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加打断她的话说：“我不是谷子，我是鸭绿江边的一粒草籽！早晚有一天，我这株野草，还要飞回到母体里去的！”
当时，我没有仔细咀嚼雷加这句话的深层含义。直到2009年春夏之交，突然接到雷加女儿刘甘栗的电话，说雷老因器官衰竭于2009年3月10日下午病故，当时老人刚刚过了九十四岁生日，就猝然告别人间去了天堂。现在她按父亲遗嘱，已经把骨灰撒进鸭绿江的碧水之中。
我难过之余，询及甘栗为何报纸上没见到有关的新闻。
她回答我说：“叔叔，你是了解我爸爸的，他一生以平民百姓自居为荣，告诉我他走后一切淡然处之。”
我落泪了。笑声如涛的雷加，高大威猛的雷加，一生走得就像雪花那般无声无息——晶莹剔透的白雪，就是他灵魂的化身。1915年至2009年早春，他淡定磊落地走完他九十四岁人生里程之后，生命之魂又回归了鸭绿江。今天，当他百年诞辰到来之际，我在京城向遥远的鸭绿江致敬，因为那浩瀚的水波里，闪烁着一颗晶亮闪光的中国文魂。
2015年1月15日于北京
[最后的微笑——悼斤澜]
4月11日下午两点多钟，我和刘心武先后抵达同仁医院，去探视病危的文学长兄林斤澜。其实，我和他早就约定要一起去看看斤澜兄了。今年初春先是我得了感冒，后是心武发烧；而斤澜得的是肺部重症，任何一粒细菌都会加重斤澜兄的病情，因而一直拖延到了4月11日，心武感冒完全好了之后，我们才匆匆赶赴同仁医院。
但是没承想，这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还是他即将告别人间、远行天国的时刻。这是巧合，还是天意？我走进医院病房通道时，心武正戴着一个大大的口罩，与斤澜的女儿林布谷等着我的到来。我说：“怎么样？”布谷说：“正在抢救，不能进病房。叔叔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吧！”心武告诉我，因为他早来一步，刚才在斤澜清醒时，他已与斤澜有了心电交流：“斤澜见我之后，虽然唇间没能吐出一个字，但是他曾几次对我微微而笑了。”
此时是抢救时刻，我只有耐心等待；任何不理智的急躁心绪，都是抢救时之大忌。因而我在病房过道徘徊了许久，直到抢救完才可以进病房探视的“绿灯”亮了，我和心武才走进病房。比我想象得要好，因为躺在病榻上的斤澜，虽然失语无声，但眼睛和胳膊都还能自主转动。我走上去首先向他伸出大拇指，既是对他的生存勇气的鼓励，更是对他在中国历史几十年风风雨雨中人文品格的赞颂。因为我认识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斤澜从没有伤害过文友，记得在1957年反右期间，他总是紧闭双唇或以各种理由逃避会议。他似乎理解了我伸向他拇指的意思，脸上的冰霜慢慢地开始消融，继而出现了一丝笑容。
这时，我难耐感情的伤痛，一下握住了他的手并轻轻地摇动着对他说：“还记得吗，1955年的冬天，我俩冒着北大荒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去北京青年垦荒队体验生活？距离今天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眨眨眼皮，好像听懂了我的话语，嘴唇颤动了一会儿，轻轻地吐出个“一”字来。我无法得知这个“一”字的含义，布谷在旁边帮我解读她父亲的话说：“我爸是说你们是一辈子的交情！”
我的眼圈红了，怕斤澜看见我的眼泪，再伤及他病危的身体，便紧握了他的手一下，慢慢离开病榻。这时我才发现，心武不知何时离开了病房。陪我同去医院的妻子，低声告诉我：“他在阳台上流泪呢！”我在阳台上找到了心武，劝他节哀的同时，眼泪也涌出了眼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斤澜是我们忠厚的文学兄长。他平日散淡地生活，远避摄像镜头；他在文学上崇敬沈从文，生活中以酒自乐。2006年秋，心武约斤澜和我喝酒聊天，一瓶五粮液他喝了大半瓶——我虽然也算一个酒鬼，但没有他的海量。美酒入肚之后，他朗朗的笑声便随之而起。可以这么说，美酒是他一生难以割舍的伴侣。
