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巧，我和维熙是在“大墙”下认识的。几年之前，当历史的暗夜结束，人们从劫后的废墟中爬起来，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头一件，干什么呢？谁也顾不上擦拭身上的血迹，抚摸一下自己的伤口，赶忙要办的第一件事是寻找熟人的下落，打听战友的消息……就在这个时候，维熙拿来了他的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
序言后边尽多溢美之词，我看成是对我的一种鼓励，重要的是志民所说的在“大墙”下相识，是一句双关语：我们都在大墙中生活过，他读我的一篇小说就是有关“大墙”的——苦难结成的生死情谊，在成分和质量上与一般的友谊是不同的；正因为有了这种不同，我们才有了共同的历史语言，也正是因此才有了一致的文学信念。
是冥冥中的缘分之故吧，1985年我和志民又先后被调到中国作协。我被分配主持作家出版社的工作，志民出任诗刊主编。我们同在一个楼里办公，低头不见抬头见，自然是比在北京作协接触的机会多多了。特别使我难忘的是，在1986年的冬天，应海军司令部之邀，我与志民一起踏上奔往西沙群岛的路程，这次同行更增加了我对志民人品和诗魂的感知。我们是坐火车从北京起程的，因为途中安排了和海军航空兵去海军工程学院参观。那次，志民的夫人雅雯陪同志民去了，我的儿子从众也随我去了西沙。与志民朝夕相处的日子，我从志民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他有老革命的身份，但没有老革命的架子。尽管他十几岁时就跟随萧克将军参加了抗日战争，但他身上没有一点颐指气使的架势；每到一个兵站，他都以一个普通文化人自律。在西沙访问团中志民的年纪最大，当青年作家们称呼他“老师”时，他不止一次地自白说：“你们才是中国文学未来的大树；我已然是待谢的春兰了，你们才是正开的秋菊，春兰终究要被秋菊取代，我真羡慕你们。”志民讲这些绝非文场客套，而是出自他的真实认知——这与那些常常以青年导师自居的文坛长老，精神境界上有霄壤之别。
尤其使我难忘的，是访问团从三亚登上驶往西沙的军舰之后。我与志民在一个舱室，本想聊聊文学的话题，哪知道舰艇驶进南海之后，当年的“23”号强台风的前哨，就迎着舰艇呼啸而来。一艘两千多吨位的运输舰艇，像一片树叶在风浪中漂来荡去，我和志民小桌上的茶杯，先是滚落到了地上，后又在地上东滚西滚，如同一只巫术中的魔杯。我们不去管它倒也罢了，可是问题在于志民开始晕船，他一手抓住床角以防跌倒，一边还哇哇地呕吐不止。
我虽然也在船上东摇西摆，但是并没有呕吐，为制止他的呕吐，我为志民找来晕船灵。可是他坚决不吃，并说：“这些年，我变得娇气了，就让我在南海经受一回磨炼吧！”我见他蛮乐观的，便在舰艇的剧烈摇晃中，与志民聊起了雨果的小说《九三年》。之所以想起了这部书，是因为书中有一章，写到了一艘装满大炮等武器的克莱摩尔号战舰，在海上遇到了风暴，大炮便在舰舱里横冲直撞了起来，使这艘军舰充满了惊心动魄的险情。我对志民讲起这些，不外是想缓解一下我们的紧张心绪——呕吐既是生理的，又是精神的；转移一下他的精神，也许能够平息他的呕吐。但是这一招失灵了，志民仍然呕吐不止。他一边呕吐一边说：“吐空了肚子，就没啥好吐的了。既来之，则安之，来西沙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这个十几岁就当上了小八路的旱鸭子，没有料到吐空了肚子并不算完，最后吐开了绿色的胆汁。我心中乱了方寸，生怕他出什么大事，不得不把陪同我们来西沙的南海舰队副司令员李乌目和雅雯请了过来。当然，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我们四个人在舰艇的摇摇摆摆中，完成了去永兴岛的航程。我的日记中记载着，此时发生了一件小小的乐事：一位随艇的水兵呼喊了一声“鲸鱼”——志民当时虽然已呕吐得没有一点力气了，但还是东倒西歪地走到艇舱甬道上来，迎着扑面而来的苦咸苦咸的海水的拍击，观看生平中难以见到的海上奇观。当几只海鲸的黑色脊背从海面上闪现而过时，志民似乎忘记了刚才的呕吐之苦，像个孩子似的叫了起来：“真是壮观，像是接受我们舰艇的检阅！”诗情与童真在这一刻突然迸发，这是志民诗魂显圣的象征吧！在李乌目司令员的命令下，志民才依依不舍地走回舱室，此时他浑身上下已然被海水溅湿透了。
