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不能略去的一笔，是他对文化中的犬儒主义的憎恶。在20世纪80年代，我曾两次与老人同行出访过大地震后的唐山和香港、澳门；后来我去东北时，又与老人在东北鞍山相遇。在这次交谈中，我第一次听到犬儒主义这个词汇。他说：“人的才能有大有小，因而历史上有大儒和小儒之分；但大儒和小儒中间，最卑劣的就是犬儒。经过时间检验，一些儒者的犬儒，几乎都当了历史上的奸臣和奸相。如宋代卖国的秦桧和抗日战争中间当了头号汉奸的汪精卫……”特别让我记忆深如刀刻的，是萧军对大诗人李白的评说。他说李白留下的诗章，可谓传诵千古，他是个旷世绝才，当属中国的大儒；但他留下的人生败笔，不能略去不提。那就是他被贺知章引进宫廷时的得意和后来离开宫廷时的失意，乱了做人的方寸；到了唐朝内乱时期，他投靠叛军的人生轨迹，也就不奇怪了。萧军的结论是：爱什么，恨什么，是不能因为个人利害而移位的；而文化人中犬儒主义者，爱和恨是随着处境和地位而变化的。
萧军这段人文自白，可谓是他的生命经典。回眸他曲线的人生，无论在得意和失意时，他都没有失去他做人的方圆。他热爱中国的每一寸土，更热爱黄土地上生存的人们，他仇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祸国殃民。因而他从年轻时起，就把自己献给了中国革命。后来，他之所以路途坎坷艰辛，是因为他不能容忍假面人生。他早期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和后期遭遇出版难产的《五月的矿山》《过去的年代》，都是他人文行为的佐证。难怪鲁迅先生在为《八月的乡村》写下的序言中，留下了如是的话：“……我见过几种述说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与法捷耶夫的《毁灭》相比，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与将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鲁迅先生这些凝聚着墨香的文字，今天读起来虽然有些绕口，但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萧军人文精神以及爱国情怀的颂扬。
这样的作家，我们后来人不能忘怀。记得，在萧军第一次病危的时候，我和张洁曾从一个会议上逃会，风风火火地跑到同仁医院去探视老人。更让我不能忘怀的是，1988年6月22日，久旱无雨的北京，突然下了一场淋漓爽透的大雨。就在那个落雨的午夜，我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打来电话的是北京作协党组书记宋汛，他沉痛地告诉我，萧军于今天西归了。面对夜空中飞舞的雨线，我流下了思念的泪水。我想，天地间的滂沱大雨，也是在为这位文坛硬汉而悲泣吧！为祭悼老人的离世，我在《收获》上发表了《人生绝唱》的长篇祭文，副题为“萧军留下的绞水歌”。根据萧军的个性，此时他在天堂，也是不会贪图安逸的。此时他或许仍在井口提水；我祝愿老人提上来的再也不是一桶桶苦水，而是一桶桶甜汁……
2007年7月上旬于北京
[灵伴忠魂而去——冥冥一纸祭厚明]
拖着含铅的双腿，刚刚从追悼耀邦的大会上归来，友梅在电话中又送来另一噩耗：刘厚明于今晨突然逝世。
泪眼才擦干净，心中又生酸楚。我一连追问友梅：“这是真的吗？”友梅因悲恸而沉默许久。我如受雷击，顿时呆愣如痴。
这世道真是太失公允，为什么真诚的人总是先走？十里长街送耀邦的情景使我潸然泪下，此时又伏案桌头祭厚明了。
三十九年前，我和厚明及其爱人谷美珏，是北京师范学校的同级学友。年轻时的厚明，显示了他超人的文艺才能。记得，在一次年终文艺晚会上，厚明既担任了《卓娅和舒拉》四幕话剧的编导，还一个人化装朗诵了诗人柯仲平的长诗《张老好》。青春身影驰骋学校的文艺舞台，同学们都被厚明的才艺所折服。
我和他逐渐熟悉起来，不仅仅因为文学机缘，我俩同在“北师”篮球代表队中打球，又同在学校宣传通讯组工作。我生活散漫，他循规蹈矩；我是白丁，他很早就参加了党组织。他很崇尚写出《教育诗》的马卡连科，我则崇敬屠格涅夫和中国的孙犁。但这些都没有成为我们之间的断墙，我们是很好的学友。
