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次避开同学，悄悄留进那扇红门之家，心中便顿生悲凉。常常见到的一个镜头则是，她在一个大铁盆里为三代人洗着一堆衣裳。她身子前仰后合地用力把衣裳在搓板上搓来搓去，肥皂泡沫沾满她的手臂。她勤奋而无休止地劳动，全然是为了我这个没有出息的儿子。
留级一事，曾使我久久徘徊于门侧。我深知这对失去丈夫的寡母，将如尖刀剜心，思考再三，还是拐弯儿比较妥当。我先找了我在北平师范学校读三年级的小姑（后来，国民党南逃之前，曾在北平招聘一批到台湾从事国语教学的人员，我小姑报考被录取，于1948年去台湾当了教师，她生性乐观豁达，是爷爷和母亲之外，最最喜欢我的人），听了我尴尬的陈述之后，反而开导我说：“我看得出来，你大了不是搞理工科的材料，干脆去通县师范附中吧，省得在二中自找罪受。”我求之不得，便求小姑动员我母亲松口，能允许我离开北平二中。
记忆中我的离校问题，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我母亲受我父亲的影响极深，虽然她并无文化，却从父亲那儿学来了这样一句口头禅：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雇用我母亲劳作的家庭主人，是银行里的高级职员，都一致反对我离开二中，要我宁可留级，不要离开二中，因为二中是多少孩子想入而不能入的名牌中学。后来之所以我能去了通县，要感谢解放战争东北战役的不断胜利。我母亲服役的那个家庭，尽管并非国民党官僚，但也患上了“恐共症”，准备于1947年底南去台湾。这从根本上解决了我离开二中的纠葛，因为我母亲难在兵荒马乱的北平城，找到另一个劳动之场所。
“真是我的命运不济。”母亲说。“是我不好。”“要是你爸爸活着你就不会降级了。”母亲又说。
我也应着声，但心里并不服气。心里想：要全是我父亲那样的人，不都是发明家和工程师一类的人了？谁去写《石头记》以及《青青河畔草》之类的小说。世界将会变得太严肃了、太条理化了。
像小时候看见母亲开鸡窝那样，天亮了把鸡放出窝；天黑了鸡回窝，又把鸡窝石盖顶上。
由于母亲不情愿去通县，致使我在留级的新班里又读了两个月的书，最后才和母亲一块儿去我通县教书的叔叔家，到通师附中插班到初中二年级。如果把先天的血统的隔代遗传论抛开，而专谈后天人生对人的塑造，在通县上学是我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到了通县不到半年光景，首先是爆发了家庭矛盾，而这矛盾的焦点，是一个“穷”字所致。
当时我在学校住宿。爷爷、奶奶、两个叔婶以及他们各自的孩子，一共老少八口，挤在西门内东北后街的两间房子里住，再加上我母亲，九口人把两间房子住成一个过堂间（做饭用的过堂间，摆满锅碗及灶具等），挤得如同蜂窝。焦点问题中的核心是我母亲和我是没有依靠的孤儿寡母，于是在一个星期日，我从学校回家看望母亲和爷爷时，便目睹了一场我婶母抢我母亲手中粥碗之断肠戏剧。那年我十六岁，已然混沌初醒，略知了一点人间的世态炎凉：
“你滚——”婶母一边夺着母亲手中那碗稀稀的玉米面粥，一边对我母亲下逐客令，“他叔（指我当教导主任的叔叔）没钱养活这么多的闲人！”我母亲本来就个性倔强，立刻反唇相讥道：“我又没吃你的饭，是他叔同意我们母子俩来的；维熙上学又没花你的钱，是我把婚嫁的首饰卖了，交的学宿费。”听见两个儿媳为一碗玉米粥争吵，爷爷在里屋只是老泪纵横。
爷爷得了脑血栓，不仅成了瘫子，还由于语言障碍使他成了哑巴。
但他神志并没有因栓塞而变得糊涂，他拉起我的一只手不停地揉搓，表示祖父对此事的无可奈何，那一滴滴眼泪是为我们母子而流，因我父亲过早地去世而演绎出这样的悲剧。滚烫的粥洒在我母亲的衣襟上，我母亲把粥碗用力往桌上一蹾，突然说：
