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遗体火化前，孙儿从众用一把梳子，梳理了她满头银发，又亲吻了祖母的额头——母亲是带着三代人对她的凝视和亲吻驾鹤西归的——母亲的名字叫张鹤兰，名字中就有一只仙鹤。
浇完柏树，我又擦洗母亲的墓碑。碑是用血色红字刻上的。想到母亲这一生，我的泪水一滴滴滚落到墓碑上。
1999年夏日
[我的驼背家叔]
去年春节，到冯至老先生家里去拜年，叙谈不久，这位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就询问起家叔的情况。
我说：“他早就辞世了。”
“什么时候？”
“死于‘文革’。”
老先生感叹不已，说他生不逢时，活活糟蹋了一个文学人才。我对老先生的解释又做了一个重要的补充：“先生在40年代主编《大公报》‘星期文艺’的时候，可能只读过并发表过他的手稿，没有见过家叔本人；他文学早逝的另一个重大缘由，因他是个畸形的驼背。生理上的残疾造成心理上的自卑，心理上的自卑又使他过早地辍笔。”
由于历史跨度已有五十年之久，老先生冯至已记不起是否曾和家叔谋面，但是经老先生编发的家叔的小说和诗歌（他擅长写模仿沙翁的十四行诗），有的篇目他还记忆犹新。说我叔（笔名陆人，合起来是个繁写的“从”字）当时和萧乾、李广田、劳荣等人常在《大公报》上发表作品，称得上是个40年代的才子。听我说叔已不在人世，老先生唏嘘良久，感叹人生的法轮无常，使家叔才情过早凋零。
写出上述的一段并非闲话的闲话，意在说明时代和文学的命运，有着内在的紧密的关联。当然，家叔如果是个和命运挑战的强者——像当代作家史铁生那样，虽然身体负荷重残，仍笔耕不止，或许家叔真像冯至先生说的那样，成为文海中的一只风帆。但是家叔的性格受那个年代的制约，随遇而安，从微观的角度去剖析，家叔又成了文学上的残疾；反过来从宏观的社会视野去解析，家叔如果晚来世二十年，成为第二个史铁生，也完全是可能的。
我在通师附中读初中，家叔任该校的教导主任。他从没有在文学上主动对我进行过任何启蒙，但是我偷偷翻阅过他十分工整的“作品剪贴本”。在那一霎间，我心灵有难以承受的震撼，钢笔字变成铅字的感召力，远远胜过老师的谆谆之教。别看弯腰走路的家叔，像慢慢移动着的驼峰，样子挺不雅的；但是那铅印在报纸上的文章，却使我怦然心跳不止。他写的十四行诗近似于现代派的朦胧诗，我因年幼还不太懂，因而记不下诗篇的名字，那些小说和散文我至今难忘。
记得，他有一篇小说，名为《阿拉伯数字的故事》，是一篇寓言式的小说，嘲讽金钱世界和苦涩人生的。还有一篇小说，文章的标题是《独白》，是写家叔在辅仁大学中文系（当时叫国文系）读书时，怀念家叔的儿子——我的堂弟的。家叔文笔优美，字里行间充满了人间爱憎的真情。偷读这些作品，是不是唤起了我创作欲念的萌芽，我已无清晰的记忆，但是我觉得把文字变成铅字，是一种神秘而又令人倾慕的工作，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家叔并不喜欢我。其根源不在驼背的家叔身上，而在于我自己。原来我在北京二中读初中，因数学不及格被留级而转到了家叔所在的学校，这事情本身，就难让家叔喜欢。来通师附中后，我的数理化仍在六十分左右晃来晃去，使家叔在学校教师中脸上无光；加上我课余除去看小说之外，就是奔跑在篮球场上（我一直是校篮球队队员），家叔简直难以找到喜欢我的理由。尽管如此，当我回首我的文学初步时，却不能不承认家叔昔日的那本“作品剪贴本”，对我起了潜移默化的引路作用。尽管他发表的小说和诗作，总量不超过十万字，但它毕竟是出自从姓的家叔之手，如果说文学也存在遗传基因的话，家叔那册神秘的作品本，对我来说，就是非生理性的遗传基因。
当时，语文老师要求按班级出壁报，我是编委。我把个人的胡涂乱抹之作，抄在纸上，贴在学校的院墙之内。我曾看见过家叔踯躅于壁报之前，匆匆浏览壁报上的诗文，但他对我的少年之作，从没有过奖掖之词。直到我初中快毕业时，班里的语文老师田秀峰，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我的一篇自由选题的作文，后又把那篇作文给我的家叔过目时，驼背家叔才察觉到我的文学细胞。
