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康朗甩似不了解荒煤的心情，他急于向我们倾吐的是他的个人历史。他小时候在寺庙当小和尚，十九岁开始当小和尚中的武师。他曾去过缅甸，感到生活不适又回到滇边竹楼。二十二岁起他开始唱民歌，二十五岁当土司歌手。解放后，他谱写了民歌《太阳照亮澜沧江》和《站在高山望北京》，为此，他引起滇边文艺界的重视，去北京曾见过毛主席，还一度担任过全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会长，等等。
康朗甩是个生性乐观的傣族老者，在自述中显然增添了“自我形象创作”的成分。比如，他谈到邓小平同志曾接见过他，并对他说过“你别忙于退休，等我退了你再退”就属于无史可查的孟浪之词。这么一说，倒也起了活跃气氛的作用，连面色沉郁的荒煤，不仅散尽了脸上的阴云，还咧嘴笑出声来……
但固执而认真的荒煤，最后还是询及了康朗甩的家庭生活情况。直到这位傣族老歌手说出他现任县文化馆名誉馆长，月工资二百五十元，大孙女即将上高中了，生活无忧无虑之后，荒煤才算了却了心愿。
在滇边与荒煤同志相处的那段日子，使我对荒煤的了解，从人文品格向心之所思延伸了许多。我觉得老人活得很累很累，许多负荷是他自己背在身上的。似乎是在荒煤的精神触觉中，关注民情民意，已经形成了一种本能。在傣族老民歌手康朗甩的家里，荒煤同志给我留下了一只远行苦驼的叠影。
1991年滇边之行的欢聚之后，由于荒煤同志很忙，我手头也写着长篇，从我住的团结湖到老人住的木樨地又距离较远，除了1992年秋在首都师范大学的一次座谈会上，共同学习过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主要是防止左，也要警惕右”的精神之外，很长一段时间，再没能见到荒煤同志。我只是偶然从报纸上读到他评论新人新作的文章中，得知老人还在为文学鞠躬尽瘁。直到1993年夏天，华艺出版社主持召开我的长篇小说《裸雪》座谈会后，我才又听到了荒煤的声音。一天晚上，荒煤给我打来一个批评性的电话，他在电话中说：“维熙，听冯牧同志说，他去参加了你的长篇小说座谈会。你也知道我和冯牧同志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你怎么把我给漏了？我们可是忘年之交的老朋友了。”
我顿时脸红心跳。参加作品讨论会的名单，“华艺”是征求过我的意见的。当时我确实由于考虑到荒煤年事已高，一本厚厚的长篇交到老人手上，会花费老人的不少精力，才没有邀请他。尽管我是为荒煤身体考虑，但忽略了荒煤同志是以文学作品当他生活旅伴的实情。他的生命离不开书，他对我说过，即使是下午去散步，也常常步行到复兴门外一家书店，去书海寻觅知音。
我在电话中向老人解释了原因，荒煤同志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哀莫大于心死，我的心和你一样年轻，今后，你千万别把我打入‘老古董’的行列。文学界确实有各式各样的‘古董’，与你说的那块‘煤’，泾渭分明。”
我笑了。
老人也笑了。
…………
直到1996年春末夏初，严平女士打来一个电话，说荒煤同志因淋巴癌住进了北京医院。这个消息使我感到意外，因为在我印象中，荒煤身体一直是不错的。接电话后的当天，我与妻子钟紫兰急不可耐地去了医院，探望老人。
我带去的是孩子从美国带来的西洋参，这是为荒煤同志恢复身体的；另一件东西就是长篇小说《裸雪》，既是为还债，也是为荒煤精神上能回归到大自然中，以愉悦心灵的。《裸雪》一反我昔日大墙文学作品对社会属性和反思历史的追求，而是一部纯属阳春白雪型的童趣童真之作。荒煤同志太累太累了，或许能从《裸雪》中，回到他曾有过的童年和童真中去，这对老人心灵是个迟来的安慰！
荒煤同志身穿蓝白相间的病患者衣裤，坐在一把椅子上正在闭目养神。记得，当时在病房陪伴他的只有他的一个侄子。我和妻子静悄悄地走进去时，荒煤并没睁眼睛，直到荒煤侄子呼唤他时，荒煤才缓缓地睁开双眼。在这一瞬间，我的心仿佛被什么东西咬噬了一下，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因为在短短两年多光景中，荒煤硕大的头颅仿佛抽缩下去一圈。本来，他头上还稀稀疏疏地有着一圈头发，此时他头上几乎一根毛发也不见了，真的成了我们在西双版纳说的秃山秃岭。
