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非要到通县去养病，难道咱们的合同单位协和医院，还比不上通县医院？”
他回答我说：“那儿的医生比较熟悉，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其二，我想躲开闹市，心情更安静些。”
杂色斑斑的文坛，使志民想寻找一方净土，去独善其身，这才是他去通县的根本原因。
据雅雯告诉我，最后住协和医院也非他的情愿。是缘分还是冥冥中自有天意？1998年3月24日那一天，我去协和看望志民，是他最为清醒的一天，我问：
“志民，你还记得我是谁吗？”
“怎么……么……能忘呢，你是维熙！”他虽然强作笑颜，眼里的泪水也夺眶而出。
见他那凄楚的笑容，我的泪水像是泻出闸门一般，几乎失态地痛哭起来。但残存的理智在提示我，这是不应该的，这眼泪会影响病人的心理；可是我实在无法转移我的心痛，在百无一计可施的情况下，我只好背过身去，尽可能不让志民看到我脸上的泪水。但是当我擦干眼泪回过头来时，我的理智再一次溃堤——因为他也在流泪。很显然，在这一刻，他想起了我们之间的许多许多。
“你会好起来的。”我哽咽着，欺骗他说，“我刚刚问过了大夫。”
“也许会吧，对我来说一切都无所谓了。”显然他知道我在对他进行安慰。
陪同我一起来病房探视志民的章仲锷，大概是发现了双方感情的失态，便解围地说：“老从，志民累了，让他休息一下，咱们走吧。”
“你会好的！”
“你会好的！”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
那天是1998年的3月24日。在我们泪眼相对后的第十天，一个大写的人——志民，西行远去了！
而今，当志民逝世一周年之际，我以此文泪祭志民在天之灵。我想“好人一生平安”这句话，在阳间人世未必应验，但是在阴间的冥冥路上，当会得到补偿。《易经》上阴阳互补的含意十分宽泛，志民当属阳亏阴圆之列，不是吗？志民辞世后，浴血征战了一生并受到国人敬重的萧克将军，亲手为志民题写了“诗人张志民”的碑文，志民将魂归他曾战斗过的地方——京西戒台寺后的大山峦峰之中（目前，志民骨灰存放在雅雯身边）。志民生在京西的一个山村，他的灵肉中藏有大山的厚重，理应回归京西的峦峰怀抱，以使他的灵魂与青山永在，与天上的日月光华并存。
1999年1月17日于北京
27日修订完毕
[秋风秋雨送达成]
唐达成在10月5日晚上走了。一个忠厚豁达的文坛兄长，辞世时年仅七十一岁。他的肺癌发现于1997年夏天，两年之后他竟然溘然辞世，给友人留下难以置信的感伤。因为就在三年前的春天，刘绍棠英年早逝，我还和达成一起去绍棠的家庭灵堂祭悼绍棠。在去路和归路上，达成十分感慨地对我抒怀说：“他太累了，不只是行文的疲累，更大的病疴是源于心累，这对当今的文坛不无警示意义。”这话既是他的心灵自白，又是对文与仕关系的一种论证。为此，达成兄还特意送我一帧“宁静致远”的条幅，我心领神会将之珍藏。
达成自90年代离开作协党组书记的岗位以后，心情一直是旷达而宁静的，有一次在电话中对我说：“‘人一走茶就凉’，是符合科学规律的。一杯热茶要是永远不凉，倒是违背科学规律了，我们都要从心里认知这个理念。”我听后十分感动，从而认知达成心胸之博大。我在电话中说：“像你这样的人，时下太少太少了，你的心态一定能使你长寿。”没能料到的是，在10月6日中午，我接到他辞世的噩耗。当时正是午餐时间，我正在家中独饮。电话传来的消息，使我顿时停杯，继而把杯中之酒泼在窗外的阳台，以抒心中的悲思，并以此作为对达成兄的深情祭悼。
