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正值全国第四次作协会员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我马上意识到荒煤同志所言，绝非空穴来风。因而，我不十分礼貌地打断了荒煤同志的话。我对荒煤同志说，北京作协创作条件很好，近几年我虽然发表了十多部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但才刚刚揭开生活矿藏的表皮，还有许多更深的生活积累，要我用笔去开掘。为了达到我不挪窝的目的，我对荒煤同志陈述了我的许多缺点，比如：不善言辞，有些口讷；虽然耿直，但也固执，等等。我记忆十分清晰的是，荒煤同志一直笑眯眯地听着我诚惶诚恐的自白，当听到我说“我是个十分木讷的人，连开会都坐在后排座位的边边角角和旮旮旯旯”时，他突然开怀大笑。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荒煤这样的笑容。昔日他来我家斗室时，虽然也面带笑容，但那目光里总使人感到有一点悲凉。我猜想，那个时期荒煤同志心情或许也不是个晴天。试想：他早在60年代就任文化部副部长一职，落实政策后安排他在中科院文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工作，显然是对他才能发挥的一种禁锢。能不能这么说，荒煤同志回到文化部领导岗位之后，是他心情最舒畅的一段时光呢？
后来，荒煤同志收敛起他的笑脸，严肃地对我说：“维熙，你是个党员作家，不能只从自身考虑。我早年也是写小说的，但革命需要我干文化组织工作，我可没有你这么多推托的话。”
我无言了。但是从理性到感性，都不情愿荒煤所谈的是个事实。直到后来临近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了，我不情愿的事终于成为事实。王蒙在一天晚上到我家来，告诉我作协原党组呈递给胡耀邦同志一个新班子名单，是耀邦同志亲自圈点的——像荒煤同志事先暗示我的那样，我挪窝了。
在中国作协工作期间，我与荒煤同志接触频繁起来。当时，他家住在木樨地甲二十四楼的最高层，我每次去荒煤同志家里时，都看见他写字台上摊着文学杂志和作家出版的新书。我们有些文艺领导者，是很少过目作品的，因而在一些会议上，只能避实就虚地谈一些官话。荒煤（包括冯牧同志）绝对属于另一类型的文艺领导人，因而我每次去荒煤同志家，他都能对文学现状侃侃而谈。特别是谈到文学新锐，他有时能忘乎所以，常常如数家珍般地提出一大串新作家的名字，并说出他对一些新作家作品的看法。当然，有时荒煤也谈起先锋作家的某些不足。但仍然是以欣喜的目光，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来看待这些作品之不足的。能给他宽广胸怀做证的，是他留在人间的一本本评论著作集。他评论过的作家很多，可以列出一大串新时期以来破土而出的作家的名字和书目。那些翻开的刊物和书籍上，留下荒煤同志用铅笔和圆珠笔划下的许多道道，那些道道对当时已然七十多岁的荒煤来说，无疑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劳动。除此之外，荒煤同志还写一些文艺理论文章，对“人性和人道主义”他直陈过自己的意见，“只有双百方针，才能促使文学的真正繁荣”，在报纸上他有过呼喊；他发表过研究周恩来总理领导文艺的文章，认为周恩来在文艺领导方式上是个“尊重艺术规律，发扬艺术领导民主”的典范；他还写下文艺“重在建设”而不是以大批判开路的激昂文字……水流千川归大海，荒煤认为中国作家“要敢于讲真话”，像巴金老人那样“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不用再多加诠注，荒煤写于80年代的一系列文章，用心之良苦，皆在于给复苏的中国文学施肥催生。因而我望着荒煤头上越来越稀疏的头发，不仅仅从内心升腾起敬意，而且生怕他累坏了身体。因为在福州的一次《中篇小说选刊》授奖会上，荒煤曾有过一次心肌梗塞的发作——当时我也是会议的参加者，曾目睹当地医生对老人进行监护性抢救。那次授奖大会中间，医生就让荒煤离开福州返回了北京。
