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写出我对原子城的全部感受——因为它的冲击波太强烈了。按着计划,我们登船漫游了湛蓝色的青海湖之后,就要沿青藏公路返回西宁了。但好客的主人,临时增加了一个项目:让我们去看看位于青海湖一侧的金银滩,那里有黄沙堆起的金山和白沙堆起的银山。更为诱人的是,离金银滩几十里路,便是中国“蘑菇云”(原子弹和氢弹)研制地原子城的旧址——今日海北藏族自治州首府西海。那是个使人感到十分神秘而又让人回肠荡气的地域。因而不用主人多说,我们便从青海湖驱车北行,直奔祁连山南麓的原子城。
历史记载着:中国于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大西北罗布泊升起了一朵“蘑菇云”。两年零八个月之后,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又研制成功。当时世人无法得知两弹何以会横空出世,震响在九天寰宇;更不知道孕生两弹的母体,究竟在天之涯海之角的何处。直到1987年,研制基地全部撤离之后,世人才知道这两颗中国“争气弹”,都是在西海这个基地研制成功的。通过新闻媒体,国人进一步知道:这儿海拔三千多米,属于缺氧地区;由于地处大西北“胡天八月即飞雪”的地带,一年四季中近二分之一的时间,是白雪覆盖的严寒冬季。1957年国防科工委把核武研制中心选择在西海之后,研制人员常年生活在帐篷和干打垒的地下住室(茅草与泥土搭建而成),其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可想而知。因而从登上这块土地,我心里就充满了崇敬之情。
令人感到惊愕的是,昔日戴着神秘面纱的西海,今天竟然成了一座绿荫遮盖和开满鲜花的城市。化剑为犁的西海,不到二十年的光景,已摇身一变成了青海旅游胜地。该怎么说呢,如果没有展厅和一些图像作为有力证据,没有人会想到这儿曾是孕生核弹的腹地。我信步向绿荫深处走去,一座纪念碑出现在我的面前。此碑高约十六米多,与其他纪念碑不同之处在于,碑身颀长并呈方柱形,充满寓意的是其碑身四周,围刻着象征抵御外侵的盾牌和展翅欲飞的和平鸽;碑的顶端,不是尖尖地指向天空,而是镶嵌着原子弹形状的一个圆球。碑文上的几个大字“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究基地”,为张爱萍将军所题写。这位主持核武研制的将军,曾在这儿留下一则佳话:基地研制中心初建的日子,当地最好的住所是几座简易的红砖楼,张爱萍拒住为他安排好的楼房而在帐篷中夜宿,让第一线的科研人员住进楼房。青海地处高寒地带,传说中张爱萍将军睡觉时,为了抵挡夜寒,怀里常常揣着一个热水袋暖身。多少年之后曾有记者询问将军:当年何以会如此苛求自己?他的回答只有一句话:“只为圆中华民族的强国梦!”这些美谈,像开在小城路旁的鲜花一样,芳香弥漫了整个西海。
笔者在一条安静的小街上,曾垂询一位当年在基地服务的老者。他当年是基地外围的一个炊事人员,至今他难以忘却当年的艰苦和神秘。说起当年的艰苦,他说居住在帐篷和干打垒的地窝子里,那只是小事一桩。他记忆最深的是粮食的匮乏,特别是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基地人员也和全国人民一样饥饿。青稞面饼子常常填不饱肚子。后来,全国人民节衣缩食,给这里拨来上百万斤黄豆,青海的藏民、回民赶来四万只羊,说是为了给高寒地区的工作人员体能“增热加钢”。多少年之后,他才知道全国人民给这儿“增热加钢”,是为了两弹升天。
我询问老者:“当时您不知道这儿是核武基地吗?”
老者开心地笑了起来。他说不仅他不知道,从天南地北调来这儿的青年人,只知道是来建设西北草原。到了这儿,他也没有过任何疑惑,记得当时基地出的一张报纸,名字就叫《草原工人报》,到这儿来的就是建设草原呗!当然,有时他也感到神秘兮兮的,因为通往几栋红砖楼的路口,日日夜夜都有士兵值勤站岗;出入于那里的车辆,上面都蒙着厚厚的苫布;当时他只想到这儿可能是个重要的保密机关,根本没有往“两弹”基地上想。直到“两弹”在大漠爆炸成功,他奉命做一些好的饭菜,也没有想到这儿就是研制中心;他和伙房的同伴只想到这是庆祝中国有了“争气弹”了,而不知道这两个“争气弹”就诞生在他们的身边。说到这里,老者为我讲了一个自嘲的笑话:那是1966年氢弹成功爆炸后的一天,在餐桌上有一个科研人员,为庆祝氢弹研制成功,便多喝了几杯青稞酒,在醉酒后说了句:“你们大家也是‘争气弹’的功臣。”当时我们还认为他是发酒疯哩!这个事例,可以看出这儿多神秘,直到基地快要撤离的日子,有关部门来这儿清理环境,以防留下“污染”时,我们才大梦初醒!想起那位科研人员当年不是在撒酒疯,而是他“酒后吐了真言”,我们非把真言当成了酒话听,这不是我们神经迟钝,而是当年的保密工作,让我们基地外勤人员,根本没有想到这儿是“两弹”研制基地!
