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引发我如是的感慨，绝非空穴来风之孟浪。中国历史进入新时期以来，他深情地关怀着文学的走势，并以“拨乱反正”的无畏精神，站在文学的最前沿。记得，新时期之始，我发表在《收获》上描写劳改生活的作品，因为小说的内容和背景在过去一直被视为文学禁区，在一段时间之内曾受到过非议；光年当时身为作协党组书记，与主持《文艺报》的冯牧同志一起，拿出刊物两期的篇幅进行专题讨论，在清扫“两个凡是”的阴云的同时，在文学领域里为文学表现社会生活真实清扫路障。今天谈起这件往事，似乎十分可笑，但在当时并不轻松；写匿名信告状者有之，说小说是“解冻文学”者有之；就连我曾服过劳役的劳改单位，在上书声讨我的小说时，还称我为“从犯”，说我写此小说的目的是意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云云……如果说，这特殊的历史佐证，还不足以代表光年同志的精神全貌，那么从扶持后来人刘心武、蒋子龙、张洁、谌容、张抗抗等一大批直面生活的作家群体上——特别不能忘却的是，光年为此一度受到来自文坛某些力量的围攻时，光明磊落据理力争，态度始终坚定如初。一个文坛老人，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光年在1979年，就因肠癌做过开膛破肚的大手术，如果没有一点燃烧自己的奉献精神，能为中国文学史留下这些闪光的史料，能给后人留下这么良好的口碑吗？
穿越过风雨历史的文苑前辈人，近些年来走了不少，我不敢说这些仙逝者都是深谙文艺规律的先知先觉，但我敢说光年是位尊重艺术规律的文坛领导人。1985年初，在新老两届党组的交接会上，光年一席语意深长的告别词，可以视为他在这方面的自我画像。他说：“……我要离开党组的工作岗位了，这届新党组中有王蒙和维熙，希望你们在做好工作的同时，不要丢下创作——如果因此而使你们远离纸和笔，那可不是领导调你们来，以及我个人欢迎你们来作协工作的初衷……”在一般人听起来，这可能属于老生常谈，但对我的认知来说，只有深谙文艺经纬的内行，才会使用这种语言，才会有如此气度的亲切告别。难道不是吗？试想，如果是一个对文学一窍不通、生猛海鲜般的文艺官僚，能有这样的内心表达吗？为了说明问题，我再举一个与此相反的例证：80年代初期，在一次中篇小说的发奖会后，有一位领导对我说了如是的期望：“希望你写劳改生活的作品到此为止，把笔锋转向对新生活的写作。我出于对你的关心，才对你这么直言，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这位领导的话，是出于对我的关心，但文学是生活的孕儿，我二十年的劳改生活积淀，才刚刚开始向稿纸上倾吐，怎么能一下子关住闸门，让它烂在我心扉之中呢？退一步说，就算我有表现新生活的愿望，可是我没有新生活的感受啊，这不是把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搞颠倒了吗？这与光年对王蒙和我提出的希望，可以界定为南辕北辙的两种声音！该怎么说呢，从事文学这个行当的作家，无论其表象上多么痴呆木讷，其内在都是“人精”：内心揣着的那杆标准秤，对谁对谁错、孰重孰轻，都掂量得清清楚楚。
也算是与光年同志的缘分吧，我与几个作家在1985年4月，陪同光年一块儿出访了日本。在这段日子，又对光年同志的人文良知有所洞察。记得，有一天在箱根温泉景区游览，光年看见不断冒着热气的泉水，颇有感触地对我说：“你看它们生命力多强，真可谓前仆后继。人要是有这份精神就好了。”
我说：“这是您的象征，从《黄河大合唱》到今天，不是挺像这不断喷涌的热泉吗？”
光年脸上没有任何高兴的表情。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突然间蹦出来一个我意料不到的话题：“这些冒出地面的热泉，是你们受过冤屈的同志。在50年代，由于许多复杂的政治原因，当时我们文艺界的头面人物——其中也有我——不但没有能保护一些同志，在重大的压力下，还做了一些愧对你们的事，我应当向你们这些被掩埋到地下多年的同志道歉。”
