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宇洪荒,尘世沧桑,具有辉煌古文化的民族和国家,在几千年漫长跑道的竞赛中,都各显示出了自己的劣势。印度、中国、埃及、希腊……这些文化古国,为什么经济上都沦为牛尾?难道这里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巴比伦的文化灭亡,给所有古代文明之邦敲响了警钟,躺在祖先开创的古老文明软榻上打呼噜,实际上是民族的慢性自杀,等同于服用海洛因!
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对民族性格中的劣质部分进行重铸,难道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
汽车离开海德堡驶向东北。
汽车离开繁华喧闹的城市,驶向山峦起伏的丛林。
汽车掠过露出红色屋顶的村落——村落街头巷尾停放着各色的轿车。德意志的富足在城市可见,在偏僻山区可见——在战后42年,这是一个不是谜的谜团!
磨坊山庄到了。
十四、古老的水车之歌与12万人的摇滚乐
幽静。
鸟鸣。
除此之外,就是窗外淙淙的流水声。这是一台古老到浑身长满青苔的水车,在旅馆后院的草坪上浇水。它旋转的速度十分缓慢,显得悠闲、懒散,而又十分自在,还有那么一点洋洋自得的架势,向旅游者述说着它古老的身价!
当日黄昏,我们从海德堡抵达这座山庄旅馆时,我就到草坪上来欣赏这台水车;次日早晨被林中鸟儿叫醒,我又来到这台古老的水车旁,并带来相机为它拍照。
这玩意儿属于欧洲中世纪的产物,据旅馆主人的儿子告诉我,它在这儿已经旋转了几百年。由于木制轮片不断搅水而腐烂,已更换过多次轮片,但是从形象上它仍然保留了欧洲中世纪的风采。
我掐指算了算,这台旋转了几百年的水车,按旋转里程计算恐怕已经走过了“阿波罗”号宇宙飞船的路程,可是至今它原地不动地转着圆弧,转得蛮有兴味,颇有点任日月星辰去伴随历史岁月的更迭,它则我行我素、心安理得地在原地踏步,并以此为最大的乐趣似的。
当我举起相机,拍摄下它古老的颓姿时,不知为什么联想起了中国京剧舞台那些跑圆场的“龙套”,以及中国北方村镇里尚保存得十分完整的磨盘,毛驴儿拉着圆圆的磨盘转动的劲头,就很像眼前这台古老的水车。它虽然溢出浓郁的乡土气息,但缺少了时代的痕迹;整个画面仿佛蠕动着的生灵,而这生灵却消失了奔突跳跃的生气。
古老,是接近死亡的信号;而一往情深于古老的人,是灵魂老化的象征。如果用这个尺子去衡量一下,我能发现许许多多当代的青年老人、中年老人——我自己也在其中。因而,我需要寻找具有青春活力的乳浆,来充填我的饥肠;对于整个民族来说,也正需要像雷暴一样的突发力量,而这种奔突的张力只有来自于严格的自我剖析。
这座磨坊山庄虽然偏僻,但车轮子一滚就等于给人插上了翅膀。在德意志土地上神游,这种活力是不难寻觅的。我们在一座小村镇闲游时,正碰上这儿庆祝啤酒节,于是我们这些中国客人,一下也被卷入啤酒的旋涡。
草坪上搭着彩色帐篷。我们还没走近它,已听到了生命的喧闹,感受到力的骚动。走进帐篷一看,长长的酒桌前,坐着足有上千口子人,他们在狂热地举杯,在咕嘟嘟地吞咽着啤酒。其中,有老人和孩子,然而最多的还是青年人;这些青年男女有的穿着民族服装,有的服饰随便;乡村乐队穿着漂亮而整齐的礼服,在台上演奏着含有民间色彩的乐曲,为一年一度的啤酒节助兴。
我们这些黑头发的中国人,一走进帐篷,就变成了稀罕的外国人,站起来向我们拍手的,向我们晃动酒杯的,向我们用手势送吻的,向我们吹口哨的,不一而足。片刻之后,领我们走进啤酒帐篷的德国朋友,跳上了乐队的舞台,当他用扩音器向这千余口子饮酒者宣布,我们一行是来西德访问的中国作家时,啤酒帐篷顿时爆发出炒豆般的掌声。
意想不到的是,乐队要求中国作家中的一个去上台担任指挥,我们面面相觑了一阵,不知所措。记得,1985年张洁出访奥地利归来后曾告诉我,她在音乐之乡曾遇到这样的挑战。张洁没有畏惧,坦然上台,这是基于她对音乐有一定的了解。而我们这堆人中间,喜欢音乐的人虽说为数不少,但敢于上台去拿指挥棒的,却难以挑选。踌躇之际,忽见身旁的王安忆,便心里踏实了许多,因为她在文工团待过,照葫芦画瓢也许能应付一下,此提议立刻获得作家们的支持,王安忆也毫不犹豫地应允下来,她叫上翻译金弢,在一千多双眼睛注视下,从容跨步上台。通过金弢向啤酒帐篷中所有德国朋友,致以中国作家的问候之后,戴上一顶插着翎毛的礼帽,就举起了手中的指挥棒……
莫言对我耳语道:“女的就是比男的能耐点!”
