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补丁”？]

    时下的报刊越来越多，但是给精神田园净土的版面却越来越少。有的报纸动辄几十版，但是你从头翻到尾，除了广告如过江之鲫前呼后拥之外，却难以找到一块纯净的精神田园。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现代化的词汇里，它理应是张扬中华文化的窗口；但是有些大小报纸，似乎被抽掉了京华报人的筋骨，而炒作起应时小买卖来了。君若不信，可以翻一翻报摊上的纸堆，其颜色倒是非常花哨，多翻几份会弄你一手彩墨，让你得立刻去卫生间洗手。但是精神文化田园，则接近一片荒芜。面对此种情况，笔者忽然想起一个句子——文化是不是成了广告的补丁？

    之所以发此感慨，绝非空穴来风。有一天，南方一家大报，打来电话约稿，说希望立刻给他们发个电子稿件过去，长度不要超过一千五百字。我说，我刚写完一篇有趣的文章，文长两千字，可以通过电子邮件马上给他传过去。他说：“我们要砍掉五百字。”我说：“如果言之有物，你们下得了刀吗？”他说：“希望你老兄体谅时下编文化副刊报人的困难。我们的稿费可以从优，但必须是整整一千五百字，多了是不行的。”我说：“何故让作者削足适履？”他说：“老兄可能不知道，我们的副刊版面，是根据当天广告多少而定的；我编的那个版，只剩下那么大的地盘了。”我的天！原来是让我把文章传过去，当广告版面的补丁。我说，谢谢你向我约稿，但是我还没有想到把文学当补丁卖；无论稿酬高低，我都难以从命。

    这事情就吹灯了。放下电话，我首先进行了自我审视，是不是自己太不识时务了？因为时尚中的报纸，离开广告是难以生存的，这是一个严酷的事实。但我很快心情就平复了下来。之所以这么快就找到解脱，是因为这家报纸是广告收入的大户。我曾在去年年终广告收入排行榜上看到过一个统计资料，该报广告收入排在全国报纸前十名。可也怪了，就是这样一家资金雄厚的报纸，却吝啬到了荒芜文化田园的程度，那版隔三岔五的所谓文化副刊，像是难产的胎儿似的孕生出来，也多是以脂粉和口红之类的时尚小卖，来软化肢解中国文化经脉的水货。因而，我的文字拒绝在这样的码头上靠岸，不仅是无须自责——正好相反，这是一个文化人保持在文海行舟的尊严。

    事后，一位老报人到我家做客，我对他说起了这件事情。他先是哈哈大笑，说我是少见多怪；后对我伸出了拇指，说我还没“为五斗米折腰”。他说他编了大半辈子的报纸，有喜欢浏览报纸的积习，因而常到图书馆去翻阅全国报纸。他的结论是：能够始终如一保持文化田园纯净品格的，已然微乎其微。有的厚厚一摞彩印报纸中，竟然没有文化副刊的版面；有的倒是挂着文化副刊的招牌，但里边都是一些忸怩作态的红粉佳丽或畸形变态的恋爱逸闻。前者把文化副刊砍个精光，做得还算赤裸；后者则显出技高一筹，以时尚中的俊男美女肖像扼杀底蕴深厚的中国文化精髓。最后这位老报人不无感慨地长叹了一声：

    “这是中国报人的悲哀！”

    我说：“说到底，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你看过马戏团里猴儿钻火圈吗？”

    我说：“看过。”

    “时下一些报人在钻金钱眼儿，文化良知被狗吃了。”为了说明问题，他对我列举了从五四以来各个时期的报纸，他们并不是不发广告，但绝对给文化以不容侵犯的固定阵地；即使是五四年代的对开报纸，无论他的老板姓甚名谁，也从不削减文化副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大国，文化是国人不可欠缺的精神食粮。

    本来，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笔者并没想到对“补丁”一事行文。可是就在此时，全球电脑正遭遇代号“冲击波”病毒的袭击，而防止病毒感染的有效手段，就是用代号为“补丁”的文件，为电脑架设一道防火墙。国文兄从他的电子邮箱发来这个杀毒的“补丁”邮件，我在将其输入电脑之时，不禁想起了我遭遇的广告补丁一事，便提笔写此文章。当然，表面看来我的补丁事件和电脑杀毒的“补丁”，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但仔细推敲起来，却也不乏其内在的联系。电脑的“补丁”在于抵制电脑病毒的扩散，以保证电脑的安全运转；我抵制文化沦为传媒的广告的补丁，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保护精神田园的绿色，则更具有长远的意义。难道不是吗？“冲击波”病毒，在全球毁坏了五十万台电脑，是个人人看得见的罪恶；而我们文化田园的沙化荒芜，不是数字可以运算出来的——它殃及的是传承中华文化的大问题。