我愣住了，一时之间不知说什么好。这时，多亏陪同我们的中日友协的朋友走了过来，谈话无终而止，才算解除了我的尴尬。这件事，对我来说印象极深，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面对地下热泉，光年会抒发出这番历史感慨。尽管当时我无以对答，但事后我认知这是光年人文良心的折光；也许正是有了对昔日文坛历史的反思，才有了对新时期文学的义无反顾。其实，50年代我还在北京文联系统，我和同代人王蒙、绍棠、友梅的沉沦底层，与中国作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光年那天有感而发，不是指张三、李四某某个人，而是对那个时代被划为右派（还包括反胡风运动中的中箭者）陨落的文艺星群的总体反思。多少年来每每想到出访日本，必联想起箱根的热泉；而每每记起那一眼眼热泉，便会激起我对光年的深切敬意。道理十分简单：在中国昔日的国情之下，光年当时身为文坛的领导人之一，在沉重压力之下，就是长有三头六臂，怕也无回天之术。重要的是，当历史沉淀出生活原色之后，光年在1985年就能有如是的自识，是人质的闪光，是品格的写照。与那些“永不忏悔”的文学掮客相比，可谓思想境界和人文良心的正负两极。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光年同志在我眼里不仅可敬而且可亲，多年来我把光年视为可以谈心的师友。逢年过节，我常去看看老人，听他聊聊人生，听他谈谈文学。在老人家里，我发现光年虽然离开了领导岗位，但还是个时刻关注中国文坛的人。其关注的表现形式，不是夸夸其谈，而是埋头读书。可以这么说，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都在他阅读的范畴之内。他在病中读过我的《走向混沌》，新人之作《花季雨季》《三重门》他也读过——一句话，光年是个与时俱进、锐意求新的文坛老人。此外，老人还惜时如金地进行笔耕。他说他心如一池静水，除了读书就是写作。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写字时手都微微颤抖了，还能以“老骥伏枥”的进取精神，不断地写出新作，这种笑对夕阳的情怀，着实让我感动不已。记得，两年前我去他家做客的时候，这位文坛长者，拿出三本专著送给我：一本是解析《文心雕龙》的书，一本是《文坛回春纪事》，另一本是他大半生写下的诗词歌赋。
当时，我半开玩笑地对光年同志说：“八十多了，您还不停下手中的笔，您要写到什么时候？”
光年笑得很响亮：“‘老夫聊发少年狂’，可是精力真的大不如前了。”
说心里话，我真想劝说老人珍惜身体，因为他是个因癌症缠身，两次开膛破肚的人了；而文学这个职业，又是最伤人元气的活儿，老人到了该逍遥的岁数了。但是我这番话难以出口——一个把毕生精力都献给文学事业的前辈人，出于职业本能，是难以扔下手中那支笔的；如果让老人停笔，无异于对他宣判死刑。但是，我仍然感觉光年的生活过于清苦了，为了让老人生活多一些色彩，多一些缓解疲劳的笑声，在2001年五一节，我去光年家做客时，特意带上了我的小外甥女张婧，她虽然才十二岁，但弹奏民族乐器阮，已进入了八级的高难阶段。行前，我问她：“光年爷爷的诗集，你读了几首？”她说：“有的我能读懂，有的我读不懂。”我又问：“你能读懂的诗文里，有没有可以用阮这种乐器表达的？”她立刻高兴地跳了起来：“有。爷爷诗词里有一首《丝路花雨》，我的曲目中也有一曲《丝路花雨》。”我说：“好，你到那儿就给张爷爷弹它，只当是给光年爷爷的诗配乐吧！”
在我的记忆里，光年那天格外高兴。光年家里儿女们不在老人身边，在日常生活中少了那份孩子绕膝的天伦之乐，小张婧去做客，让朝阳与夕阳共坐，不仅可以填补老人的感情空白，还是一件十分富有诗意的事情。因而，当张婧坐在他的身边与老人聊天时，我当真感到此举激活了老人的童心。特别是张婧为老人演奏那支曲子时，随着琴弦时而舒缓时而急骤的旋律，我觉得老人额头上的皱纹都在音乐的旋律中舒展开了。此时此刻，我不知道老人是否忆起去新疆时听到过的大漠驼铃；抑或是他的思绪，飞到了与他生命肤色一致的黄河瀑布——因为老人告诉过我，他当年站在壶口看惊涛垂天而落时，才二十多岁，那不仅是民族的生命象征，也是他写出《黄河大合唱》的艺术之源。
