以这么说，是王继昆的生活不幸，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
至此，我好像已然对英木兰那天敢于爬四十米的大高烟筒，有了从一个切入点到全面的理解。一个心揣博大精神的人，面对困境会产生博大的情怀；一连串为别人着想，而一次又一次舍弃自我的人，便会产生惊人的坚毅。她说她在爬那高高的大烟筒时，没有恐惧；但她每每攀上一级铁梯，都要告诫自己镇静，并自我激励一定能够成功。这个成功，意味着她不仅仅无畏，更是她人格、意志的自我完成。
我曾询及她这一问题：“这里边有没有宗教精神因素，起着作用？”
她沉默了许久，没有作答。当时的“文革”把一切都砸烂了，我如此提问不是给她出了一道难题嘛！我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逆向推理，问及她是否“活学活用”之成效，她亦没有作答。正是这两个没有回答，我才对她肃然起敬。这使我这部回忆录动笔之前，升腾起必须见她一面的愿望。好不容易从昔日难友处，千方百计地找到了她的地址。这个地址既在我意料之外，又在我的意料之中——她的问题得到平反后，便很快皈依了她从小信奉的天主，此时她住在修女院，已是天主教北京教区的若瑟修女会副会长。我去看了已然分别了十五年的她，她身着黑色修女的圣装，神态与在劳改队时没有什么差别——如果非要寻找一点什么差异的话，那就是她脱掉了医生的白衫，穿起了修女的黑衫。她依然是那么沉静，那么安然。让我感伤的是，她的先生——我的“同类”王继昆得了膀胱癌，已然在1989年离她而去。曾记得，王继昆在1988年前后，曾给我来过一封信，谈及对我作品的印象，他在信中说，我的小说《风泪眼》《阴阳界》都写了落难知识分子生活的真实。他希望我能以纪实的文体，比较系统地写下我们这一代热爱民族的人（当时《走向混沌》第一部尚未出版）。而今他已去了天国，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对昔日的生活回访中，英木兰是书中必不可缺的一颗闪光的星。
前两年，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中国召开，英木兰是作为中国宗教界中的修女，参加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的。我想，那些来自地球不同经纬的不同肤色的女性，无论她们的想象力多么丰富，也想象不到那么神态安然的修女英木兰，曾经留下一个中国女性所独有的生命传奇——其中最为令人震撼的一笔，是她曾在极其困顿的劳改生活中如长虹出世，压倒过全体须眉。那些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女性，她们对中国曲里拐弯的历史了解只是隔靴搔痒，无法对从这个历史溶洞中走出来的女人，从今天的形态上去还原她的过去。
谁能破译她躯体内的生命密码？大概只有曾与她有过共同受难的经历，并以人学为研究对象的作家了。
1998年7月
【文苑万象】
[何以解忧——一道文人的命题]
上至权贵，下至庶民，各有各的忧愁。庶民忙于为柴米油盐奔波之苦，权贵为在权力倾轧中求得权势永恒，不得不煞费心机，或玩弄权术，或求星问卜。这是几千年的历史古籍中记载着的，不信你去古旧书店走一趟，买些纸页已然发黄的线装古版书来读读，便一通百通了。
但自古以来，愁楚最多的怕属文人这一行当了。诗仙李白长安醉酒固然浪漫，但流放大西北之苦就没了浪漫可言。狂翁金圣叹“乱批”《水浒传》，圈点文字时，笔舞龙蛇，颇有“天下大任非吾者谁”的气势，但鬼头刀下头颈分家，便永远终结狂放不羁的文胆侠肠。最执愚的莫过于两千多年前的屈子大夫了，写你的《天问》《九歌》好了，干吗忧国忧民忧到宫廷政治中去？结果以自投汨罗江，将诗魂与滔滔东流之水，一起化作冥冥孤雾，融化于天之穹，消溶于地之角，令后代文人感叹悲怜之余，百感丛生……
文学这玩意儿，着实害人不浅，可偏偏后来者对它痴迷如醉，颇有“样板戏”中杨子荣唱腔中唱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血性汉子气概。1957年一批作家中箭落马者，从老一辈中的丁玲、冯雪峰，到年轻一代的王蒙、张贤亮、高晓声……还有夹在老少中间一代的吴祖光、汪曾祺、沈默君……到了“文革”年代，文学索性被视为异端，只剩下八亿人民一浩然。苍天总算有情，“文革”的帷幕，被历史的电火雷击焚烧成了一片灰烬，这批被文学坑害的作家，从东、南、西、北、中又回到了扫地出门的老穴。
由于政通人和，一度在文学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群星灿烂。笔者记忆犹新的是：1979年文代会的大画册，是以“文坛群星谱”为总题目的。真可谓春风一度，死木还阳，在细雨润无声中，一批新一代的作家又破土而出，造成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文坛盛景。
“喜鹊”登枝报晓，“老鸦”徘徊啼昏。
因人间既有清晨，又有黄昏，故造物之神，不仅造出爱唱喜歌的长尾巴的喜鹊，也造出了爱唱夕阳黄昏的短尾巴老鸦。这不仅符合人间阴晴寒暖的轮回嬗变，从“周易”学上看，还合天干地支、阴阳五行浑然一体则“万物畅达”之说。喜鹊唱的如果不是虚言，而老鸦唱的也绝非假话。用一句现代名词，这符合人间的生态循环。造物神使喜鹊和老鸦各司其职，各自发挥其所长，不是能唱出一个“全天候”的人间时令吗？！
