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他，在我小学快毕业时，姥姥曾带我去那儿烧香叩头，目的是为了让我考上一个名牌中学。
他说：“我也在那儿拜过玉皇爷；不是为上学，而是能把拉煤球的板车，换成一辆电驴子，结果没能如愿。到了解放后才如愿以偿，不过那不是开车送煤球了——我开公交车，一直开到退休。”
见老人如此坦诚，我也竹筒倒豆子，对他口无遮拦地说起了自己：“名牌中学我倒是进去了，可是因为我厌恶数理化，进了当年有名的北平二中后，小代数得过零分，初一便当了降班生。”
老人哈哈大笑起来：“后来呢？”
“我离开北平，到通县读初中去了。”
我俩边说边走，停步于一座高高的写字楼前。他告诉我当年玉皇阁佛楼就在这儿。面对车水马龙的街道，面对着这座金碧辉煌的写字楼，觅故寻梦之行虽然感到失落，但对岁月的更迭和历史的跨越，却由衷地感到惊愕。忆旧是人类共有的本能，如果失去了这个生命基因，人的生命会空如一张白纸；但如果沉迷其中而不能自拔，有可能变成一具时代的木乃伊。
老人见我沉默不语，便拉我坐在楼边的石阶上。他问我解放后是干什么的，我用王朔的话回答他，告诉他我在《北京日报》是个“码字的”。
他把手里的木核桃磨得咯咯作响，两只眼睛直视着我说：“我看你可不像是排字工人。老弟，你来圆梦寻故，我可是陪你大半天了，你说话可要对得起你的老邻居。”
我说：“记者和编辑不也是‘码字的’吗？”
“再后来呢？”
我不愿意对一个阳光老人倾吐我的“苦难经”，便从石阶上站起来说：“不能让老街坊白当半天导游，咱们找个老式餐馆，一块儿去品味一下北京小吃吧！”
他应了声“好”，便带我从大街拐进一个小巷。我俩喝二锅头、吃炸酱面之余，不忘提及玉皇阁。他说：“九天之上的玉皇大佛，一定会保佑今天又来朝圣的两个北京老头儿的——因为我俩在童年时都给他磕过响头——哈……哈……哈……哈……”
2010年5月于书斋
[梦魇]
在二十年的漫长劳改生涯中，我有一个做不完的梦，梦不管有多么离奇古怪，众生形象中必有我的母亲。
我总是梦见一条蛇形似的火车，把我载向边城或更为遥远的荒漠，母亲总是追着火车奔驰，被风吹乱的白发像是飘飞在秋色中的芦花。
我喊：“您——回——去吧——”我又喊，“我会回来的——”自己喊醒了自己，我正睡在劳改队的土炕上，梦是心中想。这大概是由于始自1957年的反右之后，我们一个个劳改驿站离北京越来越远之故。当时，我已在待命被押往北国边陲兴凯湖，只是怕“老右”过湖投靠“苏修”，才没了那次遥远的行程。那次没能成行的经历对我刺激最深，因而在梦中便不断出现劳改部落大迁移，向很远很远的地方迁移，就像那《动物世界》中的动物部落迁移一样。
70年代尾声，我重返京华和母亲谈起那个不断重复的梦魇时，母亲说她在那个年代也常做和我同一个梦境的梦。唯一与我不同的是，不是她一个人追赶火车，而是牵着小孙子的手；小孙子在奔跑时总是摔跤，怎么也撵不上火车轮子，因而她常在“你快点跑——你快点跑——”的梦魇中惊醒过来，便再也难以成眠，直到天亮。
同一个梦。灵犀相通。
而今，我八十七岁的高堂老母，已经做了曾祖母。儿子虽然像她影子一般生活在她身边，孙子和重孙却又远离开她，去了大洋的彼岸。因而老人的梦魇像铁轨一般延伸到无尽的天际，她常常在每天的早晨告诉我：“我梦见那两个小重孙了，他俩正坐着火车回来。”我纠正说：“是飞机，不是火车。”老母亲说：“是坐火车，不是飞机。”我说：“坐火车很慢，要绕地球半圈，您不心急吗？”她说：“梦里看见的是能飞的火车，那东西既能在地上跑，又能在天上飞。”这是老母亲梦中才有的科学发明。她年纪大了，生命年轮的纹路里，几乎塞满了苦涩的离别悲情。儿子离开她二十个春秋，四世同堂的家庭之乐，才刚刚享受几天，孙子、孙媳以及两个重孙，便又匆匆离开她去了地球那半边，老人感伤的梦则接连不断。为了圆梦，她最大的乐趣便是孙子从异国他乡寄回来的几盘录像带了，老人每天靠在沙发上，周而复始地看那远在美利坚土地上的孙儿及重孙的生活影像。有一天，老人痴呆地询问说：“我能和电视里的重孙儿说话吗？”我说：“不能。”“他们不是在电视里喊我老祖母，祝我健康，我咋不能跟他们说话哩？”我告诉老人，那是他们的影像和声音。母亲到底老了，她不太相信我的解释，便对着电视屏幕上的孙子、孙媳以及重孙们开始了白日说梦：
“老祖很好。”“老祖日夜惦记着你们。”“你们咋总到游泳池里去洑水？耳朵眼里会灌进水去的。”
