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故园】

    [最初的冬季]

    有一首充满诗意和联想空间的歌，它叫《大约在冬季》。我喜欢秋天，也喜欢冬天，因为冬天银雪纷飞，如芦花翻白，雪国的沉寂与肃穆，令人感到空气之新鲜，田野山峦之纯净。青年时代，我喜欢听列宁喜欢的那首俄罗斯民歌：

    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是谁在唱着忧郁的歌？

    是那赶车的人……

    歌声低沉、浑厚、悲凉、含蓄。

    仿佛在那雪原上留下的马车车辙，就是一个无尽遥远、无尽深邃、无尽惆怅的故事。车辙有时笔直如弦，有时又弯曲如弓，我常常把那“弦”和“弓”，看成是人生的直线和曲线；而给人世能留下这些鲜明印记的，是晶莹剔透的冬季的雪。

    我很喜欢冬日的鹅毛大雪。儿时学的国语书本上的许多文章，我都已淡忘无存，但是一首描写冬季落雪的儿歌，时隔五十多个年头了，我仍记忆犹新：

    北风呼呼叫，大雪纷纷飙；地上银花儿，积起三尺高；一个老头儿，躬身把雪扫：

    扫净小路儿，又去扫大道。

    蓦然回首，这儿歌不仅亲切，而且发现了它的浪漫。试想，三尺厚的白雪，一个老头儿怎么能用扫帚扫得动呢？然而，无人深究其儿歌之孟浪，而是凭借文学去想象那雪国老人的画面；雪原很美，那老人被白雪染成白眉白须，简直美若仙翁。

    我之所以能存留下这个鲜活的记忆，怕是跟我祖父不无关联。

    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最终敌不过爷爷踏雪咏诗给我的熏陶。

    爷爷是个清朝末年的中榜秀才，唐诗宋词无所不通，我是从氏家族中的长孙，自然被爷爷视若掌上明珠。他疼爱我的方式之一，就是填鸭式地强迫我悬腕仿柳公权碑帖写毛笔字，其二就是让我背诵唐诗。河北玉田地属北国，冬季多雪，越是下雪的日子，爷爷越要拉我出去“寻梅”。其实，县城城关并无梅可寻；他借着酒兴带我到城南二里地左右、一个名叫暖泉河（即温泉）的地方去雪游。雪团在天空白絮漫飞，地上暖泉翻着滚滚热浪，这时雪中白须白眉的爷爷，便见景生情地摇头晃脑背诵起唐代柳宗元的《江雪》一诗：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当时，十岁左右的我，既无法知晓诗的内容，更破译不了爷爷乐趣之所在。我记住了那首儿歌，怕还是由爷爷在雪中吟诗，留下的记忆。因为人的记忆链环，是环环相扣，由此及彼，那扫雪老人的儿歌，便清晰地留在我大脑皮层中了。

    祖父喜文，当然非常重视文化。在我落生的代官屯，那个有三十多户的小小山村中，我家中出了两个名牌大学的学生：一个是我的父亲从荫檀，他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是学理工的；另一个是我的叔叔从荫芬，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两个姑姑都到北平求学，受过中等师范学校教育。有失平衡的是，我母亲和婶婶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这是封建社会的畸形发展带来的畸形婚姻。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结合，首先是亲戚的撮合。据时已年高八十六岁的老母亲回忆：当时我爸爸在天津读书放假归来，县城里的城隍庙正唱大戏（京剧），姥爷套上白骡子车，说是去城里看戏，实际上是去戏台根儿下相亲。母亲在年轻时，是五姐妹中皮肤最为白皙的，但又是五姐妹中唯一裹脚缠足的。我爸爸是个开明进步的学子，何以会看上我的母亲，我无法探源，反正是他们结合后，于1933年农历三月十三生下了我。1937年后，北洋大学随国民党西迁重庆。爸爸毕业后在机场做工程师的工作，后来爸爸与几名同学不满国民党消极抗日，出重庆朝天门想乘船去武汉转道投奔延安时被捕，在国民党陆军监狱关押期间，肺病（当时称为肺痨）复发而亡。因而我父母之间的婚姻，对我是一个不解之谜。据家叔告诉我：爸爸在投考北洋大学时，在几千名考生中，中了“头名状元”，是个十分聪慧的人。1947年家乡进行土地改革时，贫下中农曾从我落生的屋顶中找出来我爸爸藏在顶棚上的禁书，其中一本就是用毛边纸印的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这些有助于我了解爸爸的禀赋与智慧，却无助于我得知父亲与母亲结合的原因，因家父亡故重庆时我才四岁，我连父亲的模样都无从记忆。

