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寒风中传来一声弱若游丝的呼喊，“来绞车房烤烤火吧！”我抬头看看，从绞车房里探出头来向我招呼的是我的同类“肌无力”。至今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却对“肌无力”的绰号深入脑髄。他在北京矿院毕业那年被打成“极右”分子，在晋东南这座劳改矿山与我同在一个采掘队。按照年龄来说，他与我同岁，但就身体而言，则不能同日而语了：我体壮如牛，在井下属壮劳动力；他则体态瘦弱，神情枯槁。狱医出具的证明上说，他得了“肌无力”之病，此病无任何明显症状，只是组成人体生命的细胞在慢慢坏死。队长为了照顾他的病情，将他从一百七十米深的矿井之下，调到井上绞车房开绞车。这个工作在矿山是个肥差，当他接到井下电铃通知之后，只需轻轻开动绞车按把，将井下的一斗斗装满矸石的矿车，提升到井上的矸石山上来；再由推车工将车上矸石倾倒在矸石山上，然后他启动绞车，将空了的矿车沿轨道放回到井下，这就是他全部的工作内容。此时，听他吆喝我去烤火，便停下翻动矸石寻找黑龟的无效劳动，走进了他工作的绞车房。
“真是找表？”“肌无力”问我。
我说：“我早已成了无手表戴的无产阶级。”
“那你到这儿来撒哪门子酒疯？”“肌无力”一边坐在那儿启动绞车，一边追问我说。
我把冻红的双手伸到用泥巴围成的炭火火盆上，顺势坐在墙根下，掏出一支烟卷，对着炭火点燃着了，并自我嘲弄地说：“我找的东西，你该比我更为熟悉，你猜猜，猜中了我下令叫你回杭州老家。”
“我回不了家了。”他说。
“为什么？”
“我得的这个病，没有克星。”他对我苦笑着说，“我爸妈都是医生，为了能详知我的病情，又不使父母为我牵肠挂肚，我谎称同号得了‘肌无力’的病，我是为同号打听药方。爸妈回信说，这种病是长期劳累和营养匮乏所致，在劳改队是无条件治好这种病的。”“肌无力”笑得十分凄楚，这不禁使我顿生兔死狐悲之情。
我给他出谋划策道：“你可以用‘肌无力’，病为由，申请保外就医嘛！怎么能瞒着你父母，在这儿熬油灯呢！”
“我不比你傻。递了保外就医申请，队长才把我调到这儿来的。外边‘文革’闹得火热，劳改队是不会把咱们这号‘反革命’放回社会上去的。也好，现在劳改队这个大囚笼，是个保险柜，回到杭州家里，也许会被红卫兵当靶子打死呢！”我无言以对了。人生确实福祸无常，关在劳改队的“老右”，被认为是锁在笼子里的死老虎；如果当真回到社会上去，就会被认为死虎还阳，革命群众会当成真老虎对待，是吉是凶还真是个未知数哩！可是在劳改队，“肌无力”之症，能变为“肌有力”吗？坐等细胞一天天坏死，等于坐以待毙。在这阴阳界的十字路口，他该南辕还是北辙？
“人的命，天注定。爱他妈的怎么样，由他去吧！”“肌无力”见我久久沉默无语，便解开他的干粮袋，把两个白馍烤在火盆边上；他又在干粮袋里摸索了一阵，掏出一个黑乎乎的物件来。
我耷拉着脑袋，以为他摸出来的是块咸菜，抬头一看，他手上捧着的竟然是一块龟化石。我腾地从墙脚站起身来，神情专注地朝那个玩意儿看了好一阵子，才分辨出来这不是我昨天在井下发现的那具龟化石。它体积比我见的那具小一点，但令人怦然心动的是，它背壳上粘连着一块直立矸石，颇似我童年见到的石龟驮碑。
“好玩吗？”“肌无力”开心地说。
“不仅好玩，更有象征意义。”
“我过去是学矿业的，要是没有被下放劳改，怕是踏遍青山，也找不到这亿万年前的石龟。感谢生活，给了我这玩意儿，有朝一日，我身体的细胞全部坏死，你可别忘了埋葬你这个同类时，将它当成殉葬品。”他说这段话时貌似十分欢悦，却在眼角眉梢流露出一片凄婉之情。
我宽慰他说：“龟是吉祥之物，谁能找到这长寿之王，必定去祸免灾。”为了找乐，我便把我昨天夜班在矿井下发生的事情，全盘托出：“都他妈的怨那阎王爷（阎恒宝的绰号），不然我也会有一具龟化石的。我见的那具比你的大，我到这矸石山来，就是寻找咱们的生命图腾来的。”“肌无力”恍然大悟，立刻表示愿把他那具“龟驮碑”送给我。