“汽车别开那么快，撞了车咋办？”“你们啥时候回来看看老祖？”屏幕里的孙子及重孙不回答，老人枯干的眼窝便渐渐湿了。
我很理解老母亲的心：我四岁丧父，母亲把我拉扯成人；我在劳改时期，她又拉扯大了我的儿子；孙子生了儿子，她又让重孙子和她睡在一张床上……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这句古诗来形容我母亲的一生是最贴切的了。在儿孙身上，她无我忘我，直到她生命的垂暮之年！我和妻紫兰都很孝敬老人——尽管老人的痴呆症给她带来了很多怪异的行为，因为她当之无愧地可以成为受苦受难的东方母亲的一代典范。近日，接龙应台给我来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说道，在我家中她看了我们如此敬重母亲，感到东方美德正是西方所欠缺的，她深深为之感动。值此国际母亲节到来之际，以此《梦魇》为一束苦涩的花，除献给我的高堂老母之外，也祝福天下的母亲们幸福安康，不要再承受梦魇的折磨。如果有梦，那将是无忧无虑的快乐的梦！
1994年2月22日
[探母记]
“文革”正进行得“风风火火”，正好在这个时刻，好心的劳改队长董维森破例给我半天的假，让我回家看看母亲和儿子。
午后，从团河农场骑车途经南苑进了永定门后，看见大街上红卫兵正在批斗“黑五类”家属。我的心顿时忐忑不安起来：我此时进家，会不会给老母亲带来什么麻烦？因为我居住的街邻都知道我是劳改分子。因而途中决定不直接回家，先去找熟人探个虚实。故而我先骑车到东四人民市场，找到在那儿当售货员的邻居刘嫂，询问我母亲的情况。
她躲开别的售货员，用最低的声音对我说：“你先不要着急回去，等天黑了再回也不迟。你妈前几天已经被红卫兵挂上一块大大的木牌。我昨天晚上偷偷去屋里看过她，她精神还不错。”
“抄家了吗？”
“搜了一遍，好在你家也没有啥‘四旧’了。”她说。
我不敢在刘嫂身边逗留，怕给她惹麻烦；可是夏天天黑得又比较晚，出了人民市场，我沿着小胡同转了很久，待天大黑以后才偷偷溜进院子。屋门没有关。我轻轻一推，就进了屋子。真是最知道儿子的莫过于母亲。她听见我的脚步声，就从里屋走了出来。垂挂在母亲脖子上的那块大木牌子，完全与《苏三起解》颈上的木枷一样，不同的是，母亲脖子上的大木牌子比京剧舞台上的苏三挂着的要大得多。
特别使我心痛的是，那块大木牌子不是用绳子而是用铁丝挂在脖子上的。木牌又大又沉，母亲的脖子被铁丝勒成一道深深的沟槽。因而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手去摘她颈上的牌子，母亲一下拨开我的手说：
“不行！不行！”
我说：“晚上没有人来，您怕啥！”
“隔墙的街坊就是红卫兵，说来就来。你还是少惹一点是非吧！”
在那个年代，我理解母亲的忧虑；但出于母子亲情的本能，我松开了手之后，便拿来一块厚厚的布片，垫在母亲的脖子上。这样可以减轻一点她的疼痛。
母亲不放心地听了听窗外，惊恐地对我说：“没有打我，就算阿弥陀佛了——你听，东院吴家正在打人哩！”
我侧耳听了听，当真是一片鬼哭狼嚎。刚才我进家时精神太紧张了，竟然没有听见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此刻，我才知道那些发了疯的红卫兵斗人是不分白天和夜晚的。因而，我唯一可以安慰母亲那颗苦涩心田的，就是紧紧拉着她的双手。直到邻居吴家批斗的吼叫声渐渐稀落下来，母亲才同意我把她脖子上的木牌摘下来，放在墙角。
刚才因为母亲胸前的木牌占据了我的中枢神经的全部之故，我竟然忘记了看一眼儿子，此时我稍稍清醒过来，便用眼睛寻觅儿子的形影。这时才发现我的儿子既没躺在床上，也不在昔日我住的那间屋子里。母亲悄声为我解谜说，她不想让孙子看见奶奶这个模样，所以运动一来，就把孙儿送到姥爷家去住了。
母亲能如此从容而理智地面对乱世，当真让我有些吃惊。第二件使我惊愕的事儿，是我和母亲侧身躺在床上时，母亲对我道出的心灵秘密：她说为了怕惹是生非，把从氏家族和我儿时的照片，一把火都给烧了。唯一一张我父亲在北洋大学读书时的照片，她保存了下来。她对我指了指她身上的内衣说：“我把他缝在衣服的夹缝里了——”说着，她对我拍了拍前胸，“这是留给你和孙儿的，万一我有什么……什么……意外，你一定记住我这件内衣的颜色，里边藏着你爸爸唯一的一张头像照片！”
