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老兄的《甲午风云》是很难写的，而把一个难于驾驭的题材变成艺术精品，就更难上加难了。你叶楠有这份功力。”
周明说：“无论是《甲午风云》，还是《巴山夜雨》，都是酒中的茅台，不是滥竽充数的‘白薯干酒’。”
听到我俩的赞美词后，叶楠虽然还是高声大笑，但他的自谦和自审精神，并没有因美酒烧膛而改其内在形骸。他是这样自我评说的：“回头一看，都大大小小留下了一些遗憾之处，如果我现在写它，绝对比你们看到的好。该怎么说才好呢，电影创作永远是让作者‘留下遗憾’的艺术。所以我奉劝二位，千万不要轻易‘触电’。”之后，叶楠当真与影坛拉开了一定的距离，笔锋伸向了小说、散文领域。他先后出版长篇小说《花之殇》、短篇小说集《海之屋》以及散文集《苍老的蓝》等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仍然读出来他对大海的一往情深和一个作家直面生活真实的勇气。
叶楠为人坦诚直率。既没有文人的口是心非的腐臭，更没有文坛流行的畸形自恋；有的却是文苑最为匮乏的自审和直言不讳的人文精神，这是叶楠书内文字和书外为人留给我的深刻印象。也许正是他身上具有的品格，北京一批布衣布履的作家，与这位来自大海的剧作家，产生了纯净的友谊，我是这个友谊链环中的一个。记得，在1990年初一些友人来我家欢庆新年时，叶楠也兴冲冲地来了。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冬天，因为那时的文坛出现了一种与改革开放背离的文艺现象，有的人不仅对历史新时期的文学变相地提出质疑，又提出了令人心悸的“清理队伍”的口号，因而那次欢聚使我终生难以忘怀。王蒙、国文、张洁、心武、谌容、莫言、抗抗、晓声、风珠、周明、匡满、仲锷……一下来了二十多位友人，致使我那间客厅兼书房顿时人满为患。在我的认知里，这是一次“与时俱进”的迎春聚会。在午餐时，叶楠显得比任何人都要兴奋，他像是一个顽童那般，踩着椅子打开我的酒柜找茅台酒，并不停地与友人们干杯，直到喝得舌头有些发短，友人为他扣杯为止。那年，他已年过六旬，但依然未改童真本性，这是叶楠文学耕耘之外的另一幅生活肖像——他潇洒人生，百无禁忌，花白的头发下深藏着的是一颗不老的心。
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在20世纪之尾，应五粮液酒厂之邀，我和他同去四川宜宾的日子。在那儿叶楠见到了他孪生的弟弟白桦，虽然从相貌上看去，叶楠显得略略苍老一点，但我从心态上去扫描这一对文坛的美男子，倒觉得哥哥叶楠更为自然洒脱。他不修边幅，头发散乱地披在额头，身上穿着苍蓝的牛仔衣衫，肘部已然磨得蓝中透白，但他依然我行我素，行走在东西南北中。他生活十分随意，但是他心里那杆秤的秤星，丈量起文学气候的阴晴寒暖或评说起文坛上的假面恶俗来，又常常入木三分。记得，有一次我从报纸上看到他的一篇随笔，题为《拔苗助长》。我打电话给他问其笔锋所指，他说：“你看不见有些芝麻文官，使用手中的那一点点权力，在为儿女开路吗？也许其儿女本来是可以成才的，但经过其父母的‘拔苗’，短期效应可能是‘立竿见影’的，但从长期的结果看来，‘拔苗’不仅不能助长，反而会把一棵苗子给毁了。”经他提示，我立刻知道他的笔锋所指的人了。所以，在我眼里叶楠外形上虽然不失谦和，但眼里容不得任何一粒沙尘，这是叶楠肖像中的另一面——将其两面合而为一，才组成一个完整的叶楠。
叶楠走了——走在今年的清明前夕。在感叹人生祸福无常之时，我翻箱倒柜找出来那盘1990年的录像带，并在电视屏幕上反复观看当年的他，以缓解心中对这个真诚友人的思念。写此一纸祭文时，窗外飘落着4月的第一场春雨，那淅淅沥沥的雨声，就是友人们送别你的叮咛：叶楠，你一路走好，朋友们在为你挥泪送行！
2003年4月9日
[无水行舟——悼波泳西归]
刘波泳走了，走在21世纪的1月26日下午。他走得很安静，历经长长的沉睡之后，于这天下午1点，他回光返照地突然睁开眼睛，拉着妻子王素心的手，吃力地吐出了“无憾”二字，便闭上了他的眼睛。闻此悲耗后，我不知为什么想起了黄土高原下，一条条无水的河。后来我解析开了这个臆想，他是从黄土高原的沟壑中走出来的汉子，延安抗大留下过他的身影，晋察冀边区的土地刻下过他的足迹；他走了很远很远的路，但大半生是在无水之河里拉动纤绳，生命里尽多苦涩的疤痕。
