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尔本街头奇闻

    3月13日，我们飞往澳大利亚大城市墨尔本。我们下榻的维多利亚大旅舍，离唐人街只有寸步之遥，我们迫不及待地到唐人街去漫步。

    这条街道的建筑，显示出明显的中国风格，街头有高大红柱支撑起的牌楼，有中国式的餐馆。专卖中国商品的商店到处皆是：翠亨酒家、中央酒家、川蜀餐厅、广州快卖……酒家牌匾和享誉澳洲的华裔巨富“大卫王”公司的字号，标明这儿是澳大利亚的“中国”。据说，李先念副主席访澳期间，曾特意在华人开的餐馆进餐——这成了唐人街的光荣。

    墨尔本的华人比阿德雷德要多得多，走进餐馆之后，从老板到招待员几乎都是华侨和华裔。红烛红灯，国画满墙，配上《苏武牧羊》《彩云追月》等轻声播放着的中国音乐，使人想到中国每年一度的春节。

    我们从唐人街返回旅舍，途经闹市时，目睹了一个我们从来未曾见过的场面：马路的这边，一群男女青年一边弹着吉他，一边歇斯底里地唱着什么教会圣诗似的歌；马路的对面，也聚集了一群男女青年，一边打着手鼓，一边连唱带喊。停步细看，马路对面那些男女青年，穿着颇不一般：男人们都身披袈裟，剃着光葫芦头，后脑部位留着一绺头发，很像中国的和尚；女人身穿印度式的裹身长衣，长发挽成髽髻，眉心点着豆大的红点。他们随着手鼓节拍手舞足蹈，狂呼乱叫，似乎在用声音和形体，不，是用他们的一切……向马路这边的青年男女对垒示威。这使本来就拥挤的闹市，变得更加嘈杂。

    我问身旁的一位华侨：“这是什么意思？”

    他告诉我，这是两个对立的教派在街头的“遭遇战”，前者属于基督教派，后者的教派来自印度，从印度传入美国，又从美国传入澳洲。

    “是不是类似中国的佛教？”

    他摇摇头。

    “那不是洋人剃了光头吗？”

    这位华侨笑了笑说：“和中国的出家和尚大不一样。中国和尚是吃‘素’的，他们都特别贪荤！”

    我知道这个“素”字和“荤”字是双关语，不觉笑了。他说：“传到澳洲的宗教，几乎无一例外都掺进欧洲的东西，那些洋和尚和洋尼姑可以同居，也可以生私孩子。”

    “那不是有点亵渎教旨吗？”我追问道。

    “该怎么对你说呢？”这位热心肠的华侨说，“美国如果得了伤风感冒，这儿就会流鼻涕发高烧。美国同性恋半合法化，这儿就有男人娶男人、男人和男人举行结婚典礼的事情。不但牧师为他们祝福，而且还在报纸上大登特登呢！”

    这真是奇闻！

    在阿德雷德时，曾有澳大利亚的朋友告诉我，澳洲现在有三多：一、男女青年不结婚实行同居的多。这些青年的理论根据是，一个国家经济越发达，家庭的纽带越松弛；二、澳大利亚的捐税多。凡从事各项正常工作的，不管你是律师、医生、作家或教授……收入越多，上税也越多——这似乎无可非议——但唯有一种收入不上税，就是彩票中彩。中头彩者，可得澳币150万元（相当于人民币300万），税收单位反而开绿灯放行；三、在悉尼和墨尔本“红灯区”越来越多（由于各省管理条例不同，在堪培拉、阿德雷德、布里斯班“红灯区”不被许可），悉尼还有少年男妓女妓。

    这“三多”已经很刺激人的中枢神经了，但比起墨尔本街头奇闻来说，却要逊色得多了。我想，刚才那位华侨打的比喻：“美国得了伤风感冒，这儿就流鼻涕发高烧”，固然有着一定的道理，但是还没道破这奇闻的真谛，那就是：没有美国的细菌传染，越来越资本主义化的澳洲，也会产生精神虚脱、道德颓废的病症。

    我想把我对澳洲的认识告诉这位朋友，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这喧闹的街头。举目四望，只有那洋和尚和洋尼姑还在跳着、唱着、喊着……

    布朗先生

    尽管这儿有洋和尚跳舞一类的玩意儿，墨尔本还是十分美的，它和阿德雷德具备着同样的容姿：整洁、干净，到处是宽阔的林荫道和游人稀少幽静的公园。此外，它还具有阿德雷德所没有的“美术中心”，这是别具一格的建筑，它类似一个古式的城堡，外边有一条宽宽的护城河，进出口的大门呈圆拱形，里面珍藏着许多著名画家的艺术珍品。墨尔本还是整个澳洲的经济中心，放眼向雅洛河彼岸眺望，可见一幢幢直冲云霄的摩天大楼，那是澳洲各大企业财团的驻地，全澳的工业商业的起落兴衰，都在这些楼内主人的运筹帷幄之中。