“文坛上阴盛阳衰,缘故就在于此。”我以打诨对付他的幽默。
“你真认为文坛阴盛阳衰吗?”莫言认起真来了,“要是动真格的,还得看挥动如椽大笔的男子汉。”
“别咬耳了!听——”
其实,台上演奏的那支德国乐曲,是节奏明快而简单的。尽管这样,那些喝啤酒红了眼珠的啤酒狂,却随着乐曲哼唱,并手舞足蹈起来。那场面如同掀起狂浪的海,而挑动帐篷里德国人亢奋情绪的,千真万确的是中国作家中的王安忆。
我再次感到我的怯懦。青年时代我学的是师范专业,弹过108节拜尔钢琴练习曲,也学过音乐指挥课。按说,我应当有勇气上台,然而我把这差事推给了别人。这种心态可以美其名曰谦虚,实际上是丧失锐气的表现;而我们下一代作家,却极少这种心态,对照之下,不能不扯到心灵上自我羁绊的斑影——和那些尽情宣泄着亢奋情绪的德国青年,就更如同两个星球的人了。
又一天,我们从磨坊山庄出发途经联邦德国西部小城亚琛,到荷兰的边塞小城去游览。归来的路上,突然发现几公里长的草坪上,停满了小轿车。当时我们猜想,可能是附近的一个大运动场,正在举行足球赛,我们这辆面包车上的几位作家,多数人不喜欢看足球,便驱车而过,没有在该地停留。玛拉沁夫和王安忆、张承志、张炜、叶文玲、谢素娟等几位同志,好奇心切,将车停下,步行去了一个露天运动场。
回到磨坊山庄,我还暗自庆幸自己运气好,因为山区下起了中雨。哪知玛拉沁夫他们回来后,就给我吃了一剂后悔药。他说:“今天你们真是太遗憾了,你知道运动场里演出的是什么玩意儿吗?”
“踢球。”
他连连摆手道:“猜错了!那儿举行了一场有12万人参加的摇滚乐。一个美国歌星在台上唱,唤起12万人的合唱,真是壮观极了!”
“那么大的雨,怎么能演唱?”我觉得蹊跷。
“老弟!不说不知道,说了吓你一跳。歌星就在雨中唱,听众随着他的歌声在雨中舞。场内草坪被踩成了泥浆,如醉如狂的青年男女,就在雨里疯,泥里滚!”
我觉得挺有意思,问道:“你们怎么没有跳一下?”
“我们几个男同志把谢素娟和王安忆用身体圈到了中间,生怕那些跳舞跳疯了的小伙子,犯了野性!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们匆匆地离开了雨中的摇滚乐池!”
我确实有点遗憾,因为我失掉了目睹这样大场面的一个机会。啤酒帐篷不过千把口人,而12万德国青年男女,在打击乐声和雨声交织中起舞,那该是何等壮观!
当然,在这样一个纷繁而骚动的世界里,难以保证不出有伤大雅之举;但是这么多的人能聚集到这偏僻的地方来,不也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原动力和民族的凝聚力吗?从草坪上几公里长的汽车长阵上可以得知,这12万人不仅来自附近的城市,有的还来自联邦德国的南部和北方。玛拉沁夫还不无惊异地告诉我他的发现:“真也怪了,竟然没有看见一个维持秩序的警察!”