“噢，是维熙和小兰。”荒煤终于分辨出来我俩。妻子在1991年陪我同去西双版纳，她是医生，在漫长的旅途上，曾给荒煤同志诊听过心脏。
“您精神还不错。”说谎言是需要勇气的，但对患者说的谎言，可以解释成另一种忠诚。
荒煤当时还不知道他病情的严重，因而我的问候，没有引起他的任何不安：“怎么样，又在写什么大部头的东西？小兰，你得对他进行点遥控，维熙是个拼命三郎！”
荒煤这么说，大概是他记忆起十七年前我在斗室之内“赤膊大战”时的情景。那时候的荒煤，虽然在我眼里已是个老人，但精力勃勃，在那间斗室之内每一个动作都显出一种精神力度。此时的荒煤，面色枯黄，连他手掌上的皮肉，因癌细胞的扩散也松弛了下来。
我递上我的童心轨迹之作《裸雪》，我当真希望，荒煤同志能在病魔缠身之时，精神上和心理上有个解脱。荒煤同志原籍湖北襄阳，1913年生于上海。十九岁时在武汉就投身反帝大同盟和武汉左翼剧联，同年秋天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他由剧联转到左翼作家联盟。1936年至1937年，已然是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忧郁的歌》和《长江上》两本短篇小说集的青年作家。
老人投身革命那一年，我还没有落生；老人出版小说集时，正是我的孩提摇篮岁月。因而荒煤在我面前，早已是一座高山。之后，荒煤的足迹遍及山东、河南、江苏，1938年秋天，荒煤到延安鲁艺任教。革命胜利之后，建设并开拓新中国文化事业的重任又压在他的肩上。他付出的太多太多，走的路太远太长，他已太累太累……在1995年底，他曾托人带给我他的一本文学评论集《点燃灵魂的一簇圣火》，荒煤不仅是点燃圣火的人，而且是高举着这簇灵魂圣火，在文学的奥林匹克马拉松中，一路播种火种的人……不仅我受过这簇圣火的照耀，张洁、谌容、刘心武、张炜、莫言、赵玫等，也都得到过圣火的温暖。
在荒煤生命晚钟敲响之前，我期盼他的心神能完全松弛下来，走进童年的摇篮诗情之中。但愿《裸雪》能使老人从中得到一点回光返照、返老还童的最后享受。
但是10月25日凌晨，荒煤走完了他人生的遥远路程，心脏停止了跳动。是不是出于上帝对好人的厚爱，老人在癌扩散后的晚期，一直没有任何疼痛。他睡后醒，醒后睡，在无知觉中为自己画了一个远行人的完美的句号。
10月27日，我和妻子首先到花店选择菊花。上午十时，我手捧着白菊组成的花篮，去荒煤的家庭灵堂，祭悼我的前辈师友。花篮中间，我写了如下的悼词：
送荒煤远行——之所以用鲜花送您远行，因为您是当之无愧的文苑百花的园丁和卫士。
脱稿于荒煤火化之日
——1996年11月8日上午
[四月悲情——文祭志民西行一周年]
到今年4月3日，诗人张志民已然离开我们整整一个年头了。他病故后，我立刻伏案写悼念志民的文字，但是无论怎么用心，仍然无法了却心愿。想来想去，觉得志民这幅人物肖像，不是信手可以画出来的。在参加了八宝山告别志民的仪式之后，我打电话给雅雯，一劝她节哀，二告诉她我要写一篇志民的文章，但不是应景文章，否则我对不起志民的情谊。当时雅雯正处在极度悲痛之中，她说我是最了解志民的朋友之一，对我的真诚表示了感伤中的谢意。之后，我便开始了对志民的回忆，并打开了封尘的日记。这里所以用“封尘”二字，因为我和志民最难忘的时日是在80年代。
1998年3月24日下午，我去协和医院看望志民。近十年光景不见，志民的形体变化让我深深地吃了一惊。记得在80年代，他就属于消瘦体形，几年不见，他已然被病魔咬噬得皮包骨头。走进病房的第一眼，立刻使我怆然泪落。在分别的几年中，我知道志民因肺癌住过通县的医院，曾几次想到通县去探视他，但是每次电话打到他的家中，雅雯都告诉我不要去——其中还有一次是志民接的，他在电话中对我说：“维熙，你听听我的声音，不是像没病的人一样嘛！听见我的声音，就等于见到我了。”
我说：“志民，我真的非常想你。”
他说：“我也一样，常和雅雯聊起你。这大概是灵犀相通的缘故吧！”