眼泪此时已经无法表达我的悲痛，便拉紧母亲的手说：“妈，您这两件事想得很周全，我记住您的内衣的颜色了。”
对母亲和我来说，这是个无眠之夜。我虽然闭合上眼睛，但内心却翻江倒海无法成眠。我想起父亲就读在天津北洋大学时，就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又参加让国民党抗日的卧轨爱国请愿，直到被国民党关死在监狱，已然使母亲内心肝肠痛断；她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好容易盼着儿子长大了，儿子又走进了新中国的“大墙”；此时她自己又背上了“阶级敌人”的大木牌子，每天走街串巷地清扫街道——这世道真是过于残酷了。母亲虽然背对着我，但她也没有睡觉。因为怕开灯引起街坊的注意并妨碍我睡眠，便悄无声息地用手电看了看桌子上的小闹钟——因为她让我必须在天亮前离家回场，以免惊动邻居。
大约到了四点多钟，我是强忍着悲痛的泪水向母亲告别的。之所以不让眼泪流出眼帘，是怕再刺激母亲那颗流血的心。她轻轻地拉开房门，叮咛我说：“放心地走吧，你妈是蹚过苦水河的人，这块大木牌子压不倒我！”
“我相信您的坚强！”我走出屋门，用无声的挥手向母亲告别。
在归程中的一幕，让我至今难忘。当我骑车穿过南池子街巷的时候，我见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此时天刚微亮，一群红卫兵在斗争一个躺倒在街心的老太太。瞧那阵势，是连夜的批斗会。无论是斗人者还是被斗者，神态都已走形。皮带、链条虽然还在对那老太太不停地抽打，但已显得有气无力。那被打的老太太，此时如同一只死狗，看不清她到底还有没有呼吸。我猜想她还活着，不然那些红卫兵应该早已散去。为了提高斗志，有一个男红卫兵突然喊了一嗓子：“嘿！该你们长头发的发挥威力了，半边天不能只是站脚助威呀！给我上！”
几个原本站在外围的女红卫兵，便一起挤上前去。她们没有打那个老太太，可是却比用皮带和链条抽打更为刺激人的中枢神经——其中一个，竟然跳到那老太太胖胖的肚皮上，像是跳踢踏舞似的，在上面踩个不停。她一边踩，一边对那老人喊叫着：“你这死顽固，看你交不交房契？不交出来就踩死你这老资本家！”我大着胆子探头看了那老太太一眼，原来那个被斗的老人手里死死攥着一张纸，可能就是红卫兵索要的房契。我不忍再多看一眼，跳上自行车便惶惶而去。
在归途上，我想得很多很多。那个女孩，怎么会想起在老太太肚皮上蹬踩呢？按年纪算，她不过十六七岁，刚开始步入人生花季。老师不会教给她，她的父母也不会告诉她，那么她怎么会有这种惊人的表演？与此同时，我暗暗为母亲庆幸：她虽然胸前挂着大大的木牌，每天去清扫街道，总比这个老太太面临死界要幸运一些。
因而此次回家探母的经历，让我终生难忘。不久，一道铁令传达下来：“为了把北京变成水晶般的城市，地、富、反、坏、右……一律远离京城——”于是我们从北京城南郊的团河劳改农场，重新回到了津北大芦花荡的茶淀劳改农场。
2012年母亲节前于书斋
[母亲的鼾歌]
母亲的鼾歌，对我这个年过五十的儿子来说，仍然是一支催眠曲。
在我的记忆里，她的鼾声是一支生活的晴雨表。那个年月，我从晋阳劳改队回来，和母亲、儿子躺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旧床板上，她没有打过鼾。她睡得很轻，面对着我侧身躺着，仿佛一夜连身也不翻一下；唯恐把床弄出声响，惊醒我这个远方游子的睡梦。夜间，我偶然醒来，常常看见母亲在睁着眼睛望我，她可能是凝视我眼角上又加深了的鱼尾纹吧！“妈妈，您怎么还没睡？”
“我都睡了一觉了。”她总是千篇一律地回答。我把身子翻转过去，把脊背甩给了她。当我再次醒来，像向日葵寻找阳光那样，在月光下扭头打量母亲多皱的脸庞时，她还在睁着酸涩的眼睛。“妈妈，您……”
“我刚刚睡醒。”她不承认她没有睡觉。我心里清楚，在我背向她的时候，母亲那双枯干无神的眼睛，或许在凝视儿子黑发中间钻出来的白发，一根、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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