“你晕眩好些了吗？”我问志民。
“好了！好了！这是鲸鱼的功劳。”
我知道这是志民精神的自我解脱，但正是在这种自我解脱之中，表现着一个诗人的激情燃烧。登上西沙的永兴岛后，我和儿子与战士们挑灯夜战，用水泥、石头、锚链和炮弹壳，做成了一座立体雕塑（儿子是个青年雕塑家）。志民看了兴奋至极，立刻泼墨写了“南海魂”三个大字，由战士拓刻在了那尊雕塑上。第二天，他又把一副“剑横西沙岛，心拂南海风”的对联，送给了守岛官兵。一路的呕吐，一路的艰辛，似被他忘却到九霄云外，他面对大海，像是变成了诗的精灵。
记得，当天下午我和儿子去海滩看海时，在海岛的绿林里遇到了他和雅雯。当时他像个植物学家似的，正蹲在一棵桐树之下，仔细地观察着这棵树的根部。他见我走了过来，便对我连连招手说：“维熙，真也怪了，这南海常常刮十级台风，怎么就吹不断这细细的树干呢？”真有意思，他原来在这儿研究台风与这棵树的关系，我也解释不了这个问题，便拉他一起到海滩去捡贝壳。我们到了海滩，立刻被那五光十色的贝壳所吸引；但是志民却去找那位荷枪的守岛战士，询问那棵树的问题。战士告诉我们说，这种树叫抗风桐，抗风能力最强；一般的树木在岛上是很难生存的，唯有这种桐树韧性最大，可以抵挡十级以上的强台风。
“真是不可貌相，这树长得歪七扭八，一点也不挺拔。”志民感叹地说。
我说：“好看的不一定耐用，耐用的不一定好看。树也和人一样。”
志民笑个不住，我们在海岛的沙滩上，为文坛的“白衣秀士王伦”之类的人物，空有文人外壳而无文人的风骨大笑不止。至今，我所以还记得这个插曲，因为当时我们面对的是波涛翻卷的大海，那实在不是我们谈文学的地方，是抗风桐引发了我们的联想，谈论起文坛来的。我们面前的大海是清澈碧透的，而我和志民身居的文苑，按情理说，也应该具有海的清澈、海的胸襟，纳百川而显其大；但是像“白衣秀士王伦”之类，总是用“我花独放百花杀”的狭窄心胸对待百川汇成的文海。志民与我谈起这些光怪陆离的文坛百相时，丝毫不掩饰他心中的愤愤之情，他躯体内蕴藏的诗人的火种，在大海之滨被那棵抗风桐点燃了。这就是志民性格中的另一侧面，地火岩浆蠕动于他的每一条血管当中……
后来我们终于撇下文学的话题，被西沙美丽的海滩所吸引。西沙群岛的沙滩是白色的，在阳光下闪烁着银色的光辉。沙滩上裸露着大大小小各种色彩的贝壳，它们是在海潮吞吐中被卷到海滩上来的。志民心中炽烈的火焰，被美丽的海浪熄灭了，他还原成了童真的赤子那般，一边拾着贝壳，一边痴迷地望着盘旋于我们头上的海鸟。之后他又走到我和我孩子的身边来，对比着我们的选美目光，掂量着彼此的收获。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又一次看见志民的童真复萌，我想他所以能写出那么多的好诗来，生命中永不凋谢的童真，该是他的艺术的不死的涌泉吧！
抵达岛上的第三天，我们作家访问团去珊瑚岛祭扫西沙之战的烈士陵园。鉴于志民晕船，无法再与我们同行，尽管他对李乌目司令员的决定并不十分情愿，但是他还是与雅雯留在了永兴岛上。多亏他留在了岛上，因为我们在珊瑚岛的行程中再遇强烈台风，致使舰艇未能靠岸，而在南海海面上抛锚一夜。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夜，舰艇在大海上像一叶浮萍，忽而被大浪抛上浪峰，忽而又被大浪抛进浪的深谷。来西沙时我没有晕船，在这儿我的肠胃翻江倒海，把食物吐个精光。尽管我在舰艇上折腾了一夜，又没能登上珊瑚岛，但我仍然感受到精神上的满足。因为我们一行在南海上，对西沙的阵亡将士进行了海祭：海风在高声喧叫，海浪如金蛇狂舞，我们面对着珊瑚岛的方向，举行了庄严肃穆的祭悼。我们默读了悼词后，把用棕榈叶与野花编成的花圈掷向了大海，这时舰艇汽笛长鸣三声，我们目送着那棕榈花环向珊瑚岛的方向飘然而去。
