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你写的吗？”
我说：“是。”“不是抄来的？”我说：“我写的是班里的陈景文。”“投过稿吗？”我告诉家叔还是在大红罗厂小学读六年级时，干过一回，但没回音。家叔告诉我，干写作这一行当，不仅要有才情，还要有恒心。至此，家叔第一次对我的看法有了改观——这是田秀峰老师在中间搭桥的结果。过去，我一直自卑，田秀峰老师给了我自信；从自卑到自信的心理转轨，无疑对我生活道路的选择起了很大的影响。探究起来，不过源于一篇小小的作文，它竟然对我的精神起了那么大的催化和辐射作用。它像是一簇浪花，深藏着海的神韵；像是一滴水珠，折射出人生的朝阳。
我就是这样开始自己的文学之路的。其实田秀峰老师本人，无法与胡风、冯雪峰相比，他只出版过一本小册子，书题为《一串念珠》。我读过这本书，其文采都无法与我家叔之作相媲美，可是他是开掘乌拉尔金玉的开掘机——我就是被他发现的一棵文学矿苗。
（我曾在报刊上就文学教学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及这位老师的教学特点，就是极大限度地诱发学生的形象思维。不曾料到，此文被田老师的一位友人读到，便把报纸转给了他。不久，我突然接到一封从天津财经学院寄来的信，来信者就是田秀峰老师。他在信中兴奋异常，除告诉我他在该院任教之外，认为他人生的最大快乐是在他教的学生中，出了我这样一位作家。多年的粉笔、教鞭生涯，他已然忘记了我，过去读我的小说时，有过似曾相识之朦胧印象，经我文章提示，他忆起了在通师附中的往事，还忆起我的家叔。他说读过我的这篇文章后，他打开酒瓶，喝了个一醉方休。）
在那年多雷的冬季，我发表了我的处女作。
为了寻找属于我的文学发展空间，在通师附中初中毕业后，我报考了北京师范学校（即我小姑昔日读书所在的北平师范学校，简称“北师”），时值1950年秋，还是因数学考分过低之故，我考了个备取第七名。还算幸运，命运主宰我走进了这所以文、体、美出名的古老学府，大作家老舍先生毕业于斯。校园内青松翠柏，钢琴声在耳畔长鸣。解放前，我来校园找我小姑，就喜欢这座校园，此时我成为这个校园的学生，简直是如鱼得水。电影《早春二月》的大部分镜头，皆取景于该校校园。可惜，后来北京拓宽官园马路，将该校拆除了，至今我仍为此而感伤。学校有个几百平方米的大图书馆，我成了图书馆里的一个书虫——那年我实龄十七岁。
那年冬季多雪，而这个多雪的冬天对我格外多情。该年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我以铁血男儿之满腔热血，除了申请参加军事干校之外，在该年年底我在《新民报》副刊上发表了《战场去》的处女作。1951年初《光明日报》举办全国大、中学生征文，我以碧征为笔名写出《共同的仇恨》的小小说，出乎意料的是此文竟获得征文的第一名。我终于看到我的钢笔字变成了铅字，那种激动和快乐无法用文字形容。记得，当时支付稿酬的办法是以粮食中的小米斤价为折实单位，报社给了我九十个折实单位的稿费。我拿着钱与同班同学刘炳铸、吴学恒，在南横街的一家饺子馆，吃了一顿饺子。碧征之笔名，我只用过这一次，之后便以自己之真实姓名发表小说于孙犁主持的《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
《七月雨》《老菜子卖鱼》《在河渡口》……1951年，我接到了家叔一封寄自通师的信，他说他在该校图书馆里读到了我的几篇小说，深感自己往日眼拙，并称道田秀峰老师是“识马的伯乐”。他在信中以自身文学创作中途而废为例，鼓励我一鼓作气，万万不可重蹈他的覆辙。
我激动。
我感奋。
我寄稿费给我仍在故园山村的母亲，并写信给母亲说：
妈妈：您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您想把我教育成爸爸那样的人，但是儿子不是那样的坯子，无法成为工程师或科学家。我留级降班之事，曾刺伤了您的心，儿子今天用另一面的成绩，为您医疗昔日的伤口……
