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这事情我知道。”
“你怎么能知道？”邹明十分诧异。
“有一天，我正在劳改队的稻田里插秧，队长叫我洗脚穿鞋回队部去。回到队部才知道有天津来的外调干部向我查询资料。一个满口天津卫口音的人，反复叫我交代在50年代中，邹明对‘几株黑苗’都讲了些什么黑话。”
“往事不堪回首。”邹明同志苦笑道，“让我们向前看吧！维熙，喝！”
当天我在邹明同志家里喝了个半醉，晚上不得不宿在邹明同志家里。恍惚记得那是二层楼上把角的一间小屋，好像是邹明同志孩子住的房子。
没想到，这就是我和邹明同志的最后一面。之后，虽有稿件和书信往来，因彼此工作都十分繁忙，京津虽近在咫尺，却再难得有见面畅谈的机会。
此时，邹明同志竟去了。他的猝然离去，给我以及我的同辈之友留下缕缕的悲思和难以割舍的怀念。伏案桌头，眺望窗外飘落的初雪，那漫天飞舞的雪花，织成了从天空直垂地面的巨大挽幛，似在为邹明同志离去而举行肃穆的祭悼。
天悲！地恸！我哭！
大半生为作者“作嫁衣”，善良、正直，独具慧眼的老编辑家邹明，灵魂可以安息了。
1989年12月19日初雪之日
[一月的悲怆——文吊师友康濯]
1月15日夜，正值隆冬三九第八天，康濯同志因肺心病医治无效逝世，走完了他七十一年漫长而不平坦的旅程。
岁尾刚刚写罢萧军坎坷一生的《人生绝唱》，年首又泪吟康老离去的悲歌，内心实感如坠磐石，致使泪枯笔涩。不禁疑是酆都城的判官，错翻了阴间的生死簿，不然何以总是文坛师友先卒？伏案悲思，我和康老结识于1月，又诀别于1月；曾几次相聚或结伴同行，都在万木萧萧的冬日。莫非这是冥冥不可抗拒的天意？
1953年时，我还是个年仅二十岁的文学青年。新年伊始，我突然接到康濯同志的一封来信。他信中说看到我发表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的小说《七月雨》，想邀我去谈谈。至今还依稀记得，我读这封来信时诚惶诚恐的心情，这不是写过名篇《我的两家房东》的康濯同志的手迹吗？一位有名望的作家，何以召见一个无名小卒？
当时他在鼓楼东大街文学讲习所任教。走进那扇南开的红门时，我已心跳如击鼓，待我在他的住室坐定，竟然久久不敢抬起头来。因为这是我文学生涯中第一次和作家见面，我一副嗫嚅木讷的肖像，不想自知。直到他把一杯茶放在茶几上，我才坐在椅子上用目光打量这位文学前辈：他细高身材，微微驼背，清癯消瘦的面孔上绽放着淡淡的笑容，和我在幻觉中勾画的文人康濯，模样大体一致。
但他询问我的第一句话，着实出乎我的意料：“你脚上怎么穿着一双带花的红毛线袜子？”
我窘上加窘，低头看看，一双中式棉鞋里，正露出艳红的脚背，便立刻把脚向后挪动一下，难为情地回答：“这是我姑姑给我织的，怕我脚冷。”
他笑个不住。我的神经似乎是在他的笑声中逐渐松弛下来的，我问康濯同志，为什么专看我的脚？他说：“一个作家，应当洞察秋毫嘛。又不是三寸金莲，有什么怕看的？”
我笑了，这笑是他的诙谐的诱发。
“我是这么想的，你的小说所以贴近孙犁作品的阴柔，总是和你的艺术趣味有关。”他说话虽有轻微的口讷，但举止颇有清秀文人的风度，“于是你那双艳红的毛线袜子，就成为注意的目标了。”
那时，康濯同志还没戒烟，香烟袅绕，笑语不绝。他兴奋地对我谈了许多文学创作方面的问题，给了我很多鼓励。这些东西，随着岁月的磨砺，都难以回忆清晰；但是他在文学与生活关系的阐述上，给了我很大启迪。1953年我走出校门，要求到边远农村去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康濯同志给予我的影响。特别使我难以忘却的是那双红毛线袜，那天我告别康濯同志后便将其置之箱底。要知道，当时是男穿粗布中山装，女穿灰布列宁服的时代，我穿着那双艳红的袜子，是够惹眼的。当然，康濯同志当时关注它，是出于对我文学情趣的审视，绝无叫我将其打入冷宫的意思。
康濯同志有惊人的记忆力。在事隔二十六年的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康濯同志喜笑颜开地对我重谈往昔，他第一句话还是关于红袜子的往事：“还记得吗？”