这是我生活中的特殊行程，使我永生难忘。因而当我们回到永兴岛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志民讲述肃穆的海祭。志民的诗人性格，再一次裸露无遗，他激动得立刻站了起来，神往地对我说：
“哎呀！多有诗意。对于你我，人生也许只有一次，我吐干了胃液也该去。”
我说：“这海祭是写诗的题材，你该把它写出来。”
他说：“维熙，你有亲身感受，还是你写合适。”
我说：“你登上了西沙海岛，又经过台风的洗礼，花圈又是我们一起编成的，没去参加海祭也一样可以写出好诗来的……”
他打断了我的话：“维熙，那可不行，听来的东西和自己亲身经历的感受不一样。我建议你一定把海祭写下来，哪儿写得不像诗，我给你修订。怎么样？”
这就是志民的行文态度，不是自己亲自感悟的东西，他是绝不动笔的。这不仅是志民的文学宣言，也是他的行文准则。我读过志民的绝大部分作品，似都能从中找到诗人的潜影——今天看起来，未必符合时尚，但是每个诗人都有他自己的个性，志民在这方面，有着难以更动的执着。
西沙踏浪之行，终于结束了。守岛官兵在我们离开西沙之前，为我们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送行“宴会”。荤菜是战士捕来的海鱼，素菜是盒装酸菜罐头。那天，西沙部队政委特意为我们朗读了他的送别诗。诗中是这么写的：
相聚数日意非轻
今日别离生怆情
寥寥杯盘谈笑事
济济一堂话生平
可恨大海千里隔
踏浪西沙万里行
欲问后会何日是
待到来日南沙行
志民听诗的时候，已热泪盈眶，待政委的诗刚刚读完，志民走上前去先是和政委激动地握手，后来又向政委索要了诗稿，将其诗作拿回北京发表。这是志民第一次落泪。第二次我与他同时泪洒西沙，发生在我们告别西沙群岛那一天，战士们在码头列队欢送我们时，志民和我再一次泪水洗面。是的，他们的生活实在是太艰苦了：送到岛上的电视机，在苦咸海风的侵蚀下，不到两个月就已锈迹斑斑；守岛战士与家里人通上一封信，往返时间要两个月；他们辛辛苦苦种下的新鲜蔬菜，那寄生蟹一夜之间就能吃得不剩一片菜叶……如此艰苦的生活环境与如此美好的守岛战士，能不使我们落泪吗？！
因而在归途中，志民深有感触地对我说：“西沙告诉了我们不少的东西，文学是不能忘记人民的苦难的；那些胡编乱造的矫情之作，不是我们国土和海疆的本色。”
我说：“文学忘了亿万百姓的艰苦，而热衷于歌舞升平，那是文学的堕落。而那些总是倡导莺歌燕舞的人，不知他是不是得了夜盲。”
“诗人赞美海，常常出于不知道海的苦咸。”志民感慨地说，“他们是站在岸上看海，不是到海中来了解海，就无法表现海的真实。”
这就是志民对文坛与文学的一句结语。也是从1986年11月7日到12月2日，我们出访西沙群岛时，他留给我的一幅完整的灵魂肖像。
历史进入90年代以后，我们先后从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彼此见面的机会当然少了许多。但是在退役之前的80年代之尾，我和志民去参加作协的会议时，志民还是给我始终如初的美好印象。在那段日子，由于会议不断，与志民见面的时间多是在会议上。我们彼此坐的地方可能相距很远，可是彼此的一个对视的目光，或者彼此相视的一笑，都能像无声的电波似的，直穿对方肌肤，走入对方心谷。那种无声胜有声的心灵相会，实在是无言的诗，也许只有他和我能够破译。在我的记忆中，志民多是以缄默代替言语；实在到了不表态不行的时候，志民的表态也是三言两语，不像有的文坛中的投机分子那般，长着一颗轴承般的脑袋，一旦时令季节更迭，便如随风起舞的风筝，表演出时人时鬼的多面人生游戏。记得有一次，我俩正好坐在一起了，他对我的耳语使我至今不能忘怀。他低声说：“鲁迅先生只有一张脸，时尚中有的文人是怎么了，像是女大十八变似的，但不是越变越好看，而是成了《红楼梦》里听人吆喝的丫鬟，总是看王熙凤的脸色行事。”我觉得志民的比喻入骨三分，便回应他的耳语说：“难怪当年日本鬼子打过来的时候，文化人里出了那么多的汉奸呢。要是再有一场八年抗战，那些十八变的人，不定会变成什么样呢！”
他笑了。
我也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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