我非常感谢这位老者。如果没有他的切身感悟为我领路,我对原子城的认知是抽象的。他的这番话语,让我得知小城的经纬之中,蕴藏着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昔日,西部歌王王洛宾在这座小城生活期间,曾写下浪漫动人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那是张扬西北边陲人性之美的篇章;而“两弹”在大漠的鸣响,是一首民族的交响乐章,乐章中的每个音符,都把中华民族历经沧桑之后奋而崛起的精神,鸣响在九天云霄之上。因而,我深深爱上美丽的西海。既爱它的过去,更珍爱它的今天。
走在西海安静的街道上,能听到的只有鸟鸣。我想寻觅那些放开歌喉的鸟儿,却难以看到它们的身影,因为街道两旁的绿树郁郁葱葱,找不到它们的藏身之地。放眼望去,城市到处都是绿荫花坛,如今这个小城人均占有的绿地面积,已达到了六平方米,昔日的“原子城”,今天已然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花园城市。
2014年冬整理于北京
【草原纪行】
[国门风景]
一个人是一部历史。一个界临异国的边城,更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历史。
北国国门满洲里,称得上一部浓缩中国百年风云历史的大书。
横穿莽莽林海最后到达行程的终点——东北边城满洲里。它是中国北方边陲与俄罗斯接壤的国门。
汽车开到这座边城时,已是夕阳落山的黄昏。憨实好客的主人,首先带我们去一家酒店吃饭。其实我们下榻的友谊宾馆,设有供旅客就餐的食堂,但是主人开了车来,力邀我们去另外一家酒店吃晚饭,客随主便只好上了汽车。到了这家酒店之后,才知主人用心良苦——这儿进餐的同时,可以观看俄罗斯人的芭蕾演出。餐厅内的饭桌围成一个○字形,中间有一个圆形舞台,就餐者可以边吃边看。我对此颇不理解,因为许多正式艺术演出,不仅规范演员,还规范观众,这样边吃边看不是对艺术的不敬和亵渎吗?主人为我解疑说:“该怎么说呢,说得通俗一点,他们是从俄罗斯远东地区来中国边城打工的,他们并不要求档次,像过去中国江湖卖艺的那般,主要是为了生活。”边城主人虽然把问题说得非常透彻,但出于我对原苏联一代芭蕾皇后乌兰诺娃艺术造诣的崇敬,内心还是百感交集,并升腾起一种难以言喻的酸楚之情。
我说:“是市里请来的,还是他们自动来满洲里的?”
“还用请?”他笑了,似乎在笑我对边城今朝的无知,“明天你到交易市场上去看看,就会更了解今天的边城了。”
演出开始了。我停下手中进食的刀叉,眼睛专注地凝视着舞台。舞台上先后出现了几个身材窈窕的俄罗斯少女和与之伴舞的俄罗斯青年。无论从舞台上的轻盈旋转还是从“倒踢紫金冠”的芭蕾技艺上看,他们都绝非野台子出身,肯定是正规芭蕾舞团里出来的。但在这21世纪之初,却远离俄罗斯故土,到中国边城来筑巢谋生了。这里边蕴藏着的不仅是艺术主体的移位,更意味着历史天平开始向中国倾斜。难道不是吗?要知道,回报他们艺术演出的,没有掌声,也没有鲜花,餐厅的食客们有的在吞云吐雾,有的时不时地发出碗碟与刀叉的撞击声。此情此景,让我记起小时候在北京天桥看“西洋景”或围观在此走江湖舞刀弄棒的把式演出;唯一不同的是没人喊叫那一声长长的“好——”字而已。但是舞台上的他们,依然温文尔雅地面带微笑,好像这里不是酒店里的自助餐厅,而是在莫斯科大剧院演出似的。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历史记载,在整整一个世纪之前的1900年,世界列强瓜分中国版图时,我们北方的近邻显示出出奇的贪欲,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自任侵略军司令,出兵十七万多人,先侵占了东北的呼伦贝尔草原,最后占领了草原明珠满洲里。1902年满洲里的名字,从中国的版图上消失,由一个绕口的洋名取而代之,洋名为霍洛金布拉格。