    希望我的这则“补丁”事件，对时下屠文弃祖的报纸，能起到一点“消毒”作用，并唤醒一些办报人的文化良心！

    2005年秋日于北京

    [文人的名片]

    名片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孕生，在人际交往越来越频繁的社会，它节约了许多语言，是方便生活的一种进化。特别是在商海里，小小一张纸片，大大缩短了时间隧道。时下文化虽然不可避免掺杂进去了商业属性，但是文苑毕竟不是商海，有着它自身的行为规范。尤其是作家与文人，一张方寸大小的名片，常常是自己灵魂的自白。

    记得，几年前我与燕祥应邀去四川五粮液酒厂做客，在抵厂后报到时，他在职务一栏内填写了“作者”二字。我不知他有无名片，想来如果有名片的话，自己对自己也是这个自我称谓。其实社会上都知道他是个著名诗人兼杂文家。他自谦地落墨“作者”二字，是他的人文品格的写照。几年前的秋季，应台湾文学界之邀，十名中国作家去了宝岛台湾，在彼此交换名片时，我看见张炜的名片上只有姓名、地址和电话；他在全国作协与山东作协的职务头衔等等，一律虚化为无。

    在生活上，我是个十分低调的人，因而十分赞赏我的同辈人燕祥和后来人张炜的这种态度。作家是靠作品生存，而不是靠其他金字招牌。常见有些文化人的名片上，把各种金冠银冠印得满满当当，什么委员，什么代表，什么理事，什么兼职教授，什么世界名人录中的名人……头衔不一而足，几乎要溢出纸片，让人看后，顿觉失重之轻。而往往印着这些头衔的人，恰恰正是文人中的下品。难怪我曾读过张承志的一篇文章，那标题就叫《撕名片》呢！初读这篇文章时，我还觉得有点怪诞，可是这几年内，不断看到文坛掮客做出有失自重的“时装模特”表演时，我倒是对张承志的行为有了完全的认同。

    作家是干什么的？是靠笔耕生活的，不是任何官爵的代称，也不是变相的官爵。如果你对自己的创作充满自信，在小小纸片上，印上那些与写作不相干的玩意儿，到底是有什么意义呢？当然，可以理解的是，有些人是从政坛、官场步入文坛为官的，他们没有什么作品，即便是有那么一本两本书，也跳不出标语口号模式的文本；他们印上一些云山雾罩的东西，不外是自我标榜的手段而已。使人费解的是，有些并不缺乏才情的作者，在名片上也印上一串“商标”，这到底是文化人难以挣脱官本位的升腾模式，还是作者本身就是以追求“文以进仕”为从事文学创作的最终极致呢？

    为社会广泛承认的作家，其实无须纸片上的任何代号。一个疏离了生活真实底色的文人，即使在纸片上罗列上你的全部作品的名字，亦对文学和自身无补。然否？想来被称为上帝的读者，心中自有明鉴……

    2005年底于北京

    [修订ABC与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真不知道文学是怎么了，很多标以纪实的“隐私文学”，人的姓名都被虚化成了A、B、C等符号。据说是因为写的是隐私，不便提及姓名，便出现了A小姐、B女士、C丽人……

    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A、B与C，因为成了变相的无名氏，其书中涉及的人物隐私，有多少可以信赖的真实性？而真实性是纪实文学（包括报告文学）的骨骼，虽然它不同于新闻报道，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有着新闻工作以事实为依据的内核；只是作者在叙述其事件过程时，用文学的笔法让其文本更有感染力而已。这是一条严格的界河，是不能越雷池半步的，如果作者超越了这条红线，“纪实”与“报告”就失去了它的标定意义，而成了掺有虚构的文本，如发展到极致则成为新的“天方夜谭”。

    笔者之所以写此评议文章，也是有感而发。近几年来，图书报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描写“隐私”之作。我不能将其一概视作伪作，但是至少有一些是为迎合部分读者的“窥视”心理，而胡编乱造或添油加醋之作。A小姐是谁？B女博士又如何考证？C单身女人又是哪方人士？这些不可知的影子，似不能一律用A、B、C或X代替。既然属于不愿让人知道的隐私，何必烦劳您大驾将其写成纪实书刊，让读者在迷雾中穿来穿去，而不知背后的影子是时代的杨玉环，还是赵飞燕？抑或是哪个外企的白领丽人，还是哪家酒吧的三陪小姐？