    几天之内，我们和墨尔本的许多文化界朋友会见后，带着更浓厚的兴趣，在告别墨尔本的当天上午，去远郊参观一个大型牧场，以加强对澳洲的全面了解。澳洲的气候真是多变，前两天在墨尔本大学和该大学东方语言系师生见面时，我们还汗如泉涌，此时，我穿上毛衣毛裤，外面又罩上一件风衣，依然感觉不到暖意。特别当汽车驶出市区，云层低垂，冷雨纷飞，田野里枯黄的牧草，好像一直铺到无垠的天际——澳洲真正萧瑟的秋天到了。

    枯黄的草原中间，出现一幢不高的红色小楼和几排简易库房，这就是牧场主布朗先生的家。布朗先生拥有2000英亩土地，饲养着三千多只羊和几百头牛。根据我们的推算，这个牧场至少应有上百名雇工，而这儿却只有布朗先生的两个女儿和一对雇工夫妇，加上他自己一共5个人。充当他们助手的是飞机、越野汽车和10条牧羊狗。

    布朗先生是英属爱尔兰人的后裔，人长得高大魁伟，在红润脸膛上的两只眼睛炯炯放光。他头戴一顶巴西式的大檐礼帽；乍一见，使人敏感地联想起西方电影中经常出现的草莽大侠。当我和他握手的时候，我摸到硬得像三棱刮刀一样的东西——那是他掌心结下的老茧。但是谁能想到这位健壮得如同树桩一样的布朗先生，今年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呢？

    他很热情，领我们参观了贮藏牧草的库房后，开着车子拉上我们，冒着密集的秋雨，到开阔的牧草地去看牧羊狗赶羊。

    车子开出老远，还看不见羊群的影子，登科有些着急了，问道：“你的羊群在哪儿？”

    “叫狗替我们去寻找吧！”

    他把车子停下，他女儿布朗小姐打开车门，放出两条牧羊狗，那一黑一黄的牧羊狗，竖着耳朵愣了片刻，便像离弦的箭一样向牧场的深处奔去。大约过了半支烟的工夫，从天地接壤的地平线上，才看见蠕动着的斑点，斑点越来越大，终于看清楚了，那是被牧羊狗圈回来的羊群。那两条狗配合得十分默契，不停地在羊群后边横向交叉跑着，以阻拦羊群斜向移动。不一会儿，几百只羊就被这两条狗赶到了我们的身边。疲累的狗卧在羊群后边不动了，羊群也安静下来，它们惊愕地望着主人身边的中国客人。我们不禁为这两条狗的精彩表演而鼓起掌来。

    布朗先生幽默地说：“在寻羊赶羊这一点上，牧羊狗比现代化电脑还灵便。无论羊群在2000英亩土地的哪块地方，只要把这‘电脑’放出去就行了。”

    我们被他说得笑了。

    布朗先生又告诉我们，他的牧场里还有一部分山羊。最早，当欧洲移民来到澳洲时，并没发现山羊的价值，于是逐渐地把山羊赶出了饲养的羊群。随着澳大利亚牧业科学的不断发展，直到近几年才发现山羊身上的“开司米”毛，质量远远超过绵羊；所以，他的女儿经常开着车到荒野去捕捉野山羊，重新把它们纳入饲养的羊群队伍。说着，他掀开登科的衣襟，用手摸了摸登科身上那件花90元人民币买的毛衣说道：“你这件‘开司米’就是澳洲的山羊毛。”

    布朗先生是个实干家，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创业和守业者的形象，澳大利亚在短短几十年中间，所以能在经济上崛起，挤进世界经济列强的行列，我们似乎从这个68岁的老者身上，找到了一些依据。他不但会鉴别羊毛，会开汽车，会开农业机械，还会开飞机。在工作紧张时，他要自己在2000英亩土地上空，开着飞机播种，施肥，灭虫。他的生活节奏是紧张的，虽然他已年近古稀，但每天的工作排得满满的。他告诉我们，我们在这儿看牧羊狗圈羊，家里小礼堂里，已经来了近一百名城市学生，等他去讲畜牧课。果然，当我们从牧场返回来时，他宿舍院内停放着3辆大轿车。我们跟随他走进专供他上课用的小礼堂时，楼梯形一层高于一层的座位上，已经坐满了听课的小学学生（很类似我国学生到厂矿实习，唯一不同的是，每个学生要向布朗先生交纳1.5元澳币的听课费）。这时的布朗先生摇身一变，从牧场主的身份，又变成了一个称职的教师。他从澳洲牧业的起源，一直讲到澳大利亚的牧业现状，以及牧业在澳洲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然后开始他的直观教学。