其理由是：他靠近石山，可以趁井下打眼放炮、绞车停驶的时候，花点时间找上一具，留作纪念。
我不愿夺人之美，极力婉拒他的馈赠。“肌无力”最后说道：“这么办吧！你先拿去当作玩偶玩上几天，要是我能再找到一具，这龟驮碑就归你；如果找不到，你观赏够了，再完璧归赵怎么样？”这样，我有了历经亿万年时空、被天宇之神造山运动挤压扁了的一具龟化石。我用棉丝蘸着机油，把“龟驮碑”通体擦得油亮，在每天的劳役之余，观赏它背壳上迷宫般演绎历史与人生的八卦形网纹。
可惜，好景不长，我的同类“肌无力”后来因细胞坏死、窒息而亡。听到这令人心碎的消息后，我中枢神经做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这具龟化石“完璧归赵”。因为这不仅仅是个权益归属问题，还包容了许多理性内涵：一、他是学矿业的，1957年剥夺了他为中华民族寻觅矿藏之权利，这具龟化石陪同他长眠地下，是对死者的最大安慰；二、黑龟驮着黑碑，正是那些受难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象征，我幸存下来，是个幸运儿，这具龟化石该与不幸者灵魂同在；三、龟是吉祥之物，此物也许能在“肌无力”转世之际，保佑他与太阳同升……
梦！完全是痴人做梦！白龟，黑龟，这两具不同色泽的爬行动物之图腾，在我如烟似雾的梦境之中，状若记忆长河中的两朵浪花。那白龟在我人之初的岁月，留下的是欢悦、安详，如睡莲入睡般的童真之乐；而黑色龟化石留给我的，却是历史在波光水影中的残荷败柳。
俱往矣！那具出土龟化石，伴随着“肌无力”君，重新埋进大山之腹了——上面驮着一个无字黑碑！
1994年6月15日于北京
[木兰修女]
说起来有点像是20世纪70年代的《聊斋》，来到大辛庄不久，就听到了一个富有传奇的人物的名字——英木兰。
砖窑四十米高的大烟筒顶部，因沉积的粉尘太多，需要有人到大烟筒的顶部去疏通。有一天，劳改队长在队列前，号召能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人，勇敢地站出来，主动完成这个艰难任务，以此立功赎罪。为了鼓励勇者，队长在大轮窑下摆了一碗酒，以壮男儿之胆，以完成这个谁看了都心颤的活儿。
会场死寂多时，没有人敢于应答。这儿没有吊车，登上那么高的烟筒上顶，要靠手脚并用地一格一格地爬上镶嵌在烟筒上的铁梯。人站在地上往上看，还有些眼晕，要是从上往下看，腿肚子都会转筋。就在队长为难的时候，突然走出来一个医院的女医生英木兰。她刚到轮窑之下时，人们都以为她是要救死扶伤、准备抢救险情的。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身着白衫的英木兰，走到轮窑的大烟筒之下，没有任何表白，就开始了她生命的攀登。
在场的男号都惊呆了，队长也震惊了。道理十分简单，这样的活儿，让一个从医的女号去干，在劳改队还没有先例。何况这个英木兰，是个在上海上过医科大学的女号，人又长得恬静而淑雅，连说话都是细声细语的。队长历经了片刻的研究，大概认定她不会到大烟筒上去自杀，便在茫然不知所措当中，没有阻拦她的行动。结果是她在众多男号面前，一步一步地攀上了高高的烟筒。
乍听到这件事情时，我也不无疑惑——她内心何以会没有恐惧，而使须眉们为之失色的呢？由于她的名字与中国古代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只有姓氏上的差异，又强化了我探索秘密的潜在愿望——有一天，我身体有些不适，借看病之际想看一看此人。
记得，那已是初冬时节，我穿着一身厚厚的棉衣，走进医务室的过廊，那儿已经早有几个病号，坐在长椅上排队候诊。我正伸着脖子，好奇地向室内眺望，坐在我前边的候诊病号，突然拍了我肩膀一下：“喂，老兄还认识我吗？”
“是在哪儿见过你，只是……”
“你还记得有一个人，带你去见死前的吕荧吗？”
