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牧同志无愧于这个宣言，他在中年时期曾带出一支云南军旅作家队伍：彭莉风、白桦……文学新时期以来，又扶张洁、谌容、心武等一大批作家上马。因而心武在冯牧同志灵堂内伤心痛哭，他献给冯牧同志一幅画，画上是一只头雁带领雁阵在云天飞翔。这是心武亲手画的，题字是“送别恩师冯牧”。我则在冯牧同志遗像前献上一个以黄菊为主色调的花篮。春兰虽已凋落，但遍地秋菊已绽露金黄——这是中国当代文苑的总体肖像。冯牧同志作为一个文学界的头雁，能在九泉之下嗅到秋菊之香，当是对他最大的安慰了。
[超越死亡——文祭夏衍]
那是一个十分遥远的记忆。在一部外国电影中描写沉船前的场景，在旅人们纷纷惊慌失措之际，一位母亲安慰着她失态的儿子：“孩子，死亡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既然它已然来了，我们就该平静地对待它。”尽管因年代久远，那部电影的名字我已然忘记，但那位母亲震撼心灵的话语，我仍记忆犹新。
夏公的晚年，有着跨越那位不凡母亲的冷静与豁达。老人把死亡视为人生乐章中必不可缺的一个终结音符，因而在死神尚未叩打门环时，夏公就叮咛家人在他死后不奏哀乐，不开追悼会。夏公常说：“老天爷下请柬，人总有一天会死的。”1995年2月6日下午4点55分，夏衍同志含笑离开了人世，驾鹤西归。
夏公一生在文化上的杰出贡献，无须我在这里赘述；他在文化上的建树，足以使老人名垂青史。作为一个后生晚辈，我十分敬重夏公生命乐章中最后的高亢旋律。夏公孙女沈芸著文缅怀爷爷时写到，夏公坚决反对以植物人状态，延长其生命。李子云同志在悼念夏公的文章中提及，早在1993年，夏公就托她给上海文艺界的朋友们提前话别。读这些夏公的生命自白，除了管窥到夏公海一般开阔的胸襟之外，其精神光焰常常使我感到文苑中无男儿……
夏公驾鹤西归之后，第一个打电话告知我的是王蒙。我与达成、心武于第三天（2月8日）同去夏公家庭灵堂祭悼，当时，我们也只是以晚辈缅怀前辈之悲恸，带去由达成同志书写的挽幛一帧，上写：“一代宗师，百世流芳。”并悬挂于夏公灵堂之中，以示对这一代文化巨人的崇敬与怀念。当时，我虽对夏公仙逝前的情况知之甚少，但也感到灵堂之内少了许多悲怆色调。夏公女儿沈宁对我们说：爸爸走得十分平静，这是喜丧；爸爸不希望友人们为他流泪。我当时以为这是沈宁对我们的安慰，不曾料到这竟是夏公仙逝前对儿女们的叮咛。
夏公在弥留之际，面对生命的即将终结如此洒脱，堪称生死碑上的奇观。记得夏公在世时的1992年10月30日黄昏，我和北京的几位文友去为老人祝贺九十三岁华诞时，夏公就曾面对几个文坛晚辈，谈起过生与死的这个课题。我记忆最为清楚的就是“老而不死视为贼”这句古话，“贼”非“窃”之意，是表示成为社会累赘。当时，因为是祝贺夏公生日，夏公的话被我们插科打诨地支应过去。此外，夏公见客厅中只有叶楠、谌容和我吸烟，还触景生情地谈起他的戒烟，夏公说：“一切都应顺应生命自然，我两年前不吸烟了，该说九十一岁戒烟的吧！戒烟的原因，只是有那么一天，我忽然感到吸烟没有什么味道了，便从此弃烟不吸了。”说罢，夏公叫沈宁把他存下的一条三五牌烟取出来，送给了女烟民谌容。
我是烟民，十分欣赏夏公“顺应生命自然”之说。深一步想，夏公何以不知吸烟有害健康，对于一个不想以追求当人瑞为生活目的，而以追求生命与生活真实为完满人生的夏公来说，生活中没有什么自我羁绊，这与夏衍同志含笑辞别人世的观念是全然一致的。
1993年盛夏，我故乡的“豪门”集团公司，因崇敬夏公的文化业绩，想请夏公为集团附属的文化书院题几个字，以提高公司职工文化素质。我受家乡委托，去夏公家里觐见夏公。夏公握笔问我：“你说题什么好呢？”我讲了我老家河北玉田县县名来源的一个神话：“晋时，有一个耕山种田的老叟，名叫阳伯庸。他在县北无终山苦种，总是不得收成。但这位老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一直苦种不辍。其不懈苦斗之精神终于感动了山神。一日，无终山土中之石突然拱出山表，广放出异彩，皆为价值连城之美玉。这有点像‘豪门’集团的创业过程，从一个因连年亏损而倒闭了的小化肥厂，经过家乡人几年苦斗，成了现在具有十几个亿固定资产，并使啤酒饮料闻名遐迩的中国三大啤酒集团之一。”