“我走——我走——”我挣脱爷爷的手掌，跪到母亲身边，不知说什么话才好，只是泪眼巴巴地望着母亲。我知道母亲是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一旦做出决定决不更改。但是她能去哪儿呢？去北平的舅舅家？这不太可能，因为她看不上舅舅的行径。舅舅身为税务科长，属于贪官污吏之类，赏姐姐一口饭吃虽不成问题，但是母亲一直轻蔑舅舅行为的浪荡不羁：他出入于舞厅，浪迹于花街柳巷。他一米八以上的个儿，一副潇洒的公子哥儿气派。他先后娶过五房妻室，最后一个妻子是当时北平花腔女高音马怡庭。本来马怡庭痴情于钢琴圣手老志成，可是我舅舅硬是凭借着风月情场之能，把马怡庭从老志成身边挖了过来，成为轰动北平的桃色新闻，各小报纷纷刊载（到了80年代初期，我和老志成同为北京市政协常委期间，我曾就此事问过这位已至耄耋之年的著名钢琴家。老人表面上似已淡忘了此事，但他那双枯干的眼睛里，却闪烁出了泪光）。我母亲不理解更不谅解我舅舅的浪子行为，因而绝不会去我舅舅家讨食的，她最后的决定令我吃惊：“我要回老家河北玉田代官屯。”
我当时虽然年少无知，但随着家境变迁对“地主”一词也不是一无感知，我生怕母亲还乡会受到歧视，但十六岁的我又无计可施。教书的叔叔，也出来劝阻嫂子说：“他婶脾气不好，嫂子你别在意，就在这儿凑合着过吧！让你走了，我对不住死去的大哥！”母亲执意不从，果敢地孑然一身还乡了。记得那是一个冬季的早晨，我送母亲去长途汽车站。天上飘着零星的雪花，我为母亲提着一个小小包裹，走在她的身旁。在我生命的年轮史上，这是我第一次的付出，那小小包裹虽然不沉，可是它是我从母亲手中夺过来，提在我手上的。
母亲无泪。我流着泪。
母亲用手抚去我头上的雪花，并为我抹去脸上的泪：“你该像你爸爸那样，好好用功。”此时母亲的话字字千金。我应着声：“妈的话我记住了。”“还有……要依靠自己。”母亲叮咛我说，“不要想依赖任何别人。”“我懂了。”“你回去吧，该误你第一堂课了。”“不，我再送您一程。”我说，“长大了，我一定要把妈接出来，您要保重身子。”母亲走了——走在严寒落雪的冬季。在这个冬天，我似乎一下长大了许多，我仿佛第一次感悟到了责任。我不仅仅是一个母乳的吸吮者，还应当给母亲以乳汁；我不该仅仅是一个爱的容器，还应该有爱的付出。事隔多年，我把这一天视若我少年和青年分界的界河，十六岁的我提前进入了青年期，我再也不是嗷嗷待哺的幼鸟，我该是飞出树巢独立觅食的一只鸟儿了。
80年代，一些文学评论家由文及人地对我进行评说时，常常只提到了二十年劳改生活对我进行过炼狱般的锤炼；而我少年时代即心揣磐石，却一直罕为人知。这一段少年生活中的感伤，对我性格的淬火十分重要。如果说我所以能走过二十年劳改生活的凄迷驿路，没有沉沦，没有颓废，没有自残，都能从我母亲性格对我的影响和雕塑上找到根源。新时期文学开始至今，我之所以有三十多部小说、散文集出版（包括港台及外文版），都是在劳改生活中精神的一种延伸。十几年来，我惜时如命地婉拒过多少游山玩水的邀请；作为一个老北京，至今我尚未去过天坛，我属相为鸡，实则是一头牛，只知在稿纸上耕耘播种，但我这头牛是一头带犄角的牛，面对文坛上形形色色的假面舞会以及无耻钻营、溜须拍马，一律冷眼相待。以1990年我拒文坛权势人物于家中铁门之外，则是我的性格表现之一。而这一切，都非我祖父隔代遗传之功，而是社会以及我那苦命母亲对我影响之结果……农民是善良的。特别是我故园那方水土，绝少刁民、无赖，多为勤劳百姓。河北玉田县之县名来源，曾有一个美丽传说：晋时有阳伯庸者，在终南山种石成玉，故为玉田。我母亲返故里的代官屯亦为山村，与终南山脉系相连，故而人性温厚憨实。母亲回乡之后，不仅没有受到地主家庭之株连，反而因祸得福。据母亲回忆，当时的村干部见她独自返乡，立刻给她房子和土地不说，考虑到她是寡妇，又是两只小脚，把她安置到一个从氏堂弟家中去住。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干部把乘土地改革之机滥砍我家昔日林木的盗伐者找来，令其交出林木之钱。当然，村干部对我母亲之所以如此优待，是基于祖父一家为书香世家，在村时没有留下任何恶迹；至于村里是否知道我父亲在投奔延安时，被国民党抓获关押致死一事，无从考据。农民就是农民，没有更大的宏观鸟瞰，他们更多的是从人性和人情出发，给我返乡的母亲以温暖。因此，我在通县上学时，居然收到了母亲汇寄给我的钱。写此冬季忆事时，不能忘却必须提到的一笔，是我从氏家庭中的堂妹从由芝，她出身贫农，却心甘情愿担当起我母亲生活上的助手；下地种田，挑水拾柴（笔者写此篇忆事文章时，我这个堂妹正来我家，她是我委托豪门集团用小车特意把她接来北京的。我母亲思念她，我感激她），几年时间里，她待我妈妈如同对待亲生母亲。
