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来了，虎来了，马猴背着鼓来了！
风摇晃着冀东平原上的小屋，树梢像童话中的怪老人，发出尖厉而又显得十分悠远的响声。我在这古老的童谣中闭合了眼帘，到童年的梦境中去遨游：
骑竹马。摘野花。放鞭炮。过家家……
她呢，我的妈妈！也许只有我在梦中憩睡的时刻，她才守着火炭早已熄灭的冷火盆独自神伤吧？
我不曾忘记，在那滴水成冰的严冬，母亲怕我钻冷被窝，总是把我的被褥先搬到炕头上；她怕被窝儿热度不够，久久地坐在为我铺好的棉被上，直到焐热了被窝为止。我年幼，不理解母亲的心，死活不睡热炕头；她只好把被窝又搬回到炕的那一边去，催我趁热躺下。炎阳似火的夏季，母亲怕我和小伙伴们到河里去玩水时淹死，不断吓唬我：河里可有水鬼，专拉住小孩的腿不放。除此之外，她还发明了检查我是否下河去游泳了的土办法，她用指甲在我赤裸着的脊梁上划一下，如果在我黧黑的皮肉上划出明显的白道道，就要抓起扫炕用的扫帚疙瘩——但是那扫帚疙瘩从没落到过我的身上。
我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下河洗澡、摔跤、“打仗”……干的都是一件件让母亲忧心的事情：和小伙伴们在墙头上追逐，掉下来摔晕了过去；和小伙伴们玩“攻城”游戏，石头砸伤了我的左眉骨，再往下移一寸，我就会变成独眼少年。为了给“野马”拴上笼头，更为了让我上学求知，我十几岁时，一辆带布篷的马车，连夜把我送到了唐山——我生平第一次坐上了火车，从唐山来到了北平。母亲像影子一样跟随我来了，为了交学费，她卖掉了婚嫁时的首饰；在内务部街、二中斜对过的一个富户家当洗衣做饭的保姆。当我穿着戴有二中领章的干净制服坐在课堂上学习的时候，同学们不知道我的母亲此时此刻正汗流浃背地为太太小姐们洗脏衣裳呢！母亲也想象不到，她靠汗水供养的儿子并不是个好学生——他辜负了母亲的含辛茹苦，因为在上代数课时常常偷看小说，考试得过“鸡蛋”。在学校布告栏上，寥寥几个因一门理科考试不及格而留级的学生中，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不是为苦命的妈妈解忧，而是增加她额头上的皱纹。回首少年时光，这是儿子对母亲最严酷的打击。
她没有为此垂泪。也没有过多地谴责我。只是感叹父亲去世太早，她把明明是儿子的过失，又背在自己肩上：“怨我没有文化，大字识不了几升；你爸爸当年考北洋工学院考了个第一，如果他还活在人间的话，你……”啊！妈妈，当我今天回忆起这些话时，我的眼圈立刻潮湿了——我给你苦涩的心田里，又增加了多少辛酸啊！
可是母亲一如既往，洗衣、做饭、刷碟、扫地……两只幼时就缠裹了的脚，支撑着苦难的重压，在命运的回肠小路上默默地走着她无尽的长途。星期六的晚上，我照例离开二中宿舍，和她在一起度过周末，母子俩挤在厨房间的一个小床上安息。记得那时，她从不打鼾，我还在幽暗的灯光下看小说，她就睡着了。母亲呼吸匀称，面孔恬淡安详，似乎不知道人生的酸甜苦辣，也没意识到心灵上的沉重负荷……
母亲！这就是母亲的一幅肖像。她心里有的只是自我牺牲，而没有任何索取。北京解放那年，那家阔佬带着家眷去了台湾。母亲和我从北京来到通县。当时我叔叔在通县教书，怎奈婶婶不能容纳我母亲立足，在一个飘着零星小雪的冬日，她独自返回冀东故里去了。
十六岁的我，送母亲到十字街头。在这离别的一瞬间，我第一次感到母亲的可贵，第一次意识到她的重量。我惜别地拉着她的衣袖说：
“妈妈！您……”
“甭为我担心。”她用手抚去飘落在我头上的雪花，“你要好好用功，像你爸爸那样。”“嗯。”我低垂下头来。“快回去吧！你们该上第一堂课了！”