记得，那是一天午后，他把我从篮球场上叫到教导主任的办公室，以审慎的目光看了我一会儿，问我说：
“《青青的河边》那篇作文，是你写的吗？”
我抹着脸上和脖子上的汗水，回答家叔说：“是。”
“不是抄来的？”
“不是。”
“文章中你写的那个人是谁？”
“同班的同学陈景文。”我觉得内心挺委屈的，便把我常和陈景文去通县西闸的苇塘里玩耍的事说了一遍。我怕家叔不信，还表白似的道出了陈景文的籍贯：他是冀中白洋淀人，水性极好，《青青的河边》这篇作文，就是以他当模子写的。
家叔信实了，头一次对我进行了夸奖：“多看点文学书籍，但不可读得太滥。”
我说：“好。”
叔叔说：“投过稿吗？”
我说：“在北京大红罗厂小学读插班六年级时，给《太平洋》月刊投过。只是发泄对北平‘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满。”
“稿被退回来了？”
“没退也没登。”
“喜欢干这行吗？”
“喜欢。”激动之下，我道出了我不敢对家叔直白的秘密，“我看过您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小说和诗。”
家叔并没露出惊异的神色，他只是告诉我：立志干这一行当，不仅要有才情，更要有毅力和恒心。家叔剖析他自己，不欠缺从事写作的基本智能，但缺乏持之以恒、百折不挠的决心。我听得出来，家叔的现身说法，目的在于告诫我从事这一行当的艰辛。
我到底怎么回答家叔的，已无从记忆，但是那天我和家叔的谈话，使我萌发了当个作家的愿望。他希望我不要奢求毕业后去理工专科学校，因为我不是那块坯子，最好是留校读师范或报考北京师范学校，这有助于我文学志趣的发展。这与我的心愿不谋而合，一个代数曾经考过零分的学生，即使是侥幸走进理工学校，不是自讨苦吃吗？
1950年夏天，我初中毕业后报考了北京师范学校，可是考绩不佳，没有正式中榜，落了个备取第七名。就是说必须有七个考取了“北师”而不履行入学手续的人，我才有资格进入这座学校。记得，家叔对此并没有进行责怪，他认为一个有志从事文学工作的人，是不受地域限制的，留在通县上师范也并不阻碍我“出山”。
苍天有情。盖有“北师”印章的一纸入学通知书，在我的苦苦等待中，终于飞到了通县。当年秋天，我成了“北师”一年级的学生，并于该年年底，我的处女作《战场去》问世；1951年初在《光明日报》举行的大、中学生征文比赛中，我以“碧征”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共同的仇恨》，获得了该报的征文奖。当年，我十八周龄，迈出了通往文学圣殿的第一个脚印，弹响了我对文学寻觅的第一个音符。
而今，我已白发染鬓。当我回首在文苑中蹒跚学步时，常常情不自禁地回想起我的驼背家叔。他没教给我写作的ABC，但他那本神秘的“作品剪贴本”，像阿拉伯神话中的宝盒一样，我从中偷取了火，攫取了光。这种火光虽然不是轰鸣的雷电，但它把光和热传导给了我，构成了我的心灵的雷鸣电闪。
后来家叔陆续从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读到了我的短篇小说《七月雨》和《老莱子卖鱼》，曾写信鼓励过我。信中说他不是识马的伯乐，伯乐是我的语文老师田秀峰；他信中还以他的自身为例，要我力戒疏懒，要锲而不舍地多读苦写。读家叔来信，我很感伤。我想：叔的文学素质和文学修养，都比我强，但上帝赐给了他一座驼峰，在那个年代的畸形残疾，是被社会轻蔑的。这种压力，如磨盘般沉重，一棵文学之树硬是被压弯了。
到了“文革”年代，“人道”二字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家叔再次遭到肉体和精神摧残，直到被夺去呼吸的权利——他死在一间无人涉足的屋子里。此次，应《中国校园文学》之邀，写此短文，既是对家叔文学生命早逝的祭悼，又是对家叔的深切怀念。当然，它更可以视作一篇我文学初步的内心独白。
1992年8月15日于北京