“记得。”
他笑得非常开心，但我却不无悲凉。漫长的岁月，对当了二十年囚徒的人，在额头上赏赐几道皱纹，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是康濯同志是过网之鱼，生活似对他也未有任何宽恕，他当年墨染的黑发中，出现一缕缕银丝，本来就微微驼的腰身，此时弯曲得更显眼了些。在会场外，乍见他时，我竟不敢贸然去和他握手，直到他道出了字号，我才分辨出眼前的长者就是康濯。但此时的康濯，已然是一老翁矣！
我崇敬他，不仅仅是因他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在他心窝藏有对年轻文学苗苗的厚爱。我和刘绍棠是经他推荐参加中国作协的。他对年轻人的作品绝少挑剔，而是助其火焰的燃烧。在50年代文学星空中，文翁为数不少，但能主动充当伯乐并引儿马蛋子驰骋文坛者，康濯同志是少数功绩斐然中的一个。为此，从那次文代会起，我称康濯同志为“康老”，在这称呼中凝聚了我全部的真挚感情。
那次文代会从年底开到年初，我们在1月重逢，又在1月话别。之后，见面都好像是在万木萧萧的冬季。1984年冬，康老由省文联秘书陪同从湖南来京，执意要去天津看望孙犁，当时他已患有肺气肿病，衣兜里时刻备有病发时向口中喷射的药剂。在电话中，我建议康老等天暖时再去天津，我未能说服他，反而被康老说服，他希望我能陪他同去。前辈的召唤无异于命令，在凛冽的寒风中，我陪康老登上京津列车。他穿着一件带毛领的皮大衣，登车时步履缓慢，气喘不止，刚刚在座位上坐定，马上掏出药剂，连连喷于口腔中。我默默地望着面色苍白的康老，何以非要带病去访友不可？他和孙犁老师是昔日在冀中一起战斗过的文友，对孙犁一往情深，固然是此次京津之行的根本缘由；但康老之所以拖着病体来叩打文友之门，怕是意识到了自己已到斜阳黄昏的年纪，生怕失去最后交杯之机，便硬挺着身子来了。
友情浓于酒，尽管康老和孙犁老师都已到了酒不沾唇的年纪，我还是看到前辈文友之间的醇情。孙犁老师生活简朴如僧。他当天用挂面和烧饼招待了我们，这是淡泊自居的孙犁老师招待友人最真挚的方式。热饭热菜进肚之后，康老仍未脱掉那件皮大衣，只因肺气肿最忌寒冷，而孙犁老师的客厅高大空旷，室温只有十一二度。在我记忆中，饭前饭后康老都是揣着衣袖和孙犁老师叙旧的，因而在两位前辈文友的谈笑中难免夹杂了几丝寒意。
归途上，康老病发了。那是我们走到通往火车站台的甬道时发生的。康老气喘吁吁地扶住甬道壁墙，额头和脸颊都沁出了谷粒大小的冷汗。他难以挪动脚步了，而开车在即，无奈之际，我和陪同他的文联秘书，只好挽架着康老走走停停地登上车厢。刚刚上车，列车就隆隆地开动了。
在车上我规劝康老：“这太危险了，今后不能再舍命会友人了。”
康老喷完药剂，喘着气说：“我想念孙犁，难以控制感情。”秘书劝他闭目养神，他便靠在椅背上不说话了。列车野马般地奔驰着，车厢左右晃动揺摆个不停，望着满面病容的康老，我的思绪突然飞到了湖南的汨罗江。那是1983年的暮冬天气，北国虽然还是雪飘季节，汨罗江畔的芙蓉花已含苞欲放。我和文友蒋子龙、林斤澜等人应《芙蓉》编辑部之邀畅游汨罗江，朝拜屈子祠。当时，康老以省文联主席的身份陪伴我泛舟汨罗。那时他脸上还留有一抹红润，颇有返老还童的神采。那时正逢电影演员白杨回乡寻梦，康老和我乘车陪白杨返故园时，康老一路谈笑风生。当时我曾认为康老第二次青春勃发，似又回到50年代初期，因而感奋不已。才仅仅两三年的光景，坐在我对面的康老竟然是这副模样，我深感人生旅途祸福难卜，并为康老染病而担忧。在我看来，康老是个闲不住的人，此次天津访友仅为一例。为此，在列车上我曾建议康老辞去一切职务，专事创作。但我无法说服康老，人各有志，何况他又是我的前辈师长呢。
幸运的是1987年，康老从湖南调至北京。北京冬季有暖气，康老可以躲开湖南冬季的阴冷，这对康老身体康复是个最大福音。来京不久，康老就邀我去看瘫痪在床的作家刘绍棠，当时绍棠住在六楼。我搀扶着康老爬着一层层的楼梯；每上一层，他都要喘息一阵，然后重新迈步。此行，我再次体察出康老视情如命的个性，我很敬重康老的这种气质；但这种气质也有反作用，即无法修身养性，进而康复其身。人都有无法超越自我的羁绊，哲圣亦不例外。
