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远在1982年底，我刚刚从魏家胡同的一间十平方米小屋搬迁到团结湖新居不久，有一天接到了一个传呼电话（当时，电话还没有普及到家宅），我跑到居委会去接听时，从那哈哈哈的豪爽笑声中，已然知道是雷加了。他说他想来新居看看我，不知道我是否在家。我立刻阻拦他来我家——因为当天天空阴霾，天气预报说有下大雪的可能。他听了我的回答后，笑声更为响亮并反驳我说：“这样的天会朋友，才更有味道。”言罢，电话断了。我的心非常不安。第一，雷加年长我十七岁，虽然北京作协会给他派车送他，按辈分讲，有失礼仪；第二，他已是奔往七十的老翁了，天气这么阴冷，为庆贺我搬迁新居，万一得个感冒什么的，不是太不值了吗？但是事情已经定下来，我也只好在家中静等了。
过了个把钟头，雷加终于到了——楼下鸣响的不是汽车喇叭声，而是阵阵自行车的铃声。我隔窗下望，雷老不是坐单位汽车来的，而是骑着一辆自行车来的。我忙跑下三楼去迎接。更让我目瞪口呆的是，他的车后座上还驮着一个小花盆，里边开着的是一束梅花。
我说：“雷老，你这是……”
他哈哈大笑着说：“想不到吧？古人说‘梅花香自苦寒来’，为庆祝你搬离十平方米小屋住进新楼，半路上突发灵感，便到花店买了一盆蜡梅送你，因为它可算是你的‘生命花’，祝贺你梅开二度，再红枝头！”
雷加的“蒙太奇”之举，让我久久失语。记得，我是一手抱着花盆，一手搀着雷加登上三楼的。在攀登楼梯的过程中，他不断甩开我搀着他的手，但我死活不松开。他无可奈何地说：“行！到底是‘劳改犯’的胳膊，还真有劲！”
爬上三楼，我老母亲为他沏上了一杯热茶，他推开茶杯，拉起我老母亲的双手说：“大嫂！这么多年你受苦了。我祝贺大嫂苦尽甘来，维熙会用作品来报答你的。”说罢，又是一阵大笑。
这天中午我母亲特意给雷老做了一顿农家饭：稀的是玉米粥，干的是玉米饼子。这是雷老点名要吃的，家乡送来五谷杂粮，正好让雷老吃了个饱。但吃过午饭后，窗外的天空飘起了雪花。雪后路滑，加上路途遥远，骑着自行车来的雷加该怎么回家？他发现我在窗前看雪，知道我正为他担心，便像童年嬉戏那般，用手指拧着我的耳朵，把我从窗边拉回到沙发上说：“你太小瞧我雷加了吧，我受的罪没有你多，但走过的风雪之路可比你长——从东北鸭绿江到延安，从延安又回到东北，然后来到北京。这点飞雪正好是给我的归程助兴哩！你把你出版的长篇《北国草》，给我签上名，我就打道回府了！”
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此时雪越下越大。我说我去给北京作协打个电话，让司机来接你一下，雷加对此连连摇手；在百般无奈之际，我选择了骑着我的自行车送他一程。那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雪中送友，就好像老天有意宽待雷加而虐待我一样，我的车子两次滑倒，他却安然地骑在车子之上。每逢我倒霉时，总是招来他的朗朗大笑，笑声过后便是对我的戏谑：“怎么样，‘劳改犯’？我劝老弟现在就掉转车把，回你的团结湖——”
我拒绝从命，继续骑车送他，但是到了建国门外大街，还是硬被他拦住撵回来了。
“再见——”他朝我喊道。
我对他高喊：“雷老，你到家后给我打个传呼电话，我好放心——”
将近黄昏，我终于接到他平安到家的电话。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雷加的传奇的人生经历，让我对其十分敬仰：他1915年生于辽宁鸭绿江畔的丹东，1931年九一八事变，就离开故土鸭绿江，先后在北平、上海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开始了写作和俄文翻译工作。