但是荒煤依然故我，他的心思不仅花在文学上，还拿出相当大的精力关注中国电影的发展。如果不是我记忆产生差错的话，大概是1988年的夏天，有一天我接到北影演员于洋同志的一个电话，他说老编剧林农同志改编了我发表在《十月》上的中篇小说《风泪眼》，由于前一段时间没能找到我商量，现在请我去他家便宴，顺便谈谈这部剧本。
当时我以工作忙为借口，实为不愿意“触电”，在电话中礼貌地婉谢了于洋同志的邀请。但是，于洋同志说他读了这部中篇，感触尤深，并想承担此部影片的导演工作；他特别提及了荒煤同志已读过这个剧本了，也希望能坐在一块儿聊聊。
我不能推托了，因为我崇敬荒煤。记得，在于洋同志家里，荒煤谈及了电影与文学的现状，他认为电影远远落后于文学的发展。其原因主要不在于电影界自身，而在于电影的生存环境：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可以独立存在，但只要一搬上银幕变成影视形象，就会出来许多的“婆婆”。当时于洋和林农同志，虽然认同荒煤同志的观点，但还是极力想把《风泪眼》推上北影银幕，于洋同志主张再把剧本的棱角磨圆一些，以求一路绿灯放行。而我作为原著作者不愿意委曲求全，要么保持原貌搬上银幕，要么别让小说变成电影；与其死了小说中对历史的反思和批判精神，还不如不拍电影为好。最后，编剧林农同志也同意了暂时冷冻一下剧本看看形势再说，因为影视形象的东西，更容易被某些“婆婆”视为自由化的异类标本。
这次不欢而散的家宴，使我对荒煤多了一层认识：他虽然年纪已近八旬，但头脑依然十分清醒，没有力促“不可为而为之”的劳民伤财之举，因为电影一动机器，涉及庞大的财力、物力、人力。荒煤心里那杆秤，不失其秤上的准星。虽然于洋和林农同志，都为此而感到惋惜，但都感到荒煤言之在理。当时，荒煤同志已退居二线，除去担任着中国作协副主席之外，还担任着中国夏衍电影学会会长之职务；作为对新中国电影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他，很熟悉电影，但是他更熟知中国的国情。
历史进入了90年代，我与荒煤同志最长一段时间的聚会，是1991年7月从云南昆明奔赴西双版纳的旅途上。同行的作家有东北的林予（已故），安徽的公刘，天津的任芙康与赵玫，上海的肖关鸿，北京的张凤珠、邓友梅、应红、曾镇南。时隔两年多的光景未见，荒煤虽然显得更老了一些，但身为七十八岁的老人，在我们一行中，精神上仍然显出与年龄成为反差的年轻。记得在昆明与当地作家举行过一次文学座谈会，荒煤在会上的发言，声音虽然显得低沉了一些，但一如既往地谈及了文学界的实际情况，对于敢于写真情、说实话的作品，做了曲中有真的赞美。记得，散会之后与荒煤同志同时代的人——老作家李乔，对荒煤同志说了句意味深长的戏言：“荒煤啊荒煤，你永远是荒煤。”我对李乔同志缺乏了解，不知此戏言是褒是贬，还是纯属中性。
当天晚上，我走进了荒煤同志的卧室。可能是受老作家李乔同志戏言的启发，我与荒煤同志谈起了他的名字的含义问题。
荒煤同志笑道：“你怎么对我名字发生了兴趣？”
我告诉荒煤同志，我在劳改队时，曾经有四年在地层深处挖煤的历史。
荒煤同志又问：“过去，你怎么没产生这个好奇？”
我说：“您发言时，我坐在您对面的座位上，您已然只剩下少量头发的头顶，使我联想起了我所在的煤矿。”
“我的头和矿山有什么关联？”
“有。”我有意抛给荒煤同志一个谜团，“您猜猜，因为您的名字中有个‘煤’字，理应是知道的。”
荒煤没有去猜那个谜团。他告诉我他原名叫陈光美，这名字少了点革命色彩，又缺少男儿气，参加革命后才有了荒煤这个名字。“煤嘛，你在煤矿待过，知道它是燃烧自己、温暖别人的；至于‘荒’字，没有多少讲究，年轻时就喜欢文学，可以看成自视平凡的一种浪漫吧！我说完了，你说说我的谢顶秃头与煤矿的关系吧！”
由于和荒煤同志十分熟悉，我便无所顾忌地告诉他：“您没有挖过煤，一定不知道您的头，怎么会使我联想到煤矿的。让您增加点知识吧，凡是地下藏有优质煤田的矿山，山表上都不长树木，就像您的头一样。”
荒煤朗声大笑不止。笑后他对我说：“你不愧是个作家，居然从我光秃的脑袋，想到秃山秃岭上去了。”
我说：“同是煤山，各自有各自的脾气和秉性。”
“你说说，让我增加点煤田的知识。”荒煤同志来了聊天的兴致，老人给我沏了杯茶，以示他真心实意地想听我的神侃。