“不，我再送您一程！”我仰起头来。她用手掌抹去我眼窝上的泪痕，又系上我的棉祅领扣，叮咛我说：“逢年过节，回村里看看妈就行了。妈生平相信一句话：没有蹚不过去的河。你放心吧！”我固执地要送她到公共汽车站。她执意地要我马上回到学校课堂。我服从了。但我三步一回头，两步一张望，直到母亲的身影湮没在茫茫的雾霭之中，我才突然像失掉了什么最珍贵的东西一样，反身向公共汽车站疯了似的追去。车，开了，轮子下扬起一道雪尘。从这天起，我好像一下子变得成熟了。像幼雏脱掉了待食的嫩黄嘴圈，像小鸟长出丰满的羽毛——我提前迈进了青年人的门槛。当时，我经常做着一个十分类似的梦，不是我背着母亲过河，就是我背着她爬山过岭；更奇怪的是，有时还梦见我变成了姥姥家那匹白骡子，驮着母亲在乡间的古道上往前走。一句话，我内心萌生了对母亲的强烈内疚。
新中国的春阳给予了我温暖。我逐渐理解到母亲所承受的痛苦，不是她一个人的痛苦，而是旧社会年轻丧夫的妇女命运的一个缩影。儿时，我听我姨姨们告诉我，我母亲在姐妹中排行第三，是姐妹中最漂亮的；脾气嘛，外柔内刚。我这时似乎充分认识了母亲的韧性；她为了抚养我，舍弃了她所有的一切。我发奋地读书，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当我在1950年秋天，背着行囊离开古老的通州城，到北京师范学校报到后，马上给她寄了一封信。第一个寒假，我就迫不及待地回故乡去探望母亲。
踏过儿时嬉闹的村南小河的渡石，穿过儿时摇头晃脑背诵过“人、手、口、刀、牛、羊”的大庙改成的学堂，在石墙围起的一个院落东厢房里，我看见了阔别了两年多的母亲和儿时差点把我变成“独眼少年”的小伙伴们。在母亲那间屋子，人声喧沸：“哎呀！丫头（我的乳名）回来了！”
“变成‘洋’学生啦！”
“在北京见到过毛主席吗？”
“多在老家住几天吧！你妈想你想坏了！”母亲只是微微笑着，仿佛我回访故土给她带来了什么荣誉似的。我仔细凝视着我的母亲，她比两年前显得更健壮了些。故乡的风，故乡的水，抚去她眼角上的细碎皱纹，洗净了她寄人篱下为炊时脸上的烟灰。尽管她也曾是地主家庭中的一员，乡亲们深知她丧夫后在家庭中的地位，更感叹她的命运坎坷，因而给她定了个中农成分。乡亲们又看她孑然一身，生活充满了艰辛，要她加入了互助组。母亲做一手好针线活儿，在互助组内她为组员拆拆补补，乡亲为她种那四亩山坡地。
更深，油灯亮着豆粒大的火苗，我和母亲躺在暖和的热炕上，说着母子连心的话儿：
“妈妈，我让您受苦了。”这句早该说的话，说得太晚了。“没有又留级吧？”显然，我留了一级的事情，给她心灵上留下伤疤。
“不但没有留级，我还在报纸上开始发表文章了呢！”我从草黄色的破旧背包里，拿出来刊登我处女作的《新民报》和《光明日报》，递给了她。
至今我都记得母亲当时的激动神色。她把油灯挑得亮了一些，从炕上半直起身子，神往地凝视着那密密麻麻的铅字。“妈妈！您把报纸拿倒了。”她笑了。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欣慰的微笑。这笑容不是保姆应酬主人的微笑，也不是为了使儿子高兴强做出来的微笑，而是从她心底漾起的笑波，浮上了母亲的嘴角眉梢。
她是带着微笑睡去的。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却充满了酸楚之感——我第一次把童真的泪水，献给了我苦命的妈妈。特别是在静夜里，我听见她轻轻的鼾声，我无声地哭了。可是当我第二天早晨，问妈妈为什么打鼾时，她回答我说：“我打鼾不是由于劳累，而是因为心安了！”
从师范学校毕业之后，我被调到《北京日报》当了记者、编辑。第一件事，就是把母亲从故乡接进北京。果真像她说的那样，由于心神安定，她几乎夜夜都发出微微的鼾声。久而久之，我也养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似乎只有听到母亲的鼾声，我才能睡得更踏实，连梦境仿佛也随着她的鼾歌而变得更为绚丽。
只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后我再难以听到她的鼾声了。我和我爱人踏上了风雪凄迷的漫漫驿路，家里只剩下她和我那个刚刚落生的儿子。她的苦难重新开始，像那时孑然一身抚养我一样，抚养她的孙子。“文革”期间，我偶然得以从劳改队回来探亲，母亲再也不打鼾了，她像哺乳幼雏的一只老鸟，警觉地环顾着四周；即使是夜里，她好像也睁着眼睛。挂上牌子去串巷扫街。踮着两只缠足小脚去挖防空洞。她苍老了。白发披头，衣衫褴褛。但她用心血抚养的第三代——却是衣衫整洁、品学兼优的挺拔少年。