现在的年轻人，大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了，但是在1957年风雨交加的时候，他的名字很响——笔名杨凡。他倒霉在一本名为《灶王爷的小本子》的小品文集上。其实波泳不过是以昔日农村锅灶旁常常贴有“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灶王爷的民俗典故，讥讽有些干部报喜不报忧的浮夸之风。当时，报社的李滨声因漫画《没嘴的人》被划为右派，批判者说波泳的小品文集与李滨声的漫画遥相呼应。于是他便被打入另册，下放农村和农场改造多年，直到1979年我们在北京日报相逢为止。在我与他共同承受苦难的几年光景中，波泳留给我的印象绝非右派群体中的落井下石者，而是一个缄口少言的人。这在当时已然很难了，波泳是其中的一个。可能是基于这个缘故吧，近几年来他的病一直牵挂着朋友们的心。
去年年底，我还与滨声、复羊一起去波泳家里探望过他。当时他刚出院不久，身体消瘦面色蜡黄，但是出于相聚的激动，当天他说了很多很多忆旧的话。50年代，我们都在北京日报文艺组工作，后来又一起翻船落水，铭刻于怀的往事自然很多。但他是个癌病患者，多说话是很伤神的；我们不得不偷偷提醒他妻子素心，让波泳平静其心。临辞行时，我对送我们上路的王素心说：“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你在精神上要有所准备。”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吧，她打来电话，说波泳又住进医院了，医生说他有癌扩散的症兆。其中最令我感伤的是，波泳在这即将告别世界的时刻，每天让家里陪床的人给他读我的《走向混沌》中的一章。我说此举应当停止，因为不利于他静心，但是反馈回来的信息是，不读他睁大眼睛不睡。何故？他可能是耳听此书的同时，在回忆他遥远的人生行程——一个生于陕西渭南的娃子，一个从高原沟壑参加了革命的青年，是怎么走到1999年20世纪之尾的吧！因为他在划右后的困顿时期，并没有虚掷光阴，写出了长篇小说《秦川儿女》一、二、三卷，其中因为涉及了刘志丹，“文革”期间在“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大批判中，他的这部书稿，也一度被推上了打靶的靶牌，直到平反后的1979年此书才得以死而复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问世。
临行前，他留给他妻子素心的两个字，是他对自己一生作了评价：无憾。这是他个人的总结。但是我们把他放到历史长河的波光里，去透视他走过的那条崎岖坎坷的路，就不能再说“无憾”了。因而，我在悼念波泳的挽联上，写上了他的人生档案：无水之河，拉纤行舟。波泳走了，谨以此文祭悼他的在天之灵。
2000年1月30日于北京
[哭公刘]
公刘走了——走在2003年1月7日。他女儿刘粹从合肥打来电话告诉我这一消息时，我宽慰低声哭泣的刘粹说：“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巨大的伤痛；对你爸来说，是个彻底的解脱，因为再拖下去，你爸实在太痛苦了。”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公刘病危于床，喉管切开后被插上一根管子，在死亡边缘上徘徊的日子，已不算短了。2002年12月13日，我去安徽合肥出席一个文学会议，下了飞机把东西放在宾馆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跑到医院监护室，去看病危的公刘。那是一场令人心碎的见面，昔日才情横溢的一代诗坛大才，躺在病榻上已然处于昏迷状态，他两只大大的眼睛痴呆地仰望着病房屋顶，似还活在人世，而实际上灵魂已离开纷繁的人世，正在回首他走过的漫漫风雪之路，寻觅着死国的天堂之门——因而，我只看了公刘一眼，心已沉到谷底。出自本能，我立刻把他那只写过多篇华丽诗篇的右手，紧紧地握在我的掌心。我下意识地希望他能认出我来，哪怕是眼角的一丝余光也好，以给我留下一个永恒的记忆。
