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维熙，你看那两朵白云，在天上动也不动，像是睡着了似的。”
我调侃地说：“那是你的‘望夫云’，在守望他的夫人哩！”“不，那两团睡云是你和我。我们在山西一睡十多年，浪费了大好的青春和生命。”他把关于白云的美好幻想，一下子转到严肃的历史话题上来，“你还好，出版了《走向混沌》（指第一部），我觉得我愧对了昨天严酷的历史。”
“你不是也写了许多诗歌吗？”我说，“人与人生活经历不同，你没进过大墙——”
他对我的话不以为然：“只是墙内与墙外的区别而已，本质上没有差别。我常常觉得，诗歌难以表现历史中的苦难部落和现实中腐败的滋生。想想鲁迅手中的那支笔，再看看自己笔下流淌出的文字，常常感到生命的失重。”
我虽然感觉他对自己下的结论过于苛刻，但找不到反驳他严于自审的理由。他不是一只“八哥”，长着重复主人语言的“巧舌”，而是一棵关注社会、感悟人生的文学大树，对于风起风落、云起云飞、叶绿叶黄，时刻有着超人的洞察能力。不记得是谁说过这样的话：真正的作家，很少有满足的快乐，总是像在汨罗江畔苦苦寻觅国魂民魂的屈子。在当代文坛，我认为公刘就是这样一个人，因而我理解他的痛苦心声。
我说：“月有圆亏。月圆要有人写，月亏更要有人写，写蚀月的年代，是为了月圆。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你我都是穿越中国历史泥泞期的行者，人文良心让我们责无旁贷。”
记得我俩在交流心声时，站在我俩身旁的东北作家林予也插话了。他说公刘是文坛全才，建议他不要局限于诗歌创作，他那支神来之笔，可以在各种文学园地播种开花。公刘说：“今后我将多写些醒世的杂文随笔。”当天，我们谈了许多许多，直到司机催我们上车。云南之行，公刘那种诗人求索人生的执着个性，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能从天空的两朵睡云，联想到昔日的非正常的历史年代，并悲鸣我们虚掷了的青春，进而剖析到我们笔墨的失重，把文学才情与社会人生融为一体，这不是任何作家都能孕生的哲理认知。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死了自审精神，视民族兴衰于不顾，每天都在自恋、自擂、自唱、自炒中快乐活着的同行；公刘与这些时尚的酒吧群体，绝不属于同一品种。唯其不同，公刘才是公刘，在中国文坛留下了他与众不同的人文肖像。
公刘一生是很不幸的。记得在1997年，我们去安徽游黄山时，北京的作家李国文、邵燕祥和我与当地的作家鲁彦周、刘祖慈，特意一起去他家看望病中的公刘。身体一直多病的他，那天虽然流露出少有的兴奋，但依然让我感到透骨的悲凉。这不是出于他留起了胡子，显得比云南相见时苍老了不少，更让我动情的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父女相依为命的家。一个满腹才情的诗人，两次不称心的婚姻都解体了，其中的苦涩可想而知。我从黄山归来，曾想让我妻子（她曾在合肥当过军医）为公刘介绍一个同行的女性，让那个家真正成为一个心灵的港湾。妻子竭尽全力去做了，但因多种原因没能介绍成功。这给我心中留下了一个文学之外的遗憾。
公刘走了——他带着燃烧未尽的文学才情，走向了天宇的尽头。记得在1979年，他刚刚解禁回到云南时，在一篇自白生命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自我期盼：“我希望我能为人民写作十五年。”如果按照这个公式计算，公刘的生命答卷是满分。他的诗歌中的多篇佳作，被译成英、俄等多国文字，飞出了中国国界。而当代诗歌能飞出国界的人，可谓寥若九天寒星，因而可以说公刘没有愧对他手中的那支笔。更值得后人敬重的是，他始终实践着为人民而笔耕的诺言，他笔下流淌出的真实文字，没有只字的无病呻吟，只有忧国忧民的生命箴言，因而他没有愧对人生。但如果以公刘具有的才情来裁定生命，我仍然感到他走得太早了。如果他没有病魔缠身，以他的才情来说，一定会燃放出多篇绝唱来的。但是人生祸福无常——他走了，就像他曾使用过的“流萤”笔名那样，闪亮地划过人间的大千世界，去了浩渺天空，回归到属于他的文曲星座。