1953年秋，随着毕业典礼的钟声，我们各自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当时的年轻人，只知道奉献和拼命地工作，我们昔日的同窗之谊，反而显现出某种疏离。如果我记忆没有失误的话，大概是在1956年，我接到过他的一封来信，他谈到他想写教育诗章。
此时，他已然在中国第一所工读学校任教，并且是赫赫有名的市级优秀教师了。在我眼里，体态略嫌瘦弱并微微驼背的厚明，无异于时代的一块金子，他严于律己，勤奋工作，把他放在哪儿，哪儿一定闪亮发光。我复信给厚明，祝贺他的成就，并预言我俩终究还会走到一个行当里来，这个行当的寓意，就是文艺工作。
我在1957年的风暴中马失前蹄，使我难忘的，是厚明对我厚重的情义。1963年夏秋，我在劳改队摘掉右派帽子，曾给厚明一信（他已于1961年调市文联搞文艺创作），信中询及他能否和北大荒随便哪个城市文联联系一下，我说我眷恋北国，愿意到冰铺雪盖的边陲去工作。坦率地说，我只是向厚明抒发一下郁闷心情，对走出“大墙”并未存有多大的奢望。但是，厚明却为此事积极奔走了一番，他通过市文联向东北某城市发去函件，回函单位表示愿意接收我去搞创作。厚明欣喜至极，当即给我往劳改农场掷一短函，告知那件事大有希望。之后，就是长久的沉默。直到我1979年重返京华文坛，他才告诉我那“古老故事”的后半截儿：当他兴冲冲地找到原处理我的单位，协商把我调出劳改农场时，该机关党委一位女负责人严厉地质问他说：“你的行为，像个共产党员吗？”迎面一盆冷水浇得他透心凉，日后厚明为这个“古老故事”承担了不小的压力。在那个知识分子人人自危的年代，厚明不识时务地推销我这个连狗都远远避之的劳役犯，不是足以秤出厚明人格的厚重吗？
一个人装饰出金子的外表并不难，但难于装饰自己的灵魂。厚明为人绝少装饰（当然，为了生存和自卫，在那个年代，人人都要涂一点保护色），对朋友爽直坦诚。1969年我浪迹到山西劳改，间或有回京探亲的时候，不忘去看看厚明，他不因我身份卑贱、衣衫褴褛而给予白眼。记得，有一次正赶上他搬家，当我踏进他家门槛时，厚明和美珏一身尘土，连女儿小欢和儿子小海也都忙碌地捆绑着家中杂什。我撤腿出来，想匆匆告辞，但厚明一定挽留我坐下，吃过午饭再走。
坐在堆放得乱七八糟的东西中间，我难以忘却这次谈话：
“也许你快熬到头了。”他说。
“怎么见得？”
“物极必反。”
“你真这么看？”
“国家遍体鳞伤，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更容易鉴别历史的真伪和良莠。”
他的话，正是我们劳改农场中的“老右”的共同感觉。我说：“当社会上晃动着千万本‘小红书’、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候，我们这些关在笼子里的站在岸上观火，更能看清火向……”
这天，我和厚明谈得很深，我察觉到他虽然身处顺境，但并没有泯灭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以世俗而论，他当时是写出《山村姐妹》和《箭杆河边》的剧作家，只要向权势献媚一下或写封“效忠信”之类，他就会取得仕途上的腾达。但这不是厚明之所为，他对我说：“这个年月，有的知识分子良心喂了狗了！”这些历史的共识，使我们从同窗学友的情分，升华到了诤友的地步。1979年我回到北京和他聚首于北京作协分会时，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这个阶段，他写出了很多出色的儿童文学作品，我则对苦难生活进行钻探。尽管我俩表现的生活内容不同，文艺观却很近似。厚明和我同龄，但小我半岁，我俩都属鸡。前两年过春节时，我请燕祥、浩成、绍棠、述新、厚明等好友来我家吃饭。闲聊当中不知谁说起属相和命运的关系，厚明说：“我是秋天生下来的鸡（他生日9月29日），比不上维熙，他是春三月的鸡。”
绍棠说：“他在劳改队刨食二十年，他怎么能跟你这只秋天的鸡相比呢！”
厚明说：“此一时彼一时也，维熙将来一定比我这只秋天的鸡命运要好！”