90年代初，不知缘起何故，有些报刊居然不点名地批起巴老的“讲真话”来了。如果把此延伸到笔者有关“喜鹊”和“老鸦”的寓言中，就可以演绎成只能“唱晓”而不能“啼昏”；当然，那些专喜欢在夜里捕食害虫的夜猫子，则在一些人眼中，更被视为异物了。
行文至此，多说一句皆属废话。但笔者不能不在此刻记起千古文人之悲怆：屈子之忠魂，李白之惊梦，以及与前两位圣哲不能相比的金圣叹之沉冤！
笔者不才，一无孔明之智，二无刘伯温之能，权且写到这儿，将之当成一道千古文人命题求解吧！
1992年10月
[海水是咸的——也谈文人下海]
我去过真正的海。那是中国南海的西沙，不要说海水，就连海风都是咸的。我在永兴岛上的一间小屋下榻，桌子上摆放的电视机已霉锈斑斑；一个小战士告诉我它才使用两年，苦咸苦咸的海潮海风对它侵蚀得太厉害了，已然不能用了。
站在舰艇甲板上，浪花像碎珠一般扑打过来，用舌尖舔一舔被浪花溅湿的衣衫，咸中带苦涩味道，即使衣衫被太阳晒干之后，也会留下海水一圈圈的白色涟漪。它从形体上给你刻下标志——你下过海了。
“商海”是什么模样，我无亲身经历；下了“商海”又是什么滋味，我更全然无知。近日，见报刊上披露陆文夫、张贤亮、谌容等一批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较有影响的著名作家“下海”之讯息，又耳闻沿海一些作家加入了“炒股”热潮或弃文从商时，心中感触颇为复杂。
羡慕？是有那么一点点怦然心动。但仔细量体裁衣般地丈量一下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下海”之本领。笨嘴笨舌，又不善于交际，一旦贸然跃下那三尺跳台，喝上几口水挨淹不说，会不会一下就沉了底儿？那可麻烦大了，还得劳人对我紧急抢救，进行人工呼吸！我非金刚钻，怕是难以揽什么瓷器活。这是我百感交集中的第一种滋味！
疑惑？是有点对文人从商的疑惑。近读报纸，竟然有如此招徕读者目光的醒目标题：“学而优则‘市’。”似乎屯了一肚子学问的人，必然要去市场经商，才是唯一的用武之地。古有“学而优则‘仕’”，今有“学而优则‘市’”，“仕”和“市”是谐音，“仕”者为官，“市”者为商，两字虽然谐音，却如南辕北辙远之千里。如此这般地去附庸“仕”“市”，谁去教书？谁去搞科研？谁去钻探《文心雕龙》？谁去楚水叩问《离骚》之魂？这是升腾在我心扉的第二种滋味。
第三种感觉则是近乎怪诞了：作家何以要下海？笔者身为以文为生的作家之一，虽深感经济大潮如同地震一般，摇撼着文化市场，但还没有到使严肃文学无法生存的地步。一些敢于讲真话的文学，仍然有一定的读者群体；过于超前的行为，固然能够更好地把握生存契机，但另一方面，也能造成因惊恐而导致的误伤。在电视的国际新闻节目中，偶见有饭店失火，抢先跳楼者腰损骨折；而等待消防车灭火后离开的旅客，却安然无恙。表面看上去，这个例子举得不伦不类，似和文人“下海”没有什么关联，但仔细琢磨，却也不是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
前几个月和一些文友去西安签名售书，与我同室而眠的莫言，谈到山东某作家因炒股票而先火爆，后又全部赔光的事儿；还听文友们讲起某作家因想发横财铤而走险，最后被绳之以法的奇闻。当然，这种“下海”的含义和文夫、贤亮、谌容等并不相同。我的这几位朋友“下海”的目的不过是以商养文，而不是把腰缠万贯的大款作为生活追求的目标；但我仍然认为“商海”或许不比真正的大海更为平静，这需要时间、精力和智谋的投入，才能成为一个“弄潮儿”。
总之，海水是苦咸苦咸的。现在，我还站在岸上静观。也许有朝一日，我也被潮之涌浪推向“商海”——但愿那一日迟来，因为海不是岸。
1993年1月13日于北京
[“文官”与文化]
不知君记否，在“四人帮”年代，曾广泛流传两则文官的“笑林广记”。其一，某官员在会见某外国代表团，当外国友人提到李时珍时，此官员竟不知李时珍为何许人也；其二，某堂堂的大报总编，居然不知天下有个墨西哥，讲话时一口一个“黑西哥”。事过境迁，那是发生在“文革”历史暗夜时的故事，我们谙熟其因，可以一笑了之！
未曾料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此类“笑林广记”，又添故事新篇。某日，一位刚从南方归来的作家朋友来访，不无感慨地对我谈起一则笑话：某文化要员给南方某大学校庆题词，总共一二十个字，错字竟有五六个之多。此事，颇令校方为难，不知是将此题词做成牌匾，悬挂出来以扬校威为好，还是将其束之高阁、打入冷宫为好。此为新时期“笑林广记”新编之一。之二则更使国人欲笑无声欲哭无泪了：某日驻京某使馆举行酒会，招待京华名流，以增进文化交流。席间，又是一位文化官员当场出丑。他说：贵国文化璀璨辉煌，曾产生过大音乐家贝多芬，他的诗也写得很好，像“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此言一出，当即哗然。在场的中外宾朋都知道贝多芬是德国的大音乐家，裴多菲为匈牙利的大诗人；而我们这位文化官员，竟然在那样一个庄严的场合，无知到将此二人合二为一，演出了一场“乱点鸳鸯谱”之闹剧，使在场的外国朋友瞠目结舌，更使中国作家、艺术家为之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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