安息吧，公刘！尽管你走了，你却留给我们无穷的思念和有关人文精神的思考。
2003年1月12日于北京
[悼祖光]
吴祖光去了，他走过人间八十六年的路程。孩童时期，他是才子塑的神童。1937年，他写出以东北抗日联军抗日为背景的多幕话剧《凤凰城》；1939年，他发表了以文天祥抗金为主线的剧本《正气歌》；到了青年时代，二十五岁的他以一曲《风雪夜归人》，不仅让吴祖光的名字如日中天，并使死气沉沉的中国剧坛如孔雀开屏大放异彩。记得我年轻时阅读祖光的这些剧本时，就得出他是一个关注社会、体察民生、充满人文良知的作家。特别是他的《风雪夜归人》，虽然在重庆一度遭禁，但是无法熄灭人类的精神圣火。《风雪夜归人》成为中国戏剧的奇葩流传至今，并将与他的生命一道永恒于明天的历史。
令人心痛的是，中国戏剧界的这么一位大才子，到了中年本该是光芒四射、大展宏图，但是那段曲里拐弯的当代史让这位一生直言的艺术大家，在人生的黄金时段遭受五雷轰顶之灾。他是这样调侃其中年的：“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血雨腥风浑细事，荆天棘地作戏场。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寄意儿孙戒玩笑，一生误我‘二流堂’。”
我是在历史新时期才与祖光结识的。他那火一样的激情与率真耿直的个性，让我如遇难觅的心灵知音。为了表示对前辈人直面人生的敬重，我特意请他和凤霞吃过烤鸭。在吃饭的间隙，我转达了一对德国汉学家夫妇对他的问候。那两位汉学家是研究中国人文历史的，在翻译我的《走向混沌》时涉及了“二流堂”，他俩让我向祖光转致深深的敬意。不久，我接到祖光打来的电话，他说：
“维熙，你知道北京有一条拒马河吗？”我愣住了，因为稍有地理知识的人都知道拒马河在河北。他笑了，“我告诉你，它就在北京。”这更让我陷入五里迷雾之中，不知如何作答。祖光大笑起来，揭开谜底说：“不是有一个带‘马’字的威风凛凛的文坛官吏，去你家找你谈话时，被你拒于铁门外了吗？所以说，那条河就流淌在你家门口！”
他幽默调侃过后，我才明白了他在说我。我询问祖光何以会知道此事，他说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身为一个文人，就该长有这样的硬骨；作为一个作家，只能讲真话，宁可丢掉一切，也不能丢掉真理。当然，真话不一定就是真理，但是真理必然孕育在真话之中；假话就是说上一车皮，里边也没有一丝真理的基因。说得多么透彻，说得多么光明磊落！这件事让我久久难忘。表面上看起来，祖光是在褒奖我的行为，而实际上正是他自己的行为规范和人格独白。后来，在他参与的那场为受辱者讨公道的官司中，十足地表现出他是文坛一个大写的人！其实那两个蒙受侮辱的年轻人，与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只是为了真理，他便挺身而出奋不顾身！
祖光走了。后来人不要只是流泪，更重要的是学习祖光一生的纯正无私。因为时尚的文坛里，多了假面的舞会，少了赤子的真诚。为了文苑的清洁卫生，需要像祖光这样胸揣赤子情怀的人，真诚地面对社会，勇敢地面对人生！
匆匆行此短文，不及祖光光华之万一，就此住笔。愿祖光一路走好，在天堂再一次演绎地上的壮丽人生。
2003年4月10日下午
[别了，江南秀士！——悼文夫]
9日早晨，国文打来电话，告诉我老陆走了，真是命运无常。今年春节我和文夫通电话时，他声音虽然有些沙哑，但还能从他的语音中听到一种与友人通话时的兴奋。他说：“我只是行路有些困难，这是哮喘的后遗症，你放心吧，能闯过风雨年代的人，都不是懦弱的人。”说完这几句生命自白之后，他没有忘记对我进行规劝，“你要少吸烟，少喝酒，更不要玩命地敲打电脑键盘了。”不过半年光景，文夫沙哑的声音犹在耳边回荡，他竟悄然而去了。