站在病榻之边的公刘女儿刘粹，用急切的声音呼唤他：“爸！维熙叔叔看望你来了——”没有任何回应。
刘粹再一次呼喊弥留于生死界上的爸爸。连续几次的感情信息传递之后，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当真发生了：公刘直视屋顶的目光，先是开始了转动，最后竟然与我的目光交织在一起。
这一瞬间，他的嘴唇微微颤动了一下，似乎要对我倾诉什么，同时他的那只手，在我掌心中轻微地动了一下。这个刹那间的回光返照，既是灵魂火花的交融，又是生离死别前的情谊表达，尽管我拼命克制着感伤的情绪，泪水还是涌出眼帘淌下脸腮。我说了些安慰他的话，希望他能听见，但是他痴呆的目光很快就回归到原来的屋顶上去了——第六感觉告诉我，公刘怕是难以支撑下去了。
之所以如此钟情于公刘，是因从年轻时起，我就是公刘文学才能的崇拜者；直到我白发染鬓，在我的认知中，他依然是我的文学师友。公刘原名刘耿直，江西南昌人，年幼时在寒窗下苦读经典，少年时代就萌发了文学天赋。他从十三岁开始发表诗作，当属中国文坛中的神童之列。正像他的真名刘耿直一样，解放前因不满国民党的腐败，他参加到反蒋学生运动的洪流中的同时，曾以流萤、龙凤兮和扬戈为笔名，先后在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正报》《华商报》等报刊，发表爱国诗章兼杂文、剧本，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大才。解放以后，他又参加了二野的陈赓部队，随军进驻云南边陲，相继发表了著名诗篇《上海抒情诗》《在北方》，并写出充满诗情的电影剧本《阿诗玛》。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次因事去了在青堂瓦舍独院中居住的艾青家里，在与艾青谈话时，话锋不知怎么转到了诗坛上来。艾青突然问我读过公刘的诗歌没有，我说不只读过，年轻时我还摘抄背诵过公刘的《在北方》的组诗呢！他说了一句十分风趣的话，一直让我牢记于心：“你的眼睛没得色盲，中国什么行当里都有真假‘李逵’，公刘是诗歌界中的真‘李逵’，是个真正的天才。”在我的记忆中，对诗坛很少发表赞美词的诗坛泰斗艾青，那天由衷地赞美了公刘的诗。他的夫人高瑛在一旁注解道：“艾青最近身体一直不好，养病时他刚刚读过公刘的诗。”
诗翁艾青对公刘诗才的评价，是十分公允的。在我看来，20世纪50年代，是个盛行标语口号冒充诗歌的年代。他的诗作之所以耀眼，就在于他的诗作都从意象落墨，绝非标语口号的变种，其中如《望夫云》《在北方》……所以能让年轻时的我为之倾倒，并在对比之下自叹无才无艺，完全孕生于他诗中意象的挥发。至今，我还记得他诗作中，形容国庆节天安门之夜礼花绽放写出的绝句：天安门上空孔雀开屏。
可以这么说，他这些气魄雄浑、意象丛生的诗作，不仅折服了我，几十年来，他的文采折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这是我与公刘产生深厚情谊的渊源之二。自古以来，真正的文人命运似都充满了羁绊，公刘的命运也不例外，在1957年的那场政治风暴中，他也被卷进了台风眼。记得，在“文革”年代，我在晋南劳改，他在晋北改造，虽然近在咫尺，但因没有人身自由，因而只能与他像寒星般遥遥相望，而无相聚一叙之机。直到历史新时期的1983年，公刘一度安家于北京，有一次我与谌容、心武特意去景山附近他居住的宅院，看望诗坛大才公刘。那是一次使我终生难忘的会面，我们在为历史新时期频频举杯之余，话题没有离开他的诗歌创作。他说了几句风趣的话，曾使我们开怀大笑：诗是醇香的酒，而不是无色无味的水；好诗虽然不能醉人一溜跟头，但总不该像喝白开水一样无味吧！那天，我们是中午去看望公刘的，一直聊到日影西斜，才与公刘话别。昔日，文坛曾盛传公刘生活怪癖，但我看到的公刘，是个十分随和而又不失风趣的人。他送我们到庭院门口，与我们握手话别时，还不失他的风趣与我们相约：“好花不常开，何日君再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