    我二十二岁时，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并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青年创作会议，成为一个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的作家，似乎难以从父母身上找到艺术基因的遗传作用。因为我外祖父是个清末“武举”，我记忆最清楚的是顶门用的那口几十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儿时见他舞枪弄棒，弯弓射雁，虽觉得挺有趣的，但当他拧着我的一只耳朵，叫我早上起来陪他一块儿去练功时，我还是没能从命。因而我姥爷说我会成为一个没出息的书虫，成不了什么大器——他是很鄙视文秀才我的祖父的。那劲头颇有点京剧《将相和》中廉颇蔑视蔺相如的感觉，但没有京剧收尾中的和好。

    因而从血统探源上寻觅，我有三个源头：一文二武三理工。使我始终不解的是，我自幼没有理工科细胞，尽管我父亲是理工学科中的尖子，如果他不遭厄运、在二十八岁过早逝于南国的话，会成为鼎鼎盛名的发明家，但我身上却难找到他的影子；与之相反，我从在城关上小学时算术就常常不及格，爷爷常以我父亲为例进行训导，但无效果。我躲在柴火垛后边和大缸中，看的尽是些似懂非懂的小说，如《石头记》以及武侠小说中的《青城十九侠》《蜀山剑侠传》《鹰爪王》《十二金钱镖》《雍正剑侠图》之类。几年前，我小姑从台湾来故里探亲，还询问过我一个她目睹的细节：有一次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到处找不到我，最后我拿一本《三侠剑》从结满蛛网的粮缸中钻出来，为此我母亲用笤帚疙瘩打过我的屁股。这细节我已无记忆，但是迷恋杂书，并到没人的地方去看，我倒是记得十分清楚的。这被我姥爷言中了。

    我是个没有用的小书虫。

    初次约会，我竟带了同班同学去会姑娘……

    当代医学中有一种隔代遗传学说，大概我天赋秉性的形成，可以归纳为我祖父的潜移默化之影响。爷爷生性宽厚豁达，不拘小节，酒喝多了便发酒疯，东摇西晃地像打醉拳。我也是个小马大哈，到北平来求学时，插班于西四北小学六年级（现名为“大红罗厂小学”）。当时每节课之前，学生都要排队入教室，有一次我站在前排，后排男女同学忽然哄笑声四起，然后是掩面而笑。之后，我才知道我早上从玉皇阁夹道背着书包上学时，外裤中没穿内裤，外裤不知何时被划破一个三角洞口，因而露了屁股，前排同学看不见，后排同学却能看得一清二楚。本来我这个光葫芦头的农村娃子，走进北平学堂，已然被看成是小土包子，加上那裤子后的洞洞，便引发了这场笑剧。我用手一摸，发现了自己的破绽所在，立刻面红耳赤，这时，一名叫刘惠云的女同学，突然对嘲笑我的同班同学喊了一声：

    “严肃点，别嘲笑农村来的从维熙同学，你们油头粉面的，就自认为好看？呸——”如果说我在北平的小学上学，留下了什么深刻印象的话，这是唯一的印象；如果说同班同学谁使我难忘的话，就是这位刘惠云。她家在大红罗厂，粉面蛾眉、前额开阔、肤色白皙、家中富有，据说她父亲是国民党金融界中的一个要员。十分凑巧的是，后来我混迹北平二中读初中，学校去颐和园游园时，正逢与刘惠云所在的女三中同日，我与她在颐和园后山不期而遇。我佩戴着二中领章，她则戴着女三中的胸徽，由于她对我裤子破洞的打抱不平之举，使我和她萌动了少年少女情怀。她把她家的电话号码给我，我却胆怯得不敢去拨动电话（当时北平二中传达室只有一台老式摇电话机），倒是她先给我来了一封短函，要我去西单蟾宫电影院看一部美国的《绝代佳人》电影，算作我和她的初约。

    是怯懦？有这个成分。是缺乏严密条理？这正是少年“维特”之缺陷。我在这场初次约会中，竟然带了同班同学谭霈生同往（解放后的著名戏剧评论家，曾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这个愕然之举，一下挫伤了这位公主的情致与自尊，导致初约即是幕闭的结局。但我一直记住了她在小学时仗义执言之举，一直寻觅她的信息，反馈回来的消息是：她和她的全家，在北平解放前夕飞往台湾。因而，在1988年春节前夕，台湾《联合报》副刊向我约稿时，我涂抹了《寄梦》一文，发表于该刊春节专号上；文中除问候我在台湾的小姑平安、祝贺我的组合式长篇《鹿回头》在台湾出版面世之外，梦是寄给她的。文中我重忆北平少年时代的旧事，祝福她阖家幸福，并希望她不要变成白先勇小说中的平庸的主妇“尹雪艳”，而是青春永驻、心灵永远年轻的刘惠云！当我步入生之冬季，在这多雪的冬天，重温我少年时期，它是一个凌乱而混沌的梦。那不是初恋，是朦胧青春的苏醒，是儿女情愫第一次撞击心扉。但是这一切都由于我欠缺理性思维，而自我扼杀了。