    过于虚化了的事情，有悖纪实这个字眼的特定含义。而写此类文章的作者，都是有相当文化素质的人，何以会不知文学的ABC？笔者认为之所以如此云山雾罩，一是纪实类的作品读者比较热衷，在封面上冠以“隐私”书题，则更膨胀了诱惑作用。中国古代《诗经》古老绝唱中的首篇，就写下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吟唱，可见男欢女爱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至今尽管朝代不断更迭，江河不断改道，但是人性的欲求却永恒不变，因而男女之间的隐私，永远是一个超越时空的话题。如果此类书刊，能够以人类共有的爱欲和良知，真实地写出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爱情酸甜苦辣，也不失为真情之作。否则，其中的人物都无名无姓，而此类书刊，又被当成纪实作品出售，这就让心明眼亮的读者，看出其庐山真面目不过是商业行为中的包装而已。

    行文至此，似还有必要说明一点，由于社会分工不同，有些人的工作，有较多接触到男女隐私的机缘。笔者在这里强调的是，写真与纪实的文本中拒绝虚构，而此类“隐私”书刊中，将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一律虚化成了A、B、C，有哪一位天才的读者（包括评论家），能判断出它是干货，还是掺了水的酒呢？时下，在物欲横流精神匮乏的年代，出现了假货假药假酒假烟；据南方一家报纸披露，还出现了耸人听闻的假新闻……如此种种，让读者在文化市场中何以评断一本接一本的“隐私”，到底是真李逵还是假李逵呢？如果这些写实名义下出现的并非真李逵，这些伪作除了满足了部分畸形读者的窥私心理之外，将是对众多读者的不敬和亵渎。

    如果再将其置于文化范畴内，予以扫描透视，这些来无影去无踪的A、B、C，将不可避免地把真正的纪实文学，引入云雾山中的谷底，致使它死了纯正的品格和灵魂。这不是玄学和虚言，而是代号A、B、C的“纪实写真”，提供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

    2006年初修订

    [感谢生活]

    霓裳再美，也属于外在的装饰，唯有健康的体魄，才属于内在的自己。

    我在1959年经历了一场飞来之灾，历经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定睛回眸，确实可谓因祸得福。福曰有二：

    一、它给了属于我自己的一口文学深井，只要轻摇辘轳，昨日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人物百相，便会如涌泉一般流淌进我的稿纸；二、它给我呼吸量很大的肺和强健的心脑以及一身结实的肌肉。

    历经七千二百多天修理地球的劳动，我在大自然的襁褓之中，与夏日的炎阳、冬日的风雪相伴，不仅使我如蝉蜕壳一般，丢掉了臃肿的肉身，更为重要的是在漫长的驿路上，铸造了我坚毅、无所畏惧的勇敢精神，在灵与肉的谐和上，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我认为健康有两层含义，表层含义是指体质而言，而深层次的含义则是蕴藏于健康体魄中的充满奔突活力的精神。有一次，吴祖光打电话给我，询问说：“听说，北京郊区有一条河，叫拒马河？”我答：“是有一条叫拒马河的河，只是不知具体方位在哪儿。”“就在你住的团结湖。”祖光说。

    我愕然地拿着电话听筒，琢磨着祖光兄的话，但是想来想去，还是没有咀嚼出其中的味道。因为团结湖倒是有一泓绿水，那是一池不流动的死波，那池不起微澜的死水，在团结湖公园。难道那池死水与拒马河有关联？

    祖光见我久不作答，在电话中哈哈大笑道：“北京文学界流传着一则故事，说你把武断专横的文艺长官给拒于家中铁门之外。”我恍然大悟，连道：“是有那么一回事，皆书生意气之举。”“佩服佩服，怕是在文学圈，不顾个人安危，敢于驱恶扬善的不太多了。”祖光兄侃侃而谈，“过去有过硬汉萧军，他已溘然驾返瑶池。老弟，作家需要这种阳刚之精气神儿！”放下电话，我独自哑然失笑。沉思良久之后，觉得祖光兄的一世，草木一春，或许需要一点生命之火光，而这种生命之火的自燃，都源于人类不可缺的健康精神；而这种精神，又发源于发达的大脑和强健的四肢。升华在肉体与精神之上的东西，则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假恶丑的扬弃——当然，这一切都基于对真理的依存和对真理的自信。

    近日编选将在“华艺”出版的八卷文集，使自己吃惊的是，从1979年到1995年（中间还有两年时间任一家出版社社长，为他人作嫁衣），我在海内外竟然出版四十六本文学著作（包括外文译本），试想，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依附于健康体魄之内的健康精神，何以会有此与时间拼搏的蛮力？我感谢生活——尽管它曾给了我太多太多的凄苦！但这些凄苦，成了健我灵与肉的可贵营养。这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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