夏公笑道：“就写种石成玉吧！”说罢，挥笔而就。之后，夏公对我谈起了文学。老人说：“当代作家中有才情的不少。特别是你们这一代人，历经风雨坎坷，对社会和人生都有深刻感悟。要拿出那个神话中老叟的苦耕精神来，竭尽全力给后世留下一点东西，这也算是种石成玉吧！”
我深深感谢夏公对我们这一代作家的鞭策与鼓励。当我与夏公辞行时，再次重复了为夏公祝贺华诞时的希冀：“祝您健康长寿。”夏公连连摇手笑着说：“我不想当老寿星。如果一个人已然死了精神，空留一具壳体，对于世界还有什么意义？！”
夏公！夏公！这就是夏公的生死观。在我听来，对于恋栈世俗人生的生者来说，这无异于一曲时代的绝响。而这曲绝响旋律的每个音符，都充满脱俗的精神张力。我想，也许只有具备这种高尚境界的人，才能超越死亡，留下人生最后的完整与令人敬仰的壮丽。
1996年1月23日于北京
[鲜花伴你远行——文祭长者荒煤]
荒煤走了，在京城暮秋的一个早晨。那天夜里，寒流夹携着大风第一次袭击北京。当天中午，荒煤同志昔日的秘书严平女士给我打来电话，告知10月25日清晨5点15分，荒煤同志辞世了。
我没有过多的震惊，因为从8月25日起，荒煤已经沉睡不醒。我与两位文学界友人当月27日去探视荒煤时，荒煤正躺在北京医院的病榻上，神态安详地睡着，就像一个历经长途跋涉的老人，得到了酣睡的满足。
不知为什么，荒煤同志给我留下了一幅远行者的剪影。这种印象不是在病榻之旁的突发感悟，可以追溯到1979年的夏天。当时，我刚刚从劳改队平反归京，一个夏日的黄昏，我正在赤膊行文，一位前辈长者突然来访。长者自报姓名：我是陈荒煤。
返还京城刚刚半年的我，身上尚未退尽驿路上的风尘。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忙穿起背心。对当时的我说来，这个名字太大了，10平方米的斗室容纳不下这位早在30年代初就参加了左翼文化运动，后又穿越了中国革命烽火里程，60年代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前辈作家。手足无措之际，我请荒煤同志落座，可是该让他坐在哪儿呢？10平方米斗室之内架着一张上下双层床铺，我从劳改队平反归来后，我和儿子住在上层，老母亲住在下层；而我仅有的两把斑驳不堪的木椅，木榫已然离了槽儿，万一把这位礼贤下士的前辈摔一下便更失体统了。没有办法，我先把两把木椅椅背靠在墙边，使它们增加支撑力量，然后请荒煤同志坐下。
这是我在斗室之内第二次接待客人。第一次是王蒙和燕祥来看望我，第二次就是这位我素昧平生的前辈长者了。荒煤同志戴着一副眼镜，把斗室上下左右巡视一遍，对我诙谐地一笑：
“总比你在劳改队生活条件好一些了吧？”
我说：“是的，您看这些年家里都卖空了，我母亲唯独留下了这张写字台。有这张写字台，我就很满足了。”
“你的《大墙下的红玉兰》是在这间屋子里完成的？”
我告诉荒煤，它酝酿于山西，脱稿于西安，现在正在写的是另一部中篇小说。荒煤扭过身子，看了看我桌子上涂抹得乱七八糟的稿纸堆，对我说了几句嘉奖的话，我能铭刻于怀的就是：“一个作家最可贵的是历史的良心，有了这种良知，就会有丹田喷发出来的呐喊。”他说，《收获》发表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虽然还谈不到它有多么深刻，但对文学解冻是一声春雷，一定能起到其他作品难以起到的振聋发聩的作用。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这位长者才好。我不想否认我的勇敢，因为在新时期文学史上，它是第一部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小说爆响于全国后，给我找来许多麻烦，某一个省的劳改局行文上告，说我在力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我默认了荒煤同志对小说的评价，但自觉作品还带有50年代的文学胎记，离底层生活的苦汁苦液，还有相当的距离。