个性无羁的放任和严于纪律的约束,在大摇滚乐场出现了惊人的统一,这多少表现了一点当代德国青年人的心态,追根溯源,还是一种外在狂热内在冷静——德国民族性格基因的强化和延伸。
晚上,在草坪上散步时,又见那挂古老的水车,它像不知天下事的聋叟一样,缓缓地绕着它的圆周。它代表着历史上的德意志,早已改变了它步履的方圆;那快节奏的摇滚舞步和那炽烈而奔放的热情,网织成德意志当今的脉搏:
快速。
求新。
诀别古老。
还有……
那么这挂水车,只有继续在这儿孤芳自赏了,直到它那沾满青苔的轮片,搅动不起水波为止。
十五、非病理性的“艾滋病”
磨坊山庄是中国作家代表团西德之行的最后一站,6月10日这些中国文学使者,从山庄乘车抵达法兰克福机场——赛德尔夫人在这儿迎接我们,又在这儿和中国作家告别。老太太在机场上动了真情,眼里不时闪动着惜别的泪花。她认为中国作家中的多位,都是有深邃思想和洞察能力的中国一代精英,因而不愿就此离别,而愿将来再会。作协外联部欧洲处处长谢素娟,向倔强而善良、受到中国作家尊敬的赛德尔夫人提出邀请,希望她能在北京的金秋来中国聚会。
雁飞故园,我心中亦倍感酸楚,因为我还要留在联邦德国继续讲学、考察,参加欧洲华人学会年会;并转访奥地利维也纳和法国巴黎,还要耽搁两个多月的光景,才能飞回北京。为此,在和伙伴们握别拥抱时,我落泪了。人是感情动物,“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句谚语,对我这样一个外表坚强、感情脆弱的作家来说,是一生也难以恪守的信条。该哭则哭,该笑则笑,用理性来扼杀情感之水的奔淌,未必真正符合男子汉的本性。男子汉又何必用英雄之气去堵塞泪腺的生理本能呢?
飞机于11点腾空东去了。
回到波恩,我一直不太平静。当晚打通了北京家里电话,我特意叫来老母亲和小孙子和我说两句平安话。躺在寓所床上,久不能眠,面前除去浮现出离别的场景外,还难忘在法兰克福大街上的一个镜头:那是中国作家们登机前,瞻仰歌德故居归来时看到的,一金发微卷的漂亮德国姑娘,斜倚在一家性电影院门口睡着了。她穿戴十分平常,一身大学生喜欢穿的灰蓝色衣裤(类似中国劳动布制服),紧箍在她窈窕的身材上,惹人注目的是她的一双赤足,平伸向过往行人的路面上。因而无论谁走到这儿,不想看也要看上一眼,特别是这个地方的性背景,更增加了这姑娘的悲凉色彩。
莫言说:“这姑娘为什么在这儿犯困?”
没人回答,也没人知道。
叶文玲舌尖发出“啧……”的惋惜之音:“这真够煞风景的!”
是的,中国作家们临告别联邦德国之前,在这个场合遇见这样一幅画面,是对美好记忆中草坪、鲜花的冲淡。因此,赛德尔夫人直到临别时,还不忘提醒中国作家们,要忠实地描绘在这儿所看到的一切。她说:“我们比中国是富足一些,对于这些可能对你们不无启示;但你们千万不要忘记记录下我们的另外一面——卖淫、犯罪、对奢侈生活的无止境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赛德尔夫人的话十分准确,那位睡在性电影院门口的姑娘,真的没有一个人去唤醒她,把她送到应该去的地方——或家里,或学校。这对歌德的故乡法兰克福来说,实在有失体面。
由此,我又联想起另一个场面:那是磨坊山庄附近一座城市的赌场。去那儿参观,我不知是不是赛德尔夫人的有意安排,在中国作家起程前的头两天晚上,她带我们走进赌场。
联邦德国的赌场,不同于澳门大赌场。出访德国之前,我去澳门时曾光临过那里的赌场,门口上端画着一只张开的老虎嘴,它寓意着进来的人难以出去;走进场内,乌烟瘴气,人来人往烦嚣嘈杂,一眼就看出这是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的一隅。而西德的赌场,情调与澳门无相同之处,门口有喷泉,喷泉旁鲜花正在怒放;进门之后,也有许多相异于澳门赌场的手续,比如:澳门赌场门口有持枪的警察站岗,但他并不盘问进进出出的行者;这儿没有警察站岗,但进门后要呈验身份证明。大概是出于对赌场和赌客的安全考虑,法令限制本市居民涉足赌场,因而到这里来进行赌博和观赌的人,都是来自外城市,或持有外国护照的非西德人——我们一行,就是凭借护照而走进赌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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