    在北平二中读书时，我成了全年级绝无仅有的留级生。

    少年时代，我的智能智商是畸形的。让自己引为耻辱的“裤子洞洞”只是其中之一件。第二个带有自戕色彩的事，是我考取了平民中学，当公榜贴出录取名单时，我竟然漏看了自己名字。为此，使在北平以当保姆谋生并供我上学的母亲十分伤心，连连长叹我不如我爸爸的小指甲盖。殊不知是我马大哈成性所导致的后果；待我知道我被录取时，又因没能及时报到，名额已被后门考生取代（这不仅刺伤了母亲的心，还失去了与王蒙同窗之机缘，王蒙亦于当年考入平民中学），没有办法，我在北平朝阳大学读书的老姨，找了在北平市政府任职的亲戚，经过他疏通关系，我走进了北平二中的课堂。解放前的北平二中与解放后的北京二中一样，都属于一流的重点中学，对于我这个厌恶数理化的学子来说，无疑是个灾难。代数中的公式所嬗变出来的各种数学方程式，使我苦恼万分；并非我不想知晓其中的奥妙，但就是没长着那样的一颗脑袋，死活进入不了阿拉伯数字的海洋，解不开那些数字之谜。由于资质和禀赋之故，在期末的代数考试中，我在同级几十位同学中成了绝无仅有的一个——我得了零分，吃了鸭蛋，成为该班不准升到初中二年级的留级生，创造了我少年时代的耻辱之最。也许在上帝创造人类时，就赋予人以下几种类型：理性思维型、感性思维型、感性与理性交织型与笨傻的痴呆型。我自认为属于第二种类型，即是感性思维丰腴，理性思维枯萎的少年。在儿童时，我躲到粮缸里去看武侠小说，而又没有去少林或武当成为武林高手的梦想，因为在我爷爷和我姥爷之间，我崇敬爷爷的满腹文采，而不崇敬我姥爷能舞关云长式的青龙偃月大刀。到了北平之后，我看到了笑天主编的一本《太平洋月刊》，我把它翻了又翻，读了又读，竟然有了写文章的梦。

    假如寻找我的处女作的话，应当算是“裤子漏洞洞”——我在西四北小学上六年级时的那篇习作。当时，我的一双童眸，目睹了国民党南逃之前的腐败与混乱，一面是“朱门酒肉臭”，一面是“路有冻死骨”，基于少年义气，我写了一篇题为《大红门里的笑声》的东西，（非小说，亦非散文，算是“四不像”的文章）寄往了《太平洋月刊》。可想而知，它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进了二中，我读了许多小说。除去日伪时期的一些作家作品之外，我把李紫尼先生描写抗日战争中儿女浓情的小说《青青河畔草》读得滚瓜烂熟（此部小说后改编成电影，女主角由王丹凤主演）。二中教代数的老师姓蓝，记得有一次他突然提问我说：“我刚才讲的什么？”我站起来，茫然无知，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蓝老师说：“你有什么病？你不看黑板，两眼总朝窗户看什么，那儿又没有金凤凰！”我的同桌同学叫李玉成，他的数、理、化比我强不了多少，属于班内倒数第二。下课之后，他同情地对我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正在想《青青河畔草》中男主人公被炸弹伤及了双眼，在医院里和女主人公的邂逅呢，那情节使人难忘，对吗？”真算是知己知彼，一语中的。因为我读《青青河畔草》时掉过泪，书页上留下我心河滴在上面的一圈圈泪水的涟漪。时隔多年之后的80年代尾声，我接到鞍钢总工程师焦玉书的一封来信，他说他读我的小说想起了我，他当时正从北欧访问归来路过北京，因时间紧迫不及会面。我给鞍钢焦总复信说：“同窗之时，你是班里的理工科尖子，成为国家栋梁之材，理所当然。我自小属歪墙斜木，歪嘴和尚难与释迦牟尼媲美，当时只因机缘，使我误入二中这所学府圣殿，使我们成为同窗。为此，解放后的二中，曾几次要来家拍我的录像，作为学校资料存档。我一直婉拒，因为我这个留级生，生怕误人子弟，玷污北京二中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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