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颓然而去的背影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扭头再看那些娟秀、飘逸的男女赌徒，一切都装饰在娴雅的情调之中，让人们温柔地进行彼此掠夺，然后让倾家荡产者去“自杀倶乐部”，而绝大多数马克，却流到赌场老板的保险柜中去了。
在澳门赌场我觉得可怕。在联邦德国的这座赌城，我尤其感到心悸。它给残酷的金钱争夺，浇上一层香水，蒙上一层面纱，这不能不说是潜伏在德意志大动脉中的微血管瘤。它和汉堡、慕尼黑以及法兰克福猖獗的色情书一样，在美丽的德意志躯体上，传播超越性病的社会艾滋病，在绿意盎然的国土上，蔓延非生理性的溃疡……
想得太多，我失眠了。
爬起来，寻找镇静神经的“安眠灵”。
十六、在西柏林开往科隆列车上的奇遇
类似这样的失眠，还有过一次。那是我去西柏林参加欧华学会年会归来，独自一人乘53次——从西柏林开往科隆的火车，在车上的一次意外遭遇造成的。
由于西德家庭汽车比较普及，乘火车的人一向比较稀少。那天，也不例外。我那间有6个座位的车厢，除我之外只坐了另外一位牵狗的女郎。列车驶出民主德国疆界抵达汉诺威后，那位牵狗的女郎和我用英语“拜拜”，这间车厢里就剩下了我这位中国旅客。
欧洲的火车结构和中国的不同，一大节车厢被分割成8个小车厢（颇有点像中国软卧），我坐的那节小车厢，紧挨着上下车的车门，当列车奔跑了十多个小时后，整个大车厢的人也下光了。我沿着车厢走廊看了看，就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
很有意思，7月初我从奥地利维也纳返回西德时，最后车厢里也只剩下我和我的影子。汽车的高度密集，火车备受冷落，这是欧洲工业社会的普遍现象。
我正在联想中国列车上的拥挤，突然从另外一节车厢里，走过来一个男人，他手里拿着一筒可口可乐喝着，没容我请，他就走进我坐的小车厢里来。他向我深深鞠了一躬，同时说了一句日语，我连忙告诉他我不是日本人，请不要误会；但是这个约莫有30岁的德国青年，听不懂中国话，还是嘀里嘟噜地说出一串我无法听懂的日语。
我看他脸上的神情，似乎有什么事情找我，我又无法知道到底是什么事。他好像也很着急，愣了半天，忽然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皮夹，从里面拽出一张10美元的钞票，指指手中钞票，又指了指我放在行李架上的皮箱。
这一下我明白了，他是在询问我皮箱中有没有美钞。
我连连向他摆手，表示没有。
他却连连点头，表示他相信有，同时目光焦躁地注视着我行李架上的皮箱，显得心事重重。
我顿时紧张起来。尽管皮箱里只有旅行和食宿用的少量美金，但他要是动手抢走，我去法国巴黎的访问就变成了泡影。一霎时，我想起了西方电影中的抢劫镜头，看样子真要应验在我身上了。事已至此，我深知任何慌乱，都会把局面搞得更糟，尽管内心咚咚打鼓，而脸上却装出若无其事的神态，我一边继续向他摆手重申自己刚才的意思，一边思考解脱危局的办法。我看看这个德国青年，身材并不剽悍，脸上似还带轻度的浮肿，只要他身上没有手枪，我或许能应付一阵。同时，我用眼角瞟瞟走廊，希望能有推车卖冷饮的铃铛车，或是列车上的服务人员，从其他车厢走到这节全空的车厢里来。
真是鬼使神差，前节车厢的门，真的碰撞了一下，发出“砰”的一声响，这个德国青年似已觉察了我的心态，随着门响，他一下子窜出车厢，扭头向后边那节车厢跑去。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寻碰门声看去，见是一老太太正从车厢连接处的厕所出来，蹒跚着胖胖身子，朝前边的车厢走了过去。我很想跑过去向她述说刚才我遇到的事情，但欲前又止：一个走路都左摇右摆的老太太，能帮我些什么呢！我又不懂德语，更何况那个向我索取美金的青年已跑了呢？