多年来，我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只要是友人有了什么不幸，我总要拿出相册，翻看友人昔日的形影。文夫的噩耗传来，我从一堆相册中，找了很久，才从业已发黄的相册中找到了曾经一起经历的往事。第一张照片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的背后是飞流直下的长白山瀑布。那是我和他以及张弦应吉林之邀，一起登长白山天池时的留影。由于影像的再现，一幕幕的往事，立刻涌入心扉。记得，当汽车沿“S”形山路向天池盘旋而上时，文夫突然提出一个建议：“我们弃车爬山如何？”司机当即告知我们，去天池只有这一条路，意思是我们不能舍车而自行浪漫。但文夫告知司机和陪同我们一起上山的老黄：“你们可能还不太知道，我们仨可都是劳动大学毕业的，几年来爬格子爬得肌肉萎缩，让我们表现一回如何？”此提议立刻得到我俩的响应，弄得老黄进退两难。最后，他只好让司机先把汽车开上天池，他陪同我们一起爬山。这就是80年代的陆文夫。
至今我还记得爬山时的惊魂：没有路的山非常难爬自不必说，更让人揪心的是前行者踩下来的石头，不断向后行者的身边滚落。每一次石头滚落下来，不仅让人发出惊呼，长白群山都随之发出合鸣。当我们爬上天池时，人人大汗淋漓，只好脱去衣衫裸胸而立；但天池气温较低，我们只好把湿淋淋的衣衫拧干，重新披在身上。就是在这天池之畔，文夫对我述说了他的一件往事：1964年他在下放的劳动改造中，由于对生活和前途的极度悲哀，曾产生过自杀念头。他曾先后两次登上那儿的一座高高的古塔（记忆中这座塔名叫灵谷塔），当他一层层地爬到塔顶的时候，见天那么蓝、地那么绿，感到自己轻生实在愧对生养他的苍天大地。品着苦咸的泪水，他觉得自己不能走，还要卑微地活下去。在我过去的认知里，文夫是个十分乐观的人，我与他结识于1956年全国第一届青年创作会议，当时我和他互赠了彼此的处女作——他赠我小说集《荣誉》，我赠他小说集《七月雨》。记得善饮的刘绍棠与我拉着他在正义路附近的一个餐馆喝酒的时候，因为文夫的形象沉静儒雅，我在热酒灼膛之际，信口给他起了个“江南秀士”的雅号。但是我确实不知那时笑得那么灿烂的文夫，在那困顿年代的人生驿站也曾留下轻生的悲怆印记——不仅我不知道，也是众多文坛友人所不知道的。之所以将此事写在这里，意在说明虽然他外表儒雅，内在却深藏着探求真理的执着。
另一张合影，是在辽宁锦州笔架山前的海边。照片上文夫高高地站在中间，一边是我，另一边站着张洁。我们两个因何去的锦州，我已无从忆起，但是面对笔架山，文夫见景生情的一番幽默，我至今难以忘怀。他说：“这是给中国文人提示，笔高方能神远。”张洁开文夫的玩笑说：“笔那么大，拿得动吗？”文夫明知张洁是一句笑谈，但还是认真地说：“古文中不是有‘如椽大笔’一说嘛，意思不外是警示文化人不要看脏了手中的笔，干些蝇营狗苟之事，要人文合一。笔下流出的墨痕，一定要是自己的心声。”见文夫如此认真，我给他俩的谈话做总结说：“那就让我们对笔架山盟誓吧，我们三个谁写了违心之文，就让他死后上不了天堂，而下十八层地狱。”
此时，文夫当真走了。回眸文夫留下的文字，大都是拧干了水分的硬货，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很难的。从1956年的《小巷深处》算起，直到《围墙》《清高》《美食家》以及长篇小说《人之窝》……表面看，文夫留下的作品不是太多，但他的作品篇篇圆润，掷地有声。这是那些多卷体的官样“文集”远远不能比的。前几年，我曾去过文夫的家里做客，他家的小楼就在苏州河畔，站在小楼之上，可以鸟瞰院外的河和舟。真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文人，姑苏城文化的投影，充溢于文夫作品的字里行间。如此，文夫的文字如苏州园林般有滋有味，也就不足为奇了。祭文至此，我还要特别申明一点：文夫逝世这几天，报刊和网上不断提及《美食家》一篇，我不太同意把文夫的遗作只囿于《美食家》的帏阁之中，他的许多作品都是精雕细刻——绣出苏州园林般的绝美意境，却不可挂一漏万。此外，不能忘却的一笔是，文夫是个有中国良心的作家，就像他在笔架山前的自白，他的一生没有留下一丝蝇营狗苟的肮脏，在今天的文坛，文夫都做到了无愧于心！因而他去的地方，是天穹之上的天堂。
今天是2005年7月13日，苏州百姓正为文夫的远去而在殡仪馆送行。远在京城的友人，不能前往苏州，仅以此一纸悲情悼文，送文坛的“江南秀士”上路。
2005年7月13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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