离开医院时，我再次隔窗眺望斤澜最后一眼。此时的他，正拉着布谷的一只手，对病榻前的女儿、女婿述说着什么。归途上我和心武心里都觉得挺宽慰，因为斤澜的精神状态比我们想象得要好许多。但是让我们万万想不到的是，这次我们和他的相视而笑，竟是他留在人间最后的微笑——在我们离开医院片刻之后，他对女儿喃喃地说了一句“游子去了”，便离开大地奔向了天路。
苍天有眼。好人上天堂，恶人下地狱。斤澜在天堂笑得一定和人间一样灿烂。
2009年4月13日于书斋
[夏夜的哀思——哭尔驷]
我的窗台上放着一盆冬青，这是一年多之前曹尔驷新婚时，一个朋友送给他的贺礼。今年暮春，他去天津看病，行前托我为这盆小花浇水施肥。才两个月吧，这盆冬青长得挺拔苍劲；而尔驷竟然一去不返，肝癌夺去了一个诚实人的苦涩生命！
初闻噩耗，我疑信各半。前两天，尔驷眷属把他临终前的录音带来，我听罢泪雨纷飞。他，走了，当真地走了。他过早地离开了他的书桌，匆匆离开了他从事多年的编辑岗位！
他的短促一生，就像一匹身负重荷的骆驼：额前没有佩戴美丽的头缨，脖子上没有系着动听的驼铃，只知道诚实地劳动、默默地工作。
我和尔驷初识在报社编辑部。当时我还是个无知的孩子，尔驷已是个十分称职的戏剧评论编辑。他渊博的戏剧知识，使我折服。尔驷不但帮助我提高编辑业务能力，教我怎样向作家组稿，还像大哥哥一样关心我的生活。一次，我的布鞋咧开了嘴，我执拗地穿着它，可是他把我拖到了王府井，为我选择鞋袜。1957年后，我辗转沦落外地，从此和尔驷音讯隔绝。后来才听说，他也被送往农场改造。
1976年夏天，唐山大地震之后，我从山西回北京探亲，在隆福寺街和尔驷不期而遇。他俊逸的面孔上出现显眼的皱纹，乌黑的头发里出现了银丝。我们紧紧地握着手，泪眼蒙蒙地久久注视之后，他说：“小从，你坚信未来吗？”“没有坚信，我怎么能活到今天。”他说：“对！应当坚信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女皇’已经坐在了火山口上，大地震不会很远了。”而当时，正是“四人帮”猖獗之时。
“四人帮”垮台以后，我们重逢在京华，又被分配到一幢楼里成为比邻，往来的机会更多了。
尔驷生活像工作一样刻苦，搬进新楼之后，仍然在室内悬挂着受难时的那盏八瓦管灯。我曾劝他换一盏度数大些的，他叹一口气说：“老弟！哪有时间啊！”是的，这几年，尔驷在拼命地工作，甚至吃饭时都在翻阅着厚厚的稿件。我住在三楼，他住在一楼，每当半夜更深我感到身心疲倦，到阳台上去舒展腰腿时，他那窗口都闪着清幽幽的微光……
1980年夏天，一位日本朋友来访，我请尔驷席间作陪。当这位外国朋友问起中国知识分子的状态时，尔驷举着酒杯激动而自豪地说：“中国目前百废待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知识分子都在忘我地工作。”这就是尔驷发自肺腑的心声。尽管这些年，极左思潮给他的肉体和精神留下伤痛，但他无暇去舔自己的伤口，而像坚毅的骆驼那样，驮起重载继续前进。
肝癌，早已在吞噬他有限的生命。他日渐消瘦，经常发烧。他舍不得花时间去医院，却舍得花时间为同志们业余看稿、改稿，甚至为同志们义务理发，直到他肝部剧痛，行路都困难时，才去医院治疗——时间已经太晚了。
仲夏之夜，思及尔驷的坎坷生平，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又见窗台上那盆挺拔的冬青，好像就是尔驷的幻影——他正坚毅地向我们走来，走在我们中间……
6月30日凌晨两点于团结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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