回到车厢里喘了半天气，心里刚刚平复了一些，一扭头，那位青年竟然去而复来，这一下我蒙住了，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机械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他也脱去了刚才虚假的外衣，进得门来伸手就去抓我行李架上的箱子。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绝路逢生的智能苏醒了，我忽然记起在我从维也纳乘火车返回波恩时，奥中友协副会长燕珊女士送我到车厢，曾告诉我：一旦遇到什么险情，厢壁上的红色拉手是警铃，是向列车发出呼救的。没想到在维也纳得到的提示，在西柏林到科隆的列车上发生了作用，我毫不犹疑地把手伸向红色拉手……
这都是在一两秒钟内发生的事情。到底是邪不压正，这青年战战兢兢看了我一眼，把伸向箱子的手缩了回来，扭头便跑。我也表示对他宽恕，松开了按警铃的手，并装得比他第一次还要轻松，向他连连挥手道：
“去斯——去斯——”（即德语：再见！再见！）
列车抵达终点站科隆了，我这才发觉惊吓出来的汗水，已湿透了我的衣衫。波恩雅知出版社的黄凤祝博士来到车站接我，我向他诉说这一切，他竟要在站台上等候这个家伙下车，我觉得能平安无事已属万幸，不想再节外生枝，便说服黄博士匆匆离开站台。
当夜，是我来欧洲以后的第二次失眠。我反复琢磨着这个德国青年，显然他不是个真正的强盗；假如他是职业强盗，我这条命可能交代在西德火车上了。冷静地分析一下，这小伙子可能是个无赖或酒徒之类，觉得有机可乘，想从我皮箱中弄点美元。我甚至想，这个小伙子可能是个时代精神变态狂，他崇拜美元，而轻蔑马克，这家伙可能像中国的外币“倒爷”一样，想在火车上和我用马克兑换美元；只因为我听不懂他的语言，而把这个家伙误认为是个强盗了……
谁知道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即使是我推测的后者，也不是德意志的光荣。因为这种崇美病，从宏观意义上去透视，可以解释成战后德意志的病态之一。西德马克明明是世界上比较稳定的货币，但确有一些西德人喜欢存放美元。因在欧洲穿行之需，我在西德以美元换过马克，比值为一比一点七三；稍有经济头脑的人，都会意识到美元前景的疲软，西德马克未来有可能坚挺，这位“倒爷”有什么必要，来和我兑换美元呢？这只能用时代的精神变态狂来形容他了——如果他当真不是无赖、酒徒、强盗的话。
在西柏林我结识过几位德国青年朋友，我好奇地询问过他们对当今美国的看法。有人用“世界宪兵”的嘲讽语言回答我，还有的本人就参加过反对在西德布置“潘兴式”导弹的游行和静坐，还有的青年月收入只有2000多马克，却把其中的一部分节约出来，支援尼加拉瓜的抵制美国的斗争。当然，也不乏“纽约的月亮比柏林的圆”之说的西德青年，列车上的那位吓我一身冷汗的“朋友”，如果非酒徒或无赖，定属席卷世界崇美狂的精神变态中的一个……
这倒不错，这件事情虽使我再次失眠，但也使我深入了对德意志另外一面的认识……
十七、“跳蚤市场”的背后……
要认识德意志的富足十分容易，但要寻找它的贫穷十分困难。无论你走到哪个城市、哪个村镇，房子都是十分精美漂亮的。至于你想从街上的行者装束上来寻找寒酸，那也是一种徒劳，西德人虽不像英国绅士那么注重仪表，但也绝不失起码的礼仪，但是，我在波恩、慕尼黑和西柏林三座城市的跳蚤市场，却目睹了生活在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形态。
跳蚤者，贬词也！在联邦德国所以用“跳蚤”这个字眼，冠在市场前面是形容它的流动性质，市场不断更换地点并跳来跳去的。这种市场极像中国卖旧东西的场所，但不是每天都开张营业，大都是一月一次或一周一次，在这个并不风雅而带有戏谑性称号的市场上，除了少数德国的富裕家庭，开着汽车到跳蚤市场来卖更新换代的淘汰东西，并借此来寻求开心之外，跳蚤市场的全部商贩几乎清一色是土耳其人，这些非日耳曼血统的人，实际上凝成了社会的底层。
记得，联邦德国有一位记者兼作家的文化人，为了深刻了解他们的生活，并为这些底层人呼吁，曾装扮成土耳其苦工，和他们在一起生活，一起经受苦难。我在汉堡劳工局访问时，该局负责招工的一位先生曾告诉我：有些西德的失业者，抱怨土耳其人占据了他们的就业位置。问题如此尖锐突出，又从侧面证实了土耳其人在联邦德国底层，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西柏林有土耳其人密集的居住区，西德人常称它为贫民区。