“妈妈。”在夜深人静时，我安慰她，“我怕您……怕您……支撑不住，突然躺倒！”
“你放心！没有蹚不过去的河！”她还是这样回答。
“您把我拉扯大了，又拉扯孙子……”
“只要你在井下（当时我在山西一个劳改矿山挖煤）能平平安安，家里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
母亲确实坚强得出奇。有时我要替她去扫街，她总是从我手里抢过扫帚，亲自去干扫街的活儿。她的腰弓得很低很低，侧面看去就像一个大大的“？”号。那样子像是在叩问大地，这个岁月哪一天才能结束？这污迹斑斑曲折的路，哪儿才是它的尽头？！
1979年1月6日，我终于回到了北京。如同鬼使神差一般，她从那一天起又开始打鼾了。我睡在上铺，静听着母亲在下铺打的鼾歌，内心翻江倒海，继而为之泪落。后来，我们从十平方米的小屋搬到了团结湖，我常常和母亲同室而眠，静听她像摇篮曲一样的鼾歌。
说起来，也真令人费解，我怕听别人的鼾声，却非常爱听母亲的鼾歌。1982年我去石家庄开会，同室的刘绍棠鼾声大作，半夜我逃到流沙河的房子里去了，哪知流沙河打鼾的本事也很高明，我只好逃到韩映山的屋里去睡觉。我一夜三迁彻夜未能成眠。
只有母亲的鼾声，对我是安眠剂。尽管她的鼾声，和别人没有任何差别，但在我听起来却别有韵味；她的鼾声既是儿歌，也是一首迎接黎明的晨曲。她似乎在用饱经沧桑人的鼾歌，赞美着这个来之不易的太平盛世……
1984年农历三月十三日五十一岁生日挥笔
[在母亲的墓园]
在母亲墓碑前给小柏树树坑中浇水的那一瞬间，我忽然想起了儿时母亲在瓦盆中给我洗澡的情景。这已经是五十多年前的往事：母亲一边往我身上撩水，一边对我唱着儿歌：“大公鸡，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
那时，母亲还很年轻。但是父亲却因肺痨发作，早早离开人世。我想母亲当初唱这首儿歌时，既有母子深情，也不无对我长大成人后的忧虑。
大概是到了90年代初期，龙应台从德国海德堡给我寄来一纸短函。她在信中说：维熙，在你家里，我看见了你和妻子对老母亲一片挚爱，对比西方，我感受到了东方道德的价值。是的，自我从劳改队归来之后，百般敬重饱受苦难的母亲，这与我从事的文学耕耘，是我生命中的两个等同的坐标。1995年秋，我又接到应台的书简。她说第二次阅读我的《走向混沌》，使她深深为之情动的是我那位坚毅而可敬的母亲。可应台不知道的是，我接到她来信的时候，正是黄叶飘零的秋季，我的母亲已在1995年7月21日，离我们而去。
巨大的伤痛，使我木然神伤了许久。当天，我给我远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儿子、儿媳和两个小孙子通了电话。刚刚十一岁的曾孙从磊，顿时对老祖母的离去失声大哭，致使我拿着电话听筒的手，被地球对面的哭声震得颤抖。小孙孙从磊记得，他在随父母去美国之前，是被老祖母揽于怀抱中的，当时老祖母已然八十三岁高龄。有一次，刚刚六岁的他，半夜被尿憋醒了，来不及下床，便把半泡童子尿浇在了老祖母的脸上。第二天早晨，小孙子从磊对这件趣事还嘻嘻地笑个不止。
家的另一半，在地球对面的菲尼克斯城，把老祖母的遗像摆设在厅堂内，四口人穿起黑色衣衫，跪在遗像前，泪洒异国乡土，为曾经在苦难中哺育了三代人的老祖母祭悼。我儿子从众，连夜奔赴机场，由菲尼克斯到洛杉矶—西雅图—北京。由于八十八岁的老母突然离去，使整个家庭失重，陷入了一片茫然的悲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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