短短十分钟的演奏结束了。光年鼓掌之余，连连对张婧说：“谢谢你，小姑娘！你给我带来了艺术享受！”
本来，张婧还可以再为光年演奏别的曲子的，但这时为光年打针的护士到了，为了老人的健康，我们只好起身告辞。在离开光年家的时候，我就与光年相约，在新春时节，我和张婧将再来为光年演奏新曲——可是我们万万没能想到的是，当新春佳节到来之时，光年却匆匆与世长辞了。
谨以此文，遥祭光年在天之灵。人总是要死的，生是对死的延伸，死又是对生的谢幕；在人世间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永恒循环中，像天空中的流星一样，留下自己形影的究竟能有几多？而光年是在浩渺的历史长空中，燃烧过自己并留下生命之光的一个。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勇敢地投身革命，为新中国的诞生流汗流血；在中国历史的新时期，他又像一头拓荒的牛，不畏荆棘丛林中“虫叮蚁咬”之灾，奋力播撒文学谷种。他的灵肉似与春天有约，以笔为桨破冰河而勇往直前；但当冰化雪融的春天到来时，他却倒在了新春的门槛上。
黄河将记住他的形影。
世纪已留下他的声音。
一个用尽浑身力气拉动中国这只古船破浪前进的黄河纤夫——这是他留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幅精神肖像！
2002年春节
[春雨潇潇送叶楠]
叶楠走了，最后的一段路，走得十分痛苦。四年前他被确诊为肺癌，经过一次次的住院化疗，先后做了五次手术，但最终无法使其病情好转，今年他体躯内的癌细胞渗透到骨骼之中，历经疼痛的苦苦煎熬，在今年春天百花盛开之时，叶楠生命之花凋谢了——今年4月5日晚上8点20分，叶楠走完了他的漫漫人生。记得在中世纪，有个哲学家说过大意如下的话：人的一生，不过是从前门走到后门。此话的含义不外表示人生的短促，要人们关爱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于3月24日下午去海军总院探望叶楠时，他的夫人告诉我，叶楠已然拒绝服药了。只有非常理性的人，才能在生死界碑前做出如此的选择。
我站在病榻之前，劝说他不能拒绝服药。他先是轻轻地摇头，后来痛苦地对我倾吐他的心声：“没有用了，我了解我的病，与其自我折磨，不如……”此话，立刻让我忍不住怆然泪落。我握住他那只苍白无力的手，再说不出任何一句话来。但叶楠以超人的冷静，对我倾吐了他最后的心语：“你来得不晚……不然我们就难以见面了。”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就闭合上眼睛，任我怎么呼唤他，他都不出声了。但我看见一滴泪水，从他眼角流淌了下来。
这一切都是出乎我意料的。来医院看他之前，我还特意去花店买了一盆绿萝，想激励他勇敢地活下去；此时我才知那盆绿萝不能再激起他的生活欲念，成了送他西行的象征。三年前，他初进医院时，也住在这个病区，记得那时我来病房探视他时，他还与我谈笑风生，根本没把肺癌当一回事。他端详着我送来的一束火红的玫瑰花说：“你放心，它就是我生命的象征，我的命很硬，不然早就葬身在波涛汹涌的东海里了。”我理解他这番话的意思：年轻时他是东海舰队潜水艇工程师，经常随舰艇下潜到深海海底。他受到过极为严酷的生活磨砺，因而自认为长就一身铮铮铁骨，能够战胜一切病魔。真是此一时彼一时——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会在同一座楼的病房里，说出与三年前截然不同的话，并在那儿，与他生命相依相恋的大海永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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