这些土耳其人，在跳蚤市场上经营的门类十分齐全。有古玩古董，有旧木器家具，有古旧衣服，有古旧书籍，有古旧唱片，等等，五花八门，无所不包揽于其中。除皮货价格比较昂贵外，其他东西十分便宜；而到跳蚤市场来买这些古旧东西的，又大都是土耳其人、亚洲人及非洲黑人（其中也有少量的中国留学生）。据了解跳蚤市场情况的西德朋友告诉我：这些古旧东西包括款式老化了一点点的新服装，来源有：一、土耳其商贩，在跳蚤市场上购买下西德人出卖的全部东西，然后重新标价卖出；二、西德一年有一次服装大减价，届时各大商店对已非新潮的时装廉价出售，土耳其人就把它们全部购买下来；三、西德各城市（包括中小城市）有定期向大街上扔东西的惯例，由于西德生活节奏紧张，无暇把这些东西拉到跳蚤市场上来拍卖，或不齿于涉足社会底层，因而一到扔东西的日子，大街小巷的楼门口，堆满了主人们更新下来的东西。
对于西德朋友讲起的第一和第二点，我没有目睹，对于“扔东西”节日，我是亲自领略过的。我在波恩住在城市北部的一所公寓，已远离繁华闹市；即使在这个并不十分富足的地区，在扔东西那一天也令我吃了一惊。冰箱、沙发、床垫、电视机、电唱机……从高档消费品，直到儿童自行车、成人衣服、冰鞋、锄草机、吸尘器等无所不有。和我住在同一寓所的杭州来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他厅堂里的占一面墙的组合柜，就是捡拾而来的；包括我们寓所里用了2年多的电冰箱和一台24英寸的电视机也是从街上抬回来的。
我沿着街道漫步，深感西德货物产品的丰富和生活的富足。但与此同时，我也看见土耳其人驾驶着一辆辆的小货车停下来，沿街挑选着东西，几乎没走出去几十米，车就装满了东西，这辆车刚走，那辆又开了过来，从车舱里下来的还是土耳其人。在临近我们街巷的物品堆旁，偶尔也站着德国妇女，我认识她们——她们是我的邻居；她们一方面扔掉多余的东西，一方面又来物品堆中寻找欠缺的东西，而绝大部分东西，被土耳其人开着汽车拉走，这些东西，很快便进入跳蚤市场以不同的价格出售。最后，开来的是西德负责环境保护的卡车。他们把东西拉走，有的毁掉，有的经过消毒加工送交红十字会，以赈济灾民——特别是非洲的灾民！
由此可见今日联邦德国之富足，亦可由此得知，非日耳曼血统的人在德意志谋生，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据统计，华裔在联邦德国为数不少，但是其中没有富贾，他们多在西德各个城市经营餐馆，以中国式的可口菜肴招徕顾客，维持生计。在德意志的土地上，还有少量的非洲黑人从事体力劳动，他们生活水平低于华人甚至不如土耳其人。这些不同肤色的人和金发蓝眼的德意志人，组成了社会万花筒，他们各有各的生态和风习，各有各的苦恼和欢乐。
一位在科隆的中国留学生，幽默地对我说：“世界的组成真够奇妙的，穷人和富翁各有各的不幸，比如，联邦德国钢铁大王的儿子，家财万贯，但得了不治之症，终日陷入去见上帝之恐慌；希腊船王的女儿，家珍无数，求爱者的信纷至沓来，但也未必幸福，因为她要从无数的求爱者中间甄别，这些多情男人到底是爱她还是爱她的钱；日本天皇的孙子，权贵二字都占上了，他没有苦恼吗？否！未婚妻的标准是身高1.62米，还要精通英语或另外一门外语，选来选去，至今没有中意女郎……”
我想：这些苦恼固然也算苦恼，但比那些在跳蚤市场上贩卖旧物的底层土耳其人，这两种苦恼毕竟是两个范畴的概念。正因如此，联邦德国才有“反对种族歧视俱乐部”等组织，在西柏林等城市还有许多德国人和土耳其人联姻，身体力行反对种族偏见。
当中国作家代表团在柏林停留期间，我们曾到这样的家庭里做客，家庭男主人是西德人，女主人是土耳其人，他们的家庭陈设，很自然带有民族联姻的色彩，德意志式的家具，土耳其式的茶具，电唱机播放的音乐，也是两种旋律的和谐。很可笑的是，我们在这个具有世界意识的家庭做客时，适逢西德人口普查人员光临。男主人毫不客气地将人口普查人员拒之门外之后又后悔地说：“我应当把他带进屋子让西德普查人口的公务人员看看，这是没有民族歧视的大家庭。中国人、土耳其人、德国人……在这儿充满友谊，一律平等！”
弦外之音则是：联邦德国存在着对异民族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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