荒煤看出我忐忑不安的神态，温厚地对我说：“别怕，你是从生活底层炼狱中过来的人，要相信你自己的眼睛。前几天，见到了《文艺报》的冯牧同志，他们要拿出版面来讨论这部小说。我也是一口气读到凌晨两点，才读完这部小说的。孙犁同志写给你的信（发表在报纸上、为我的小说集写的序言），说得十分中肯，你历经二十年的苦难生活，‘从文学的角度讲，得大于失’。我十分同意孙犁同志的这个意见。”
打断我和荒煤谈话的，是邻居打开电视机时轰鸣于耳的声响。荒煤似被这种突发的音响吓了一跳，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屋子的隔壁处用手叩打了两下，发现划分楚河汉界的竟是一层纸板墙，便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穷而后工’固然是古代流传至今的一句名言，但是你的居住、写作环境太差了。你该向北京作协提出住房问题。”荒煤又抚摸了一下双层铺的床腿，摇了摇头，说：“我是见证人，你如果不便提出，我代你向北京作协表达意见。”
荒煤同志当时在中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他也是落实政策之后，从遥远的四川返回北京的。我从谈话中得知“文革”中他也被当成“老虎”关起来几年，落实政策之后，把一个昔日部级干部当局级干部使用，已经很难为荒煤同志了；而荒煤同志在此种境遇中还来看我，着实使我内心情动。我把荒煤同志的来访，既看成大劫之后的友情，又看成前辈人对后一代人的鼓励。我认为无论是孙犁同志还是荒煤同志，都是在安慰我这颗结疤的心。直到若干年后，我重新回眸我的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脚步，我才认知了两位长者1979年对我说的话，既有感性的色彩，但更多的是出于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理性判断。
从这次荒煤同志突访我的斗室时起，我与这位文学前辈开始了师友般的交往。荒煤留给我的印象，是朴实、敦厚的。与有些文艺领导同志不同的是，他不是启示我该如何“正确对待”，而是从文学艺术规律出发，激励我拿出不愧对历史的作品来；只有不愧对历史，才能不愧对明天。荒煤同志的前额大而敞亮，当时曾让我想起了“八仙”之一的张果老。他的“向后看，才能更好地向前看”的文史观，充满了辩证的唯物主义精神内涵，作为一个从社会底层回归文坛的文学晚辈，自是颇受启迪的。
当然，我在1979年至1996年的十八年光景中，之所以写了多部表现大墙生活的作品，更主要的是生活的赐予；但与荒煤同志的头一次交谈，他的话就拨动了我的心弦，使我产生了知音式的共鸣——一个刚刚重返文坛的人，是需要鼓励的；荒煤在我的斗室之内，给了我继续行文的锐勇。
到了80年代初期，荒煤同志从中科院文学研究所，重新被调回到文化部的领导岗位上。他工作十分繁忙，文化工作历经“文革”蹂躏，满目疮痍，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我不好更多地打扰他，只是在一些会议上见到他的身影。记得在1984年秋天的一个文学座谈会后，荒煤同志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让我迟一步走。我以为荒煤同志要对我近两三年的创作，进行什么指点，但他留下我全然不是这个用意。
“你还住在那个小窝里吗？”
我告诉他我已经搬出斗室，迁居到了团结湖新居。
“创作环境好一些了吧？”
我对荒煤同志对我的关心，表示了感谢。
“怕是你还要挪窝。”荒煤同志温厚的微笑中，闪烁着不常见的诡秘，“不是生活挪窝，而是工作上挪窝。”
我十分惊愕，因为在此之前，我没有听到一点这方面的信息。当时，我只风闻王蒙要从北京作协上调到中国作协。王蒙充满机智，文情横溢，而且早年做过团的工作，因而这并没使人们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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