当时只是酒后神聊，谁也料想不到处于事业巅峰期的厚明会猝然诀别人生。厚明女儿小欢告诉我，4月22日厚明去人民大会堂参加耀邦同志的追悼大会。头天，全国青联打电话来要派车接他，他回绝了。当22日清晨他乘6路公共汽车去人民大会堂时，才发现公共汽车难以通行。由于悼念耀邦心切，厚明匆匆跑回文化部来要车，当他跑到文化部门口，心脏病突然发作而躺倒在地。医生就地抢救无效，急忙送到附近的公安医院。八点四十分，医生沉痛宣布：患者心脏停止了跳动。从病发到逝世不过半个时辰，厚明便追随着耀邦的忠魂而去了。
他要是不去参加耀邦的追悼大会呢？
他能不去参加耀邦的追悼大会吗？
厚明去年因心脏病住过一段时间的医院，医生告诉他，他的心肌部分已经坏死。他像一切勇敢的生者那样，是去为一个永生的人迎接死亡的。
呜呼！愿厚明地下之灵长伴耀邦忠魂而息。战士倒下的地方，必然开出谕世的精灵之花。
1989年4月22日夜
[白雪之祭——悼邹明]
他走了。
像生时的沉默，走时也这么静寂无声。我猜想，他是乘风匆匆而去天国的，在漠漠宇宙没有留下一丝声响。我还猜想，他是三步一回首地回盼文苑，但癌症这个恶魔，驱赶着他离开文稿，离开工作，离开亲友——他谢别人世太匆忙了。
冬无雪。本来心田已如火燎，突闻邹明同志噩耗，血管中燥热的血马上结成冰坨。前几天，牧歌同志在信中告诉我：在做颅骨手术前几天，邹明还写信向友人约稿，还在为即将付印的《文艺》写编后记。他左腿已经失灵，但还是挣扎着下床学步，因此不断摔跤。我想，邹明同志一定是想战胜病魔，一步一步地走回编辑部的写字台前，重新翻阅一张张文稿。但是他倒下了。留给友人和后辈的，是一幅蚕吐尽丝而后结茧的生命肖像，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一纸祭文，来祭悼老编辑家邹明同志是丝毫也不过分的。
我是在学生时代结识邹明同志的。1952年我把我第一篇可以称之为小说的东西，寄往《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孙犁主编）。邹明同志复我一信，信中询问我的生活学习和写作情况，还特别询问了我的籍贯。不久我的小说发表了，那就是我的小说处女作《红林和他爷爷》。之后，我和绍棠、树民、映山等几个祖籍河北的文学青年，成了《文艺周刊》这块沃土上的树苗。邹明同志为我们施肥、浇水、剪枝、打杈，成为我们文学青年起步的师长。大概是在1953年的秋天，邹明还在《文艺周刊》写专题文章，评论了我们四个青年人写农村生活的小说；既指出我们作品的不足，又为我们心田点燃文学的圣火。可以这么说，我之所以能把文学创作当成职业，其渊源就在于前辈人的激励。邹明同志是激励我奋进的老师之一。
初次见到邹明同志时，已是1954年的初秋。他来北京组下榻在东单二条胡同里的一个招待所。当时我已在《北京日报》文艺组当编辑，编辑部就在东单二条内。因而当我接到邹明同志的电话后，立即去招待所看望他。
见面后的第一句话，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您怎么这么瘦？在我想象中，您应该是个非常健壮的人。”
“瘦不一定就不健康！”他一边吸着烟，一边下意识地把毛衣的领扣扣好——我是从那儿窥见他瘦骨嶙峋的锁骨和脖子的。
“您工作忙吗？”
“很忙。你呢？”
“我干不惯编辑工作，我想去当记者。”我说，“从文学创作这个角度上去考虑，我已请求报社批准我去当记者。”
邹明同志支持了我的想法，因为记者可以开阔生活视野，对于像我这样的青年作者来说，生活的积累是创作的第一要素。
“您少抽些烟吧！”我劝邹明同志说。
“你怎么知道我抽烟很多？”他反问我说。
“您嘴唇有些发紫。”
他笑了，露出并不整齐的牙齿。
这就是在三十多年之前，邹明同志给我留下的直观印象。1957年之后，我劳动改造二十年，在那些艰辛的日子，每每想起文学这个字眼，必定想起孙犁和邹明同志。1979年后，我重返京华，从张志民同志处打探到邹明同志在“文革”年代也被折腾得够呛，但还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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