其实，我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挖掘前辈荒煤的内在神韵，不过是以煤作为引线罢了。我告诉老人，煤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烟煤，另一种是无烟煤。烟煤的特点是易燃，一点火就着了；但它不耐时间，冒上一阵烟火力就微弱下来。
荒煤同志颇有兴味地听着。
“我在的劳改矿山，是一座超级瓦斯矿山，挖出的煤，在那个年代就售往日本……”
“且慢，什么叫超级瓦斯矿山？”
“就是说在地下煤田的结构中，含有超限量的毒气。当然瓦斯可以变为燃料，但需经过提炼，对人的毒害极大。可是越是饱含瓦斯的煤田，煤的质量越高。”我怕荒煤同志再询问我采煤的技术性问题，便直截了当地进入主题，“这种煤，外形乌黑闪亮，‘乌金’之称大概是指这种优质煤。它与烟煤的脾气相反，很不容易点燃；但一旦燃着了，火焰最不容易熄灭。特别是它燃烧自己时，不仅比烟煤旺盛，而且不起任何烟尘。这种持之以恒的自燃能力，荒煤同志，就有点接近您名字的内涵了。”
荒煤这时才醒过闷来，原来我在以物拟人，而且与他的名字以及个性都联系在一起了。记得，那天我有点百无禁忌，由两种煤的个性不同，延伸到文苑两种人灵魂的差异：冒烟的貌似轰轰烈烈，其实内在的火力很小；而只有无声无息燃烧自己的人，属于文苑中的优质煤。最后，我引证了一位哲人的话：“容易燃着的东西，最易熄灭。”当然，在我多年印象的积累中，荒煤同志属于两种煤中的后者。
那是一次与荒煤同志十分尽兴的长谈。那既是我自己的真实感情倾吐，也是想对长者荒煤的精神有所慰藉。
我感到进入90年代之后，荒煤对文学的关注虽然一如既往，但心情不像在80年代中期那么愉悦。生活像一棵树一样，总会经受些虫叮蚁咬，荒煤也概莫能外。昔日，老人曾到我的斗室中给我文学创作助燃，这次长谈也可以看成是我对前辈的感情回报。
之后，荒煤率我们一行在彭荆风同志的女儿彭鸽子的向导之下，乘一辆中巴，奔赴了西双版纳。本来荆风和苏策是劝荒煤乘飞机去西双版纳的，但荒煤坚持与我们一路同行。这是一次十分遥远的行程，记得有一两回是早上六点半就要从中转驿站起程，晚上九点多才能抵达下一个驿站。而且当时正值云南雨季，汽车在S形的路上拐来拐去，人在车内左摇右晃，旅途上十分疲劳。途中，彭鸽子曾建议荒煤同志改坐小轿车，以减少行程时间和旅途疲惫。荒煤同志当时虽已年近八旬，但他拒坐小轿车，与那些轻车肥马的文官形成鲜明的对照。
西双版纳骄阳似火，去往热带雨林的植物园，要徒步而行。中间不仅要过一座摇摆的吊桥，而且曲径通幽的那条狭窄石路，因雨后而变得滑溜溜的。荒煤同志穿着短衫短裤，手里摇着一把黑扇，他谢绝人们对他搀扶，一步一步走进了热带雨林深处。大家都为荒煤同志的身体捏一把汗，但荒煤那天显得异常兴奋，在每一棵参天大树下，几乎都要昂首看看树冠。当他走到一棵罕有的“见血封喉”的毒树之前时（此树枝叶划破人的皮肉，毒汁浸入血液，人就会窒息而死），我对荒煤同志说：
“这树挺可怕的，是个杀人魔王。”
他说：“最可怕的还是人类自己。人类自古以来就以戮杀大自然为生，大自然为了自卫，有这么个森林酋长，我看挺符合规律。”
荒煤以逆向思维，反证了这个“森林酋长”存在的积极意义，虽然道理并不深奥，但老人思维的敏捷使我感到他还年轻。他还一步到位地说：“以毒攻毒，人类会使用它；大自然中不会说话的万物，也用它来对付人类。”因而荒煤得出“万物都是灵性的”结论，“彼此相亲相爱，比彼此仇杀要好”。
此时，当我翻看西双版纳之行的生活笔记时，不能略去的一笔，是荒煤同志的平民意识。按说一个从解放之后就当官的人，很难避免许多官场人物的官气。荒煤身上没有这个霉斑，他去十平方米斗室看望一个刚刚解禁归来的囚徒，仅是其中的一个例证；又一个例证，是发生在西双版纳的事情：当时经过长途旅行的荒煤，身体疲惫的情况可想而知，但当导游提及下午要去曼飞龙水库游览，无意间提及一位民间歌手康朗甩就住那一地区时，荒煤提出要去拜见一下那位傣族的老民歌手。荒煤依稀记得他在解放初期，是唱着民歌进北京的，还曾担任过全国文联委员一职。彭鸽子见荒煤老人十分认真的神态，调侃荒煤同志说：“早就料到您会有这个愿望，我们已去通知老人，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缘分，就怕康朗甩去田地干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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