后来，我被调到《北京日报》文艺部工作，母亲被我接回北京后，曾告诉我，村里小学老师为她念这封信时，她流下了眼泪。当然，她流的是喜泪，她万万想不到她的儿子，走了一条与父亲截然相悖的道路。
可怜天下父母心，普天下的父母无一不盼望儿女成龙成凤。仔细想来，父母实无必要过多匡正儿女的自我选择，更无须煞费苦心为儿女设计这样或那样的道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条条道路通罗马。重要的是应有能力鉴别儿女们的资质和禀赋，并诱发这种天赋，使其产生光热继而成为闪电雷鸣。其实，过于看重时尚，是一种盲动和浮浅的表现；如果这种功利要求与个人气质逆向，便会造成对人另一种潜在能源的扼杀。试想：如果当时有人强迫我必须学好数理化，那么我体躯内的文学禀赋，就可能因为种种干扰而毁灭消亡。
在“北师”三年的学生生活中，我活得轻松自在。除了是学校篮球代表队的前锋，善于闪、躲、腾、跃，在乱军中切入上篮之外，一度我还迷恋钢琴。可惜，父母没有赐给我一双大手，我的手指刚刚够得到八位键盘，要想在钢琴上有所发展，必须用刀子割开我的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虎口。这对我来说实在是残酷了点，我舍不得为此去医院挨上一刀，何况又有文学与我生命相伴，我的精神已有了栖息之巢。
1960年一个阴霾的冬季，我和妻子一块儿被送去劳动教养。
到了1953年夏天，即将从北师毕业之前，学校教导主任王胜川找我个别谈话，他告诉我校常委会已决议让我破格深造，保送我去北大中文系。我只回答了一个“好”字。因为在我看来，作家这个职业，更多地在于自身的内在因素，而不在于外在的营养补充；如果非得汲取营养不可，社会大学是更好的课堂。因而当后来北京召开人代会，决定提高全市教师队伍质量，学校要我服从大局去当一名小学教师时，我并没有任何心理上的失落，我回答了一个“好”字之余，还向学校提出：请把我分配到郊区去，我愿教农村小学。
该年秋天，我和同级女同学王秀荣到海淀区教育局报到。主管分配的人事干部还没开口，我就主动提出：如果任教的学校有远有近，我愿意到远离市区的小学，她是女同学，离市区近的好学校应该分配给她。结果，她留在海淀镇教书，我被分配到了颐和园后边的青龙桥小学——当时，北京市的发展刚刚起步，青龙桥已然算是远郊了。
这所小学是一所关帝庙改造的，十分破旧。但我很喜欢学校的幽静，每当课毕之后，我在配殿改成的教师办公室，埋头写我的小说。学校教师多数不是青龙桥的本乡人，我一进校，使得教师宿舍显得拥挤，我对两只眼睛外突如玻璃球似的张校长说：“您别为难，我看锅炉房只住着烧锅炉的一个勤杂工，还能再支开一张木板床，我就和他住在一起好了。”
张校长连连摇头：“不行，你是教师。”我连连点头：“行，我得向工人阶级学习。”张校长执意不从：“锅炉每天要掏灰，屋内脏得厉害。”我执意要去：“我不怕脏，您知道我是请求到农村来教学的。挨着锅炉睡，便没有冬天了。”张校长笑了：“这不太合适吧？”我说：“合适，不算您分配我住进锅炉房，算我自愿请求住进锅炉房的，这总可以了吧？”张校长最后答应让暂住几天，等姓朱的老教师调回市内后，我再顶他的窝儿。我就这样在锅炉房内住下来了。每天拍打被褥时，尘土飞起尺高，我着实不觉得有碍教师面子，反而自得其乐。在这所小学，我任教的一个班有三十多个学生，是几个班级里挑出来的调皮捣蛋生。我想想我自己过去也不能算个好学生，因而在学生身上我投入了许多感情，注入了不少心血。“家有五斗粮，不当孩子王”，这是自古流传下来的社会对小学教师职业的鄙薄，我却干得蛮有兴味。这引起了眨着一双玻璃球一般的眼睛的张校长的注意，他在一次教师周会上说：“青年同志就是有朝气，不仅把这个班带得不错，业余时间小从老师还发表了不少小说哩！同志们看——”他举起《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以大半版的篇幅，刊登了我的小说《远离》，“只是对小从老师这号人才，咱这关帝庙怕是太小，放不下这个神灵，终究有一天会被调走的！”这话被张校长言中了。我在锅炉房与锅炉工为伍半年后，1954年初春，北京市委宣传部一纸调令就把我调到了《北京日报》。