康老关切地说：“我觉得一边工作一边写作，对你更适合些。”
“康老，我真心感谢您对我多年的关心。”我说，“我要赶在精力衰竭、思维迟钝之前，多出几部作品。这个决定，我无意更改了。”
“你知道我在哪儿给你打的电话吗？”
“您在哪儿？”
“在医院，我的病又犯了！”
我非常感动。康老在病榻上仍然关心着后来人，这是文学史料上难以寻觅的前例。50年代初期，第一个召见我的作家是康濯；80年代尾声，深切关怀着我的还是康老。但我无论如何也没料到，这就是他留下的最后声音。
他走了。走在我们初逢时的冬季，又走在我们初逢时的元月。病床旁放着康老未写完的小说，病中他还在构思。我劝康老夫人勉思节哀，自己却无法节哀。百般悲戚，伴随着康老昔日的音容笑貌而来。当即提笔成此悼文，以寄托对康老的思念之情。
1991年1月17日下午
[遍地菊黄——文祭冯牧]
冯牧同志走了，他去得十分痛苦。
一个离世远行的人，最好的方式是悄然无声地猝死；而他自知得了血癌顽症——他始终清醒直到最后一刻，这种精神折磨可想而知。在尊敬的长者住在友谊医院期间，我始终没有能去见他一面，因为我八十八岁的高堂老母也在病危期间，我难以离开她的病榻。老母亲于1995年7月21日病故之后，我又忙于处理丧葬事宜，待我要给冯牧同志的侄女打电话询及探视冯牧同志时，王蒙先来了电话，告知我，冯牧同志已于当日离我们而去……
经受大半生苦难磨砺的老母伤逝，我心灵伤口还没有愈合，冯牧同志逝世的消息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一时之间使我深感生命轮回之严酷。当晚，我打电话给达成，询及如何弥补遗憾，达成告诉我冯牧同志家中祭悼已设灵堂，第二天天落泪雨，我约上心武便冒雨直奔冯牧同志的家。
我之所以如此敬重冯牧同志，不仅因为在1985年到1989年，我与冯牧同志在中国作协党组共事五年的时间中，无数次亲耳聆听到他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精辟论述以及目睹这位前辈为此而付出的行动，更牵动我思绪的是冯牧同志在新时期文学复苏期间，为文学解冻、还其文学原本所做的开拓性贡献——他保护并支持了一大批作家，我是其中之一。
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两个凡是”的尾巴还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束缚并禁锢着作家的创作思维。冯牧同志在文学理论战线上以其大无畏的精神，与窒息当代文学发展的极左思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使我永生难忘的是，我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问世后的遭遇。因其题材触及了监狱生活这一敏感领域，昔日曾经管理过我的某省劳改机构便上书中央有关领导部门，称“从犯”这篇小说“意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冯牧同志当时正在主持《文艺报》的工作，他让永旺、丹晨等同志一连组织了二十多篇对“红玉兰”的评论文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求实态度，对小说从思想性到艺术性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评说。
这是新时期文学史上很重要的一笔。它不仅给我这个刚刚步出“大墙”的作家以鼎力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冯牧同志在文学“雷区”进行的“扫雷”行动，为新时期文学评论树立了一面“还其历史真实面目”“一切从生活真实出发”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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