（作者附言：一个作家道路的形成，影响是多方面的。此文提及的家叔，仅是影响我的因素之一。我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裸雪》中，有相当的篇幅写到祖父在我童年时对我潜移默化的文学启蒙。）
【人生绝唱】
[经典人生——为萧军百年诞辰而写]
在中华文化长河里，有经典著作；在芸芸众生的人世间，也有经典人生，作家萧军则可谓其中的一个。
一百年前的今天，萧军生于辽宁省的一个小小村落——到今年的7月3日，是萧军的百年诞辰纪念。在中国的文学星空里，萧军的生命曲线是许多作家无法比拟的。在他八十一年（1988年6月22日辞世）的生命里程中，太多人生的酸甜苦辣，太少作为文人的清淡闲雅。据萧军自述中记载，他刚刚出生不久，生他的母亲就逝去了，这似乎是为他艰难的人生，拉开了序幕。之后，在军阀割据的年代，他从军习武，在讲武堂因打抱不平，而先蹲禁闭号，后被开除出了军队。至此，他的从军救国之梦想完全破碎，生活迫使他改弦易辙，在哈尔滨开始了从文的步履。
20世纪80年代之初，我和萧老同在北京作协，因为我与萧老命运曾有着近似之处，自然而然交往较多。记得，老人曾经对我说过如是的一段话语，他说：“我生性就是跃马横刀的军人坯子，可是九曲回肠的人生，让我扔下手中的枪，拿起笔涂鸦我认知的生活，竟然成了一个写作的文人，实在有违我的初衷。”这是萧军最为真挚的心愿表达，那洪亮中略带沙哑的声音，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
说来也巧，在一段时间里，我和萧老不仅同在北京作协，还同住在团结湖小区。有一次与萧军树荫下不期而遇，我们坐在一条临街的长椅上说话的时候，我无意间拿了拿他随身带着的拐杖，竟然把我吓了一跳——这根拐杖的扶手，镶嵌着一块圆而亮的铸铁，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拄着它出来散步，简直是个沉重负荷。因而我对萧老说，它重得就像是我在劳改矿山使用的挖煤铁锤。萧军回答我的话，再一次显示出老人在黄昏斜阳年纪，仍没有消失个性中的阳刚。他对我说：“我拄着它出来，除了健身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用途。在街上碰到社会的蛀虫或流氓一类的东西欺压善良时，可以拔刀相助，教训他们做守法公民。”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萧老，你都一大把年纪了……”
“怎么办呢，人的性格难以重塑。”萧老为我解疑地说道，“为真理呐喊了大半辈子了，积习难改。”
这就是萧军的精神肖像。尽管生活没有成全他从武的梦想，但在他从文的轨迹中，依然可以看到这种血性的伸延。前两年，我走访过东北哈尔滨呼兰区的萧红纪念馆，在那里我看到拯救才女萧红于冰雪炭途的第一个人是萧军；我联想到1936年鲁迅逝世时，担任万人为鲁迅送葬的总指挥的人是萧军；在延安与毛泽东谈话时，敢于向毛泽东提出文艺真实性问题的又是萧军；日本投降后，在东北他承办《文化报》期间，因为勇于面对社会真实而遭伤害的还是萧军。其中让我记忆最最难以忘却的，是“文革”期间的萧军：当时，文化人对红卫兵的批斗，无不哑然失声；而萧军则相反，可谓是那个年代的绝无仅有。谈起这段往事的地点，是萧老在我家吃红烧肉的餐桌上。老人说：“你曾说过，你在京郊团河农场劳改。我也去过那儿，‘文革’中期团河农场一度成了批斗北京文化人的场地。我在那儿也受过批斗，不同于一些文化人的是，我可不那么顺从；在批斗我之前，我对红卫兵头头说：‘我活到这把年纪，已经是超期服役了；如果对我进行武斗，我年轻时在讲武堂当过武师，下面的话就用不着我说了，希望你们珍惜自己的青春。’红卫兵何尝听不出来我萧军的弦外之音，便在会前与我达成某种默契：不触动我的肌体，但我必须低头听从他们的批判。于是在批斗我的会上，我总是半闭着眼睛，听他们高喊声讨‘反动文人萧军’的口号，耳朵虽然受到些刺激，但他们的皮带和鞭子，没有伤过我的皮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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