在通师附中，我深藏于心扉的文学禀赋得到了诱发。
在这种生活境遇中求学，良知迫使我发愤图强，以求尽快自立。在通师附中，学习环境比较宽松，这首先使我感到呼吸的自如。1949年冬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改名为北京之后，学校处于冷暖更迭状态，这给本来就不太注重数理化的师范附中，更增加了一些发展个人兴趣的生活空间。这时，我有两个志趣得到了发展的契机：一、我进了学校的篮球代表队；二、我兼任起初中墙报（当时叫壁报）的编撰工作。除了这两个工作符合我身体素质和精神素质并使我的爱好得到了满足之外，最为重要的是我深藏于心扉的文学禀赋得到诱发，这对于我在50年代能成为一个青年作家，起到了重大的启蒙作用。一天，我去家叔家中闲坐，正逢家中无人（爷爷病故，奶奶和另一个叔叔去了北京另谋生活），我翻我家叔一个小小书架，本意想找两本小说看看，无意间竟然翻出我家叔的作品剪贴本。灰色的封面，本子内白纸上贴着家叔发表于天津《大公报》的作品。其中有诗歌、小说、寓言、散文……
家叔笔名陆人，即将繁写的从字分解成六个人字之意。家叔昔日没跟我吐露过他曾有作品面世，我从他平凡的相貌以及微驼的脊背上，也没发现过家叔有这样的文学才情。这个发现，对我犹如一场精神地震，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家叔的寓言小说《阿拉伯数字的故事》和散文《独白》。前者是描写金钱数字与苦涩人生的，后者似为我的堂弟维雄而写。其他诗歌则皆为工整的、仿莎士比亚和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诗写得朦胧抽象，我一时还难读懂这些诗作中的含意。面对家叔剪贴在笔记本中的这些作品，我怦然心跳不止，短短瞬间，低矮驼背家叔的形象，顿时在我心中拔高了许多。我想，家叔所以从没对我谈及这些，一是因为经济困顿的煎熬，他曾为七八口人活下去而奔忙劳作；二是因为家叔从不知晓我心底对文学蕴藏着地火岩浆，他只知道我是因在二中留级而转到他执教的学校来的低能儿。（时至1991年春节，我去文学前辈、翻译家、诗人冯至家拜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因为我这个从姓极少，竟然向我询问起从陆人是我什么人来了。我告知是我家叔。老先生感叹不已，说我家叔在辅仁大学时就是才子，只是生不逢时，文才活活被生活葬埋了。老先生告诉我，他结识我家叔是在他主编《大公报·星期文艺》周刊的时候，他认为家叔的文学路夭折于生理上驼背，身体残疾导致他在文学上失去坚韧不拔的笔耕之锐勇。我告知老先生当时的生活沉重负荷亦是他天才凋零之成因。我对老先生回叙当年我在通县上学时，全家生活困顿寒窘之情景，后又告知老先生，家叔已死于“文革”折磨。老先生听罢，感叹唏嘘不已。他说，家叔迈进作家门槛了，萧乾、李广田对他名字都很熟知，连说：实在可惜！实在可惜！）使家叔对我印象改观的，是当年通县附中又来了一位初中语文教师。他叫田秀峰，当他为我们上第一堂语文课时，居然一反老夫子们的教学常态，在黑板上一连写下三个人的名字——胡风、冯雪峰、田秀峰。然后狂放不羁地对同学们说：
“中国有‘三峰’，乃胡风、冯雪峰、田秀峰。鄙人即为田秀峰！”听惯了老八股讲课的同学，对此情此景瞠目结舌，而我却对这位老师之狂放神态，十分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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