我之所以如此敬重达成，不仅仅因为他与我都是1957年的受难同类，更为深刻的原因是，我和他在重新返回文坛后，在中国作协党组一起共事达六年之久。从个人人品上讲，他一向宽以待人，严于律己。身为副部级干部，不设个人秘书，不摆花架子，更不轻车肥马招摇过市。从更宏观的角度去回视他，他身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任作协党组书记，对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雷厉风行。如果说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学呈现出较为宽松的局面，是与达成的思想解放分不开的。因为文艺历来是敏感地区，为此他要抵制极左的压力和干扰。也许正是缘于此，在后来一段非文学时间内，他不得不为他的宽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文学界的真正作家，对此无不铭记于心。这个“历史存照”，是他全部人文行为的写真，在当代文学的丰碑上，是必须铭刻上的一笔。
这样的一个好人，怎么就匆匆离我们而去了呢？记得1997年的5月，我与达成兄还聚会于四川五粮液酒厂。他虽然声明早已不言酒事，但是在美酒琼浆面前，还是动了心。在酒厂豪华日月宫的圆桌宴会上，见他频频举杯，我说：“你不是唇不沾酒了吗？”他回答我说：“破一回例，以壮暮年心志。”说这句话时，达成才六十九岁。当时他满面红光，在同去五粮液酒厂的二十多位作家和评论家中，从外形上看，他是身体最为健壮的一个。告别五粮液酒厂后，我们一起沿长江而下，奔往安徽黄山。5月时天气还很凉，加上江风很大，鲁彦周、沙叶新、何士光和我都穿得圆鼓鼓的，唯有达成穿得比较单薄，我们一起站在船舷上眺望长江时，一致认为达成身体最好。特别是到了九华山以后，达成的身体，使我倍生羡慕之情：当时招待我们的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尹曙生同志，怕我们的体力难以登上峰顶，便叫了几副“滑竿”，我和沙叶新都欣然从命坐了上去，唯有达成谢绝轿夫，坚毅地爬到九华山之巅。
就在从九华山归京后不久，王蒙在一次电话中告诉我，达成因为肿瘤住院了，恐怕还要开刀。最初，我对此话十分惊异，并把登九华山时达成的情况说给王蒙。王蒙说人生祸福无常，他得到的消息是真实可靠的。为此，我特意到花店买了一束色彩绚丽的鲜花，匆匆到协和医院看望达成。记得当时达成在病床上对我说：“维熙，你给我送什么鲜花，是不是你太神经质了！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闹病的，你尽管放心，我没有什么大事。”说此话时，他满面红光，没有一丝病容。我安慰达成说：“好人一生平安，你看我带来的花，都是色泽吉祥的花，这是你的生命象征。”他开心地笑道：“真是知我者维熙也！你回去安心写你的小说吧，等得到什么不好的消息再来。”直到我离开病房时，达成爱人马中行大姐送我到电梯的路上，才告诉我家里人没有告诉达成实情。一位癌病专家，在查看他的肺部片子时，确认那块小小的阴影是个肿瘤。
尽管如此，我当真认为达成会逢凶化吉的。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他挺拔而健壮的身体是无法与癌症这个字眼挂上钩的。不久，达成在医院开刀了，手术后过了约有一个月的光景，我接到达成从他家里打来的电话，没等我问及情况，他就先入为主地对我说：“要是情况不好，能从医院回家吗？现在我除去头发少了几根，那是化疗的印记，除此之外，还是从前的唐达成。”我当时向他表示了诚挚的祝福，但心中还是忐忑不安，有一天借着给他送书的机会，亲自到他家看望了他。那次见面留给我的总体印象是脸上的红润犹在，只是人稍稍瘦了一些。我心中悬在半空的石头落了地——我安心了。
大约是在今年初夏，我打电话给达成时，达成儿子大年突然告诉我：“爸爸近日低烧不退，初则以为是感冒引起，医生怀疑是开刀之后癌扩散，所以又住进医院里去了。”我无法控制我的焦虑心情，于是今年的6月22日下午，再次奔往医院。尽管他住的720病房上贴有“谢绝探视”的字条，但我仍然毫不犹豫地轻轻叩打了房门。见房内久无回应，情急之下便推门而入。病房内空寂无声，只有达成一个人，似睡似醒地闭合着双眼躺在病榻之上。我只看了他一眼，心情就跌落到了谷底：眼前的他再也不是昔日的达成了，脸上的红润不见了，取代红润的是一张苍白的脸。不过年把光景，他昔日浓密的头发变得稀疏如柴。我的泪水立刻夺眶而出，又急忙把眼中泪水擦净——因为我怕他在这一刻突然醒来，我的失态会影响他的心神，对他来说，那将是我的一次犯罪。就在这种悲凉的气氛中，我站在他身旁许久，他都没有任何反应。我本想悄悄退出病房，以求得达成的心灵安静，但想来想去，这违背了我来探视他的初衷。在感情与理智的煎熬下，我还是抛弃了理智，轻轻地喊了一声：“达成——”