这座美丽的小城,从而陷入了噩梦之中,沙皇军队奸淫烧杀,演出了一幕幕弱肉强食的血腥戏剧;接着有一大批俄罗斯商人和远东平民,像风卷荷叶似的拥入了满洲里,边城人民俨然成了沙俄的仆从。其中,有血气的边城百姓,不甘这种屈辱,曾奋起反抗沙俄,虽然曾一度使沙俄军队失魂落魄,但终因人单势孤而被沙皇的屠刀镇压了下去。因而尽管时间已然跨过了一个世纪,这座边城的血色记忆并没褪色。当然,由于年代的久远,许多历史沧桑已然如云雾般飘逝,唯一能勾起世纪悲情的纪念物,就是留在市区街道两旁一座座古老的俄式的“木刻楞”房屋。其实,那些完全用木料盖起的房屋,其建筑式样是非常美丽的,但是在这些美丽下面,却深埋着边城历史的眼泪和屈辱。
其实,一个城市的建筑遗留,就是最好的历史图解。京城遗留下一座帝王宫殿,从中可以回眸千年历史;上海遗留下许多租界和洋行,可以远眺中国近代商海的变幻;满洲里的街市,可以敏感地让人感知它与俄罗斯难以割舍的地缘关系。因而,当我们穿行整个呼伦贝尔草原,汽车开进满洲里之后,那些俄式的“木刻楞”式的房子,如同让我翻开了尘封的历史卷宗,让我听到了这个边城遥远的历史足音。满洲里三个字,闪烁出的血色太浓烈了,除了沙俄对其百般蹂躏之外,隔着一瓢海水的小小东瀛,也像贪食荤腥的野猫一样,于1932年冬天,派关东军先遣部队强行占领了满洲里。到了二战临近结束之际,苏联倒是派兵强攻下满洲里,但是当地的平民百姓,对此褒贬各半——苏联红军以飞机大炮赶走了日寇,是名垂千古的历史绝唱。但是与此相伴的是这些士兵肆无忌惮的疯狂掳掠。据不久前的史料披露,斯大林把战时关押着的死刑犯,释放出监狱当敢死队员,派到远东与日本的关东军打仗,他们中间的部分队员,是从满洲里杀进来的,因而在那曲雄浑美丽的国际主义大乐章中,留下了许多令边城人民心悸的旋律和音符。这是这座中国边城独有的凄美韵律和冰冷的记忆。
正是这些往事织成的灰色大网,致使我在观看俄罗斯芭蕾演出时,悲悲喜喜的复杂心情,顿时从心中跃上餐桌。因此,我有感而发地对边城主人说:“真是今非昔比,想不到这些俄罗斯的子民,居然远离自己的乡土,到中国边城卖艺谋生来了!”
陪同我们来酒店的边城主人说:“带你们到这儿来,就是让你们感受一下历史。明天,带你们到边贸市场去看看,你们的感悟一定会更为强烈。”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边城通往俄罗斯的中国国门。站在国门的遥望台上,目光远眺远东,近处一片片丛生的茅草,远处隐约可见俄罗斯的零星村落,天与地之间,有几只苍鹰展翅于中国与俄罗斯领空,时而盘旋于国界那边,时而又飞到中国这边,它们是自由自在的空中美神。不知为什么,在这一刻我的思绪飞得非常遥远,我突然想起了俄罗斯屠格涅夫笔下的美文《白净草原》,继而想起托尔斯泰的文学史诗《战争与和平》。文人永远当不了屠杀人类的政客和暴君,就在于他们心中揣有一颗善良的心——而历代的帝王——包括中国历史上的有些帝王,其生命基因中最欠缺的,就是从不体恤民情;总是在政权巩固之后,无限制地扩张领土。中国诗歌中“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就是这种血色的写照。俄国沙皇更不例外,他亲自下令入侵中国边城,虽然得意于一时,但是却使数以千计的俄国士兵的冤魂与中国抗暴的无数忠魂,都葬身于呼伦贝尔草原。纵观世界历史上所有野心勃勃的暴君,从拿破仑到彼得大帝,从希特勒到日本天皇,似乎很难找到一个能驾驭别的民族,并将其置于死地的先例。他们凭借暴力,只能让一个民族处于一时的“休克”,而不能永久据为已有。因而,历经百年潮涨潮落的历史轮回,中国边城满洲里经过血与肉的洗礼,不仅依然屹立在欧亚桥头,在21世纪到来之际,它又返老还童般充满了青春的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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