那时，没有“走后门”这个词汇，是因为社会上没有走后门的行为。据《北京日报》老诗人晏明事后告诉我，是他力荐把我调至报社文艺部的。为了证明我是货真价实的文艺苗子，在报社资料室丢了刊登我作品的《天津日报》的情况下，老诗人晏明硬是偷偷撕下大街公共阅报栏上的一张刊登我作品的报纸，找到了当时担任副社长、来自延安鲁艺的周游同志。周游同志十分爱才，便有了我的这次调动。
是直线。
没有曲线。
在学校教师送别我离开青龙桥时，有一个细节至今使我难忘。
小学有一个用旧风琴教音乐的王敦礼老师，弹奏了《魂断蓝桥》中的主题歌《一路平安》。而我则弹了一曲弘一法师留下的《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我很怕离别，我掉泪了，这是我的感情表现之一；之二，我当然又很想去报社，编辑部的工作离文学更近（我调到报社不久，我教的那个班全体学生曾去报社看我，致使小小的接待室容纳不下，我是在院子里与孩子们交谈的，足以见得我与青龙桥缘分之深）。从1953年至1957年三年多的光景，我先后出版了两个短篇小说集子和一部长篇小说。正当我全力以赴地创作以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业绩为素材的长篇小说《第一片黑土》时，反右派斗争的风暴席卷而来。我先是被划为右派，后因在京郊农村改造时，对“大炼钢铁”“大办共产主义食堂”不满，并在向党交心会上，陈述了自己的这些看法，被当成极右处理，在1960年阴霾的冬季，我和我十六岁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妻子，一块儿被送去劳动教养，走进了电网和大墙。王敦礼老师送别我时弹奏的《一路平安》没有应验，我在历史的风暴潮中开始了漫长的劳改生涯。划右那年，我正青春；1979年早春归来，我已然是四十四岁、饱经沧桑发鬂染白的中年人了。
没工夫叹息。
没时间感伤。
在新时期文学开始的1979年前后，我又拿起了笔……
我喜欢冬季，特别喜欢冬季的雪原，大概这不仅出自文人的孟浪，更因为我穿越过历史的冬季，走过了一条冰封雪盖的马拉松长途。这种对雪国的偏爱，不属于我个人，而属于许多受难但不甘于沉沦的知识分子。
留在雪原上的星罗棋布的脚窝，每个脚窝里都遗留下昨日的历史经纬；每个脚窝里都深藏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情故事；每个脚窝里，都回荡着不屈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与命运抗争的跋涉中，留下的与山谷和鸣的悲壮足音。
我喜欢白雪的颜色，因为冬季还代表着土地收获之后的成熟。
在我穿行欧洲，在阿尔卑斯山下仰望那终年积雪的山顶时，我想到了老母亲头上的缕缕白发。若从人类情感的天平上去衡量母亲，从我四岁那年，她已然跌入了雪的深谷。我向阿尔卑斯山的银冠祝福，向坚韧不拔的东方母亲致敬……
80年代初期，前辈作家孙犁写信给我，说我二十年的改造生涯，从文学的角度上讲，得大于失。是的，冬日的冰雪铸造了我迎难而进的性格，如果我是一路顺风扬帆的逐浪之舟，就难以有今天的三十多部著作面世。因而，我感谢那条漫长的风雪驿路。中国有句成语“艰难困顿，玉汝以成”，法国大文学家巴尔扎克也说“苦难是最好的老师”。我是这位“老师”孕生的一个学生，这或许就是我的生命原色和我文学之本。仅此而已！
1993年11月17日于冬季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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