1935年他二十岁的时候，发表了译作《高尔基文学的四十年》；1938年他到达延安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发表了描写抗日战争烽烟的《水塔》《黄河晚歌》等小说；之后，他跑遍了中国的东、西、南、北、中，50年代，先后出版了《春天来到了鸭绿江》和《潜力》三部曲等几百万字的小说和纪实文学。让我更为崇敬的是，这位历经战争烽火考验、饱经政治运动磨砺的文坛宿将，却仍然质朴如初——说得形象一点，他就像是一个永远笑对生活的老顽童。他冒着严寒骑着自行车并送来一盆蜡梅，这是他人文性格的写真。雷老的另一面，又是个有情有义、率真豪爽、骨骼里有着文人钙质的北国汉子。之所以这么说是有例为证的：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作协的党员作家在市委党校学习期间，在一次为历史定位的会议上，雷加扮演了“当头炮”的角色。会上浩然称“‘文革’只是犯了个错误”，而雷老是作家中第一个站起身来，反驳浩然错误论点的。他说：“不仅仅是错误，应该说是一场民族劫难。”他在会上列举了诸多史实——包括许多开国和建业的革命功臣在“文革”中的悲惨命运，为自己的论点做证。可能是雷加和我体躯里都有“亮实情讲真话”的基因，我是第一个为雷加的真诚拍手叫好的。浩然在当天虽然为此而不快，我和雷加却为此而成了忘年之交。
可惜的是，和雷加没有相聚几年，1985年初我就从北京作协被调往中国作协。相会的机缘虽然少了，但精神中枢仍然没有断裂。逢年过节，我必打去电话问候不说，每每有新作出版，我不忘把书送到雷加手里，以求前辈人的指正。非常有趣的是，有一年夏天，我到北京作协办事顺便去看望他时，陈年旧情又被点燃起来：当天很热，我手摇着一把纸扇解暑时，那把纸扇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先是从我手中夺了过去，后又读开了扇面的题诗：
何需惆怅惜春迟
二度梅开花满枝
驿路风尘化诗雨
朝花何妨到夕拾
落花流水红颜去
沧桑历尽大道直
唯求肝胆如冰雪
放眼山花烂漫时
读后，他惊呼：“哎呀，太好了！老弟，它出自哪位诗家的手笔？”
我给他来了个黑色幽默：“你得了健忘症了吧？是你送我的呀！”
“我？你别跟我开玩笑了，是谁写的从实招来！”他拧紧了我的一只耳朵。
“不是你，是雷加。”我也来了逗乐的兴致。
“你……你……是拿我取笑吧？”
我这才告诉他，当年他骑着自行车给我驮去梅花一事，被住在一楼的老报人曹尔驷隔着窗玻璃看见了。“他过去在北京日报与我是同一个编辑室的好友，被你的真情感动之余，便把你的意向化成了他笔下的诗章——所以追根溯源，还要追到你头上，没有你那盆蜡梅，哪会有这扇面诗出笼？”
雷加哈哈大笑起来，摸摸自己的头大声说：“好了！我承认我是始作俑者！”
笑声远去，岁月无情。进入21世纪之后，我除了在电话中能听到雷加的笑声之外，彼此见面的机缘少多了。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他，是他家小阿姨接的，她告诉我老人虽然笑声依旧，但因腿脚失灵已经靠轮椅行动了。情急之下，第二天我带了些营养品和家乡的土特产，去南城右安门大街的一座居民楼里看望他。
我埋怨他说：“在电话中，你怎么不告诉我？”
他依然大笑着说：“现在是你忙我闲，不愿多占你的宝贵时间。”
“你偏偏爱和自己较劲。你还记得吗，在一个雪天你骑着自行车……”
“现在怎么了？我还是骑两轮的车子上街，不过是用手代脚而已！”说着他用两只手，转动了轮椅的轮子，在客厅里绕开了圈子。
此举急坏了给我们沏茶的小阿姨，她急忙丢下杯子，跑到雷加身边帮他推车。但雷加就像当年去我家攀登楼梯时推开我搀扶他的手那般，把小阿姨的手推开，继续他的轮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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