    我过去当过3个月的教师，懂得一点教学的奥秘，我要说布朗先生的教学，是妙趣横生的。他站在讲坛上，每讲到一种澳洲羊的习性、价值时，就拉开他脚边的一个小门，叫那个类型的羊钻出来，站在他的身边，然后叫羊跳下讲坛，绕场一周，让孩子们抚摸它，熟悉它，记住它，因此课堂之内，笑声始终不绝于耳。以此类推，周而复始，让学生们在享受乐趣中受到知识教育。这个布朗先生，称得上是一个魔术师般的优秀教师。

    可惜，他带着孩子们去剪羊毛时，我们赴昆士兰省布里斯班的登机时间到了。在蒙蒙秋雨中，我再一次握着他那结满老茧的手，在我心里激起的不仅是一种谢意，更是一种尊敬。我们多么需要中国的布朗先生啊！他一专多能，既是牧场主，又是劳动者；既是创业者，又是企业管理家。这个仅有5个人的牧场，一年除去交纳各种税金之外，纯收入17万澳元（折合人民币近34万元），我们有些受国家支援的国营场矿，不但不盈利，反而连年亏损；如果我们的场（厂）长，多一点布朗先生刻苦的实干精神，少一点暮气、官气，个个都成为一专多能的企业管理家，中国，一定会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富翁”。

    第二次施展“分身术”

    在布里斯班，我们刚刚下了飞机，就被热爱祖国的华裔所包围。他们争抢着为我们拎行李、提箱子。当晚“华侨社”又接我们去参加欢迎宴会。昆士兰省的高级官员、各部部长、高等法官，以及工党、乡村党、自由党的头面人物，都出席晚宴作陪。

    有这么多澳洲政界人物出席欢迎中国作家的宴会，这在澳洲之行中还是第一次。冷静地想了想，这些政界人物之所以出来作陪，当然是出自于澳中友谊的不断发展，但给我们穿针引线、扮演“红娘”角色的，还是这些爱国的华侨；他们对于我们的手足挚情，使我们终生难忘。

    抵达布里斯班的第二天，我们参观了布里斯班动植物保护中心的澳洲特产动物袋鼠和树熊后，司机把我们拉到华裔餐馆钱塘饭店吃午餐。我们刚刚在餐桌旁坐定，一个身材高高、满脸书卷气的华人就匆匆走了过来，他名叫周智证，是布里斯班的一个工程设计师。这家钱塘饭店是他妻子开的，他妻子因病住院，他临时在这儿代行老板的职务；当他了解到我们是来自中国的作家，不但亲自给我们点了好菜，而且执意要我们晚上再来，他做东道主，和布里斯班知识界中的侨胞欢聚。

    盛情难却，我们只好应下。但是到了傍晚，在布里斯班以针灸和教少林拳为业的侨胞肖文绵，开了一辆英国女王坐过的特级轿车（用20万澳元购买的）来旅馆接我们去黄金海岸观赏夜景，并说他已经在黄金海岸订了夜餐的座位。这使我们陷入了十分为难的境地，连前额巨大、聪明过人的登科也嘬起牙根来了。

    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在阿德雷德已经遇见过一次了：“作家周”闭幕的前夕，一位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华裔——阿德雷德农业研究院植物病理学博士朱永基先生，开车来接我们去他家吃饭；同时，曾在中国大连教过学的澳籍华裔许先生，也驱车来到旅馆，要我们去他家里吃晚饭。来接我们的双方，各执一理，为此几乎争执起来；许先生事先来过电话，似乎占了“理”；但是我们考虑朱永基博士，从小生在马来西亚，一个从来不知中国是什么模样的华裔，竟然对同胞如此热情，似也不能回绝。最后，在翻译小郭的建议下，用了“分身法”，4个人兵分两路，才算平息了争执，满足了两个侨胞的心愿。

    这次，又面临了阿德雷德的局面，只好照方抓药，第二次使用“分身术”：小郭陪登科去黄金海岸，我和明之去赴周智证先生之邀。本来，我们住所离钱塘饭店很近，中午已经明确了不用周先生开车子来接；但偏偏我俩没有登科的记路本领，出了旅馆怎么也找不到钱塘饭店了（两次迷路一直成为登科嘲弄我俩的笑柄），亏了迎面来了一位华裔陈小姐，她先到电话间查询了钱塘饭店的地点，又为我们雇了一辆出租汽车，亲自送我们到钱塘饭店。周先生早已在餐馆门前等候，他俩争抢着为我们付了车钱。

    这，就是海外侨胞对祖国的一片痴情！

    当晚，来钱塘饭店和我们欢聚的，有一半以上是来自台湾的知识分子。我们情同手足，亲密无间，围坐在一张大餐桌上，共同祝愿中国的日益强大，并为祖国早日完成统一大业而频频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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