可能是这种灵犀相通之故吧，志民在协和医院已然神志不清好几天了，我去探视他那天，他居然有了片刻的清醒；当雅雯扶着他从病榻上坐起来后，立刻认出了我是维熙。这是我最大的期望和安慰。试想，如果没有那种对视的目光，没有最终一次的心灵碰撞，无论对我还是对志民来说，都近乎心灵的酷刑。
我所以这么认知，因为我与志民确实称得上是至交。1979年我回到北京后，和志民同在北京作协，我住的南吉祥胡同与志民住的东四六条，只有一条马路之隔，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更何况我与志民同在北京作协，特别是在人生道路上遭遇的苦难，有着别人无法相比的近似呢！当然我也有不能与志民相比的东西，他比我年长几岁，参加革命的资历和从事文学的资历都比我长，他先后出任过《北京文学》主编、群众出版社的副总编；我还是一个文学青年的时候，就熟读了他的长诗《死不着》和小说《一支钢笔》等许多作品，这些曾给了我十分质朴的印象。待“文革”的漫漫长夜过去之后，我又在天津的《文艺》双月刊上读到他的《学诗笔记》以及其他文章。一个已然十分著名的诗人，还用“学诗”的字眼标定自己，这是在“自视老子天下第一”的文坛上，所没有的奇观。而正是从这种奇观中，我感悟到志民是一个非常谦和礼让的人。事实证明了我对他的感悟没有误差——在中国人文分离现象比较普遍的文坛，志民人文行为一致，如同悬挂在我面前的一面镜子，所以我把志民一直看成可以信赖的长兄。
以上谈及的都是人文因素的原因，除了这些直观的认知以外，我与志民还有历史给予我们的另一种缘分：我劳改过多年，他蹲过秦城监狱。这种情缘使我们彼此除了文学的话题之外，又多了一些历史与政治话题。我不能保证志民对有些文学圈子里的人不戴假面具（因为他们还不情愿放下整人的大棒），但始自1979年，我们当真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受感情的驱使，常去找他聊天，我知道了志民被打成“反革命”，在秦城蹲监狱时，雅雯带着几个孩子，被下放到了雪国佳木斯以北的笔架山，最小的女儿张燕，当年只有十四岁。两地相隔那么遥远，志民和雅雯的精神伤痛，非笔墨所能言表。志民和雅雯在空闲时，也去我住的那间十平方米大小的斗室看望我的母亲。志民夫妻都喊母亲为“大妈”，见面时他们总是手拉着手，那十指勾连得如同连心锁那般，这是只有受过苦难的人才能读懂的画面。志民多次对我说过：“你有一个了不起的母亲，她的身上体现了中国妇女的坚韧和承受苦难的能量，那不是用普通容器可以丈量出来的。”我说：“雅雯不也是一样嘛，在冰天雪地里拉扯着几个苦孩子，彼此彼此。”当时，我和母亲住的那间小屋，除了放有我的一张写字台，还有分上下两层的床位，几个人挤在这间斗室里，显得人满为患：那是斗室里无法容纳下的情谊，直到今天我一直铭刻于心。可能正是这种苦难情结，把我们拴系在一起了，在我的认知中，凡是不嫌弃我下放归来时那间小屋的，都是心地善良并充满了人类爱心的人。荒煤礼贤下士地来过这儿，耀邦的信也寄往过这间斗室，志民夫妇，是去我那间转不开身的斗室次数最多的友人。
记得，在1979年底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期间，我们几个经受过牢狱之灾的作家得到有关方面的批准，有机会去秦城监狱参观。我看到他当年住过的囚室时，志民曾指着那具水泥床板，对我悄声耳语道：“这水泥打就的冷床，冬天冷得人实在睡不着觉，即使你和衣而卧，也还是无法入睡。我只好把发给囚犯的手纸，一层层地糊在自己身上，聊以解寒。其实手纸是起不到防寒作用的，姑且当作一种‘阿Q式’的心理防寒术吧！”步出监舍，他又带我去看他被允许放风时的小小天井，那天井大约有两米见方，周围圈着高墙，头上只能看见一线天空。天井的地面虽然只有方寸之大，却也泾渭分明：放风人在方寸之地转来转去的地方，呈现出光秃秃的四方形；脚步没有踩出的“磨道”，长满了枯黄的衰草。志民就是在如此这般的单人牢房中，度过了四年多的光景。那种单人牢房的精神伤痛，可想而知。因而我十分感伤地对志民说：
“对比来说，我的改造生涯没有你苦。”
他笑笑说：“可是你比我受罪的年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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