他睁开眼睛看见了我，立刻想从病榻上坐起来。我制止了他，并握住了他的一只手。他说我来得巧，不然是进不来这间病房的，因为他和家人都不希望朋友们看见他现在的样子。当然，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防止那些昔日的“棍子”此时以关怀者的面孔，出现在这间病房。他是不愿意看见那些假面人的。
我扭转了有关文坛的话题，违心地宽慰他道：“你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只是头发……”
达成立刻截断了我的话：“维熙，别说这些了，我过去体重七十九公斤，现在掉了十三公斤，只有六十六公斤重了。什么病会导致这么大的变化，只有傻子才不明白。这些天我一直在回想我的过去，是不是做过有愧于心的事。想来想去，我可以坦然地闭上双眼了。”
“你别胡思乱想了。张光年同志不是也切除癌瘤了吗？一旦病好了，活得还和从前一样健康。你要安心静养，我们还有机缘登九华山，去宜宾黄庭坚营造的流杯池饮酒赋诗。”显然是我的话勾起了达成的一些美好的回忆。他苦笑了一下，淡淡地摇摇头说：“来世吧，如果还真有来世的话。”
我无言以对了。这时马中行大姐回病房了，我见她面色沉郁，便站起身来与达成告别。未曾料到的是，我与达成兄的这一面，竟是人生的永别。此时当我伏案写此悼文的时候，窗外正飘着迷离秋雨。遥望织网的雨丝，深感人生苦短。忆往昔在四川宜宾流杯池与达成兄对酒当歌时，不禁潸然泪下。那是五粮液酒厂搞的一次祭古抒今的文学活动，曲曲弯弯的流杯池中漂着几只酒杯，酒杯漂到谁的面前，谁就要吟诗对赋。十分凑巧，第一杯酒正好流到达成兄面前，他行杯吟酒赋诗曰：美酒似玉液。第四杯酒与我有缘，流到我的面前不动了，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曰：交杯情更痴。是的，我是与达成喝过交杯酒的，因而在此悲楚时刻，我感到那是生与死的交杯。
达成走了。他早就有言在先，家中不设灵堂，不搞遗体告别。这种有悖时尚的雅士之风，为自己光明磊落的一生，画上了最后一个完整的句号。达成兄，你在九泉之下走好，文学界的许多朋友都在为你送行！
1999年10月9日于北京
[新春的挽歌——送张光年西归]
2002年1月28日4点15分，一位文坛老人走了——他就是当年写下《黄河大合唱》组歌歌词的光未然（张光年）。当天下午，我走进北京医院的监护室时，时正3点30分，看老人面戴呼吸机，正弥留在生死线上，顿时潸然泪下。时间老人真是无情，两个月之前，文学界的朋友为他庆贺八十八岁生日时，光年还挥动着他的手臂，高兴地切着大大的蛋糕；那支《祝你生日快乐》的歌，余音犹在耳边回响，时隔两个多月，光年怎么会迈到阴阳界的十字路口来了？情不自禁之际，我弓下腰，在光年耳畔轻轻呼唤了两声：
“光年同志——光年同志——”
我希望他能张开眼睛看一看，哪怕是日落前的一丝余光也好。可是没有任何回应。当我再一次呼唤光年时，妻子在旁边拉住了我的衣襟。妻子是个医生，是陪同我一起来探视光年的。她提示我看看监护光年的心电图的图像，那屏幕上似有似无的心电波纹，告知我光年已听不见一切声音了。由于来探视光年的人很多，我茫然而木讷地安慰了光年夫人黄叶绿几句，便离开了监护室。刚刚进家，医院就传来消息：光年走了。因而我在病榻前的那几声呼唤，成了对光年的最后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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