如同一道从天而落的闪电，立刻照亮了我的思维：“你是姜葆琛？是在清华大学被划成的右派？听说你也到这儿了，只是总在大院外边干活，没能见到你。”
在我与姜葆琛初见时的话题，既非他，也非我，而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一个奇异的女性。葆琛对她的情况也只是略知一二。他告诉我英氏家族，在解放之前的北京是个名门望族。她出身于一个天主教会的世族家庭，解放不久，她的父亲作为反革命被捕坐牢；她也因其父亲的问题，而被开除出上海震旦理工学院医科专业，后来听说经受过比我们劳改还要严酷的监狱生活。至于更具体的情况，他也无从知晓。想要了解她并不难，因为她的爱人王继昆是个“老右”，也在这儿劳改。
“你认为她为什么能有那么惊人的毅力？而又那么默默无言？”
葆琛君低声地回答我说：“反正不是‘老三篇’显灵！”
“那又是什么力量显灵？”
葆琛君突然反问了一句：“你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是不是在劳改生活中，又犯了你的作家职业病了？”
我无言以答了——我当真不知道一个女号的行为，为什么对我产生了这么大的诱惑。在我和张沪住的小屋中，我曾与张沪探查过英木兰的精神动力问题，她与葆琛君的看法一致，说我死去的文学梦，被这件不凡的事情，给重新点燃了。我极力否认这一点，说我只是在浑浑噩噩的生活中发现了并不浑噩的人——而且她还是个女人。
轮到我进屋去看病了。她在为我看病，我则在仔细地审视她，致使她发觉我这个病号眸光中流露出异常。她先用手擦了擦她的脸，以为她的脸上带有什么污垢。我连忙低下了头，怕她把我看成一个流氓。
“名字？”她说话是简短的。
我告诉了她。这回轮到她来审视我了，她说她给张沪看过病，知道我们的一些情况。我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询及她爬大烟筒的事；这不仅因为看病的病号挺多，还因为我和她只是初见——此时此刻我如果谈及这一问题，不仅十分莽撞，而且有失礼仪。所以她给我开了药，我立刻就走开了。但是她那形象，无论如何也让我不能把“无畏”这个字眼，与她联系在一起。她体态倒是并不单薄，但是她脸上那文雅的气质，怎么能和爬高高的烟筒，勾连在一块儿呢？直到很久之后，葆琛专为此事，带我去找了她的丈夫王继昆，后来又渐渐与她熟悉了，才算对英木兰的坚毅之举，有了铭刻于心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是对她个人的，也是对历史和社会的；还可以视为，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另一种类型的认知——因而，我在这里不能不多花费些笔墨，忠实地记录下这个劳改中的奇特人物。
她生于1933年9月的北京，我与她同庚，但她比我小半岁。当我十七岁那年，还正在中专读书时，她已经成了阶下囚了。不足十八岁的未成年人，何以成囚？这是一个法律之蚀。在监狱里关押了一年多，终因没有具体罪行而释放。她回到了故园北京时，年仅十九岁——这时她才似乎明白了一点点，她是受父亲的株连和宗教的关系，而被五花大绑进监狱的。她的父亲英纯良（英若诚的叔叔），参加过胡宗南的部队，后在辅仁大学担任国语系教授，他认为脱离了国民党，就再也不是国民党了，解放后“没有登记”，因而在1953年镇压反革命时被捕，被判处七年徒刑。这阴影一直像她的影子一样追随着她。
回到北京以后，她从事医疗工作，很快成了一个优秀的医生。但是好景不长，几年之后，反右派运动开始，她虽没有任何言行，可是追随她的那个影子，并没放过她——在1958年，她被勒令停止了医生的工作，与社会上的“五类”分子，一起被送往京西一个劳动地点从事运输的装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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