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伍德庄园纪事

    看样子，澳大利亚人是喜欢月亮和星斗的。头天夜晚，艺术节在多伦斯河畔的草坪上开幕，第二天黄昏时分，我们坐着汽车奔向远离市区40多公里的山区别墅——瑞伍德庄园，“作家周”在这里揭幕。

    澳大利亚文学局执行主席伊恩·斯蒂文斯、“作家周”执行主席安德淳·泰勒，在庄园的绿草坪前迎接我们，并引我们和南斯拉夫、瑞典、英国、美国、新西兰、菲律宾等国作家见面。老实说，对于这些文学同行，我并无太多的兴趣，使我感兴趣和不解的是：参加“作家周”的只有13个国家，怎么会来了这么多作家？放眼望去，草坪上到处人声笑语。后来协助我们在“作家周”当翻译的格雷（译音）小姐，给我解开了这个“谜”：原来聚集在草坪上的人，许多是阿德雷德市的文艺爱好者，他们是闻讯之后，开着汽车赶到这偏僻山庄，来参加“作家周”开幕典礼的。

    这儿和艺术节的现场一样，既无身份区别，又不收验门票，对所有来者一律敞开大门；因而直到我们晚宴开始之后，来山庄的汽车还络绎不绝，而且他们毫不客气地坐在晚宴席上，和各国作家促膝交谈。

    宾主频频举杯祝酒之间，一个赤着双脚、穿着连衣裙的澳大利亚少女，从草坪上向我走来。我虽然懂得一句半句英语，但因水平低得可怜，根本听不懂她对我说些什么。格雷小姐翻译给我听：“她说你吸的烟卷，有一股奇异的香味。”

    这时我才发现手上夹着一支凤凰牌香烟，便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递给她。她把烟卷放在唇上闻了又闻才点着了，兴奋地询问我说：

    “你是中国客人？”

    “Yes。”我用仅会的这句英语回答她。

    “很好吸，很香。”

    “谢谢。”

    她甩了甩披肩长发，爽朗地问道：“你对澳大利亚有什么印象？”

    “很美。”

    “哲学家才喜欢用抽象的语言回答问题。”她诙谐而风趣地直视着我说，“作家应当用形象发言。比如：它怎么美，美得像天上彩虹，还是美得如同……”

    “这……”一时间，我搜索着脑子里的词汇，没能找到合适的形容词。但不回答这个姑娘的提问，显然和“作家”这个字眼不相称，而且也是失礼的行为。突然，她纯真而又带有稚气的形象提示了我，我说：“它美得和你一样。”

    她笑得烟卷落地，躬身拾起香烟后，还在笑个不停。翻译和周围的朋友，也都为我这句巧妙的回答，开怀地大笑起来。

    在欢快的气氛中，她通过翻译告诉我：她是昆士兰省一个小城市的人，从小酷爱文学，现在她考取了阿德雷德大学的艺术系。她从书本上知道，中国有两千年悠久的文化，极想学习中国的文学艺术，也很想了解中国，并问我能不能和她做个朋友——她的目光是真诚的。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从这个姑娘身上，我发现澳大利亚人性格的另一侧面：那就是极为可贵的进取心。年轻的一代，很想认识中国，认识世界。这个地球上的澳洲，欧洲人定居不足二百年，澳大利亚建立联邦政府还不足一百年，过去这儿不过是冒险者、淘金者和流放来的罪犯的领地，今天它从英属半殖民地的地位，一跃成为第二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它有着资本主义无法医治的通病）。这不仅仅因为澳洲地广人稀，也和澳大利亚人民肯于向世界学习、积极进取的性格密不可分。据澳大利亚一位朋友告诉我，当初建立首都堪培拉时，澳洲自己的设计师中并不缺乏高才，但是澳大利亚仍然采取招标措施，学人之长，博采众家，最后采用了美国人格里芬的设计图纸。我想，这位急切想学习中国文化的姑娘，比较典型地概括了澳洲人性格的这一特点。

    这是一个使人难以忘却的夜晚，它之所以使人难忘，不在于杯中之酒，也不在于瑞伍德庄园迷人的夜色，而在于生活给予我们的有益启示。我们告别山庄时，夜已过半，我们刚刚走出庄园，一个满头卷发，长得很敦实的中年男人，拦住我们的去路。这个中年人很激动，英语说得很快，翻译蒙了好半天，也没能听懂他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个中年人又打着手势比画了半天，翻译小郭和格雷小姐才同时笑了起来。原来他久已等候在这里，是专为他的夫人来寻求中国笔友的。看，又是一个！

    明之和我一致推举登科，登科欣然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印好的名片，上写登科的身份、职务，当然不会漏掉通信地址。他把那张名片递给了那个中年男人，那个澳大利亚人连连向登科同志致谢而去，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山庄的夜幕之中……

    格雷小姐

    阿德雷德是美丽的，澳洲人也是美丽的，但这里并非一切都美好。澳大利亚的发展历史不足二百年，因而资本主义的衰老症状不易被发现，但是我从格雷小姐身上，还是发现了这个社会的“病态细胞”。

    格雷小姐长得清秀而瘦削，没留披肩长发，也没涂抹口红。在那些袒胸露臂的澳大利亚女性中，她这个穿着花格长袖衬衫、墨绿色长裤的姑娘，显得很不合潮流。我们在从堪培拉飞抵阿德雷德的机场时，就认识了她，她争抢着为我们搬运行囊，用她那双并不健壮的胳膊，提着超过她身体负荷的皮箱，往接我们去旅舍的轿车里运。

    她的朴素、她的热诚是超人的，很快赢得了我们的好感和信任。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她中国话讲得那么标准，是因为到中国留过学——她曾是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她常常带着欢快的心情，谈起长城、颐和园，以及她非常爱吃的饺子，我们才知道她是澳大利亚失业队伍中的一员。这次，政府雇用她当几天翻译，是因为她懂中文。

    有一天，在奔往“作家周”会址的汽车上，我问她：“像你这样有专长的人才，怎么会没有工作做呢？”

    “用你们中国话说，这叫‘竞争’。”

    “竞争？”

    我觉得这个字眼非常耳熟，好像在哪儿听见过。忽然，我想起来了，那个在香港赌场里输光了积蓄的女明星，就对我说到过这个字眼。我立刻如鲠在喉，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我虽然是澳大利亚人，却总觉着不能适应这个社会。”她说，“我在中国学习几年，对中国是很有感情的。在你们那儿，留学生归国总不会失业吧？”

    “不会，不但不会，还是国家的宝贝呢！”

    “你一定知道，我们这儿是以澳元为核心的，没有金钱我就没有了一切。”她惆怅地叹了口气。

    这时，我才理解了格雷小姐。她那么卖力气为我们搬运箱子，谈起中国饺子时那么眉飞色舞，完全是内心感情的驱使，而没有掺杂半点造作。一种深切的同情，从我的心田里升腾起来。我说：

    “那你爸爸妈妈没有钱吗？”

    “有。我妈妈是退休的教员，爸爸是个牧师，可是我们有个习惯，儿女大了，如果再依靠家庭，那是一种难堪和耻辱！我必须千方百计在社会上寻找我的饭碗。”她讲这番话的时候，神态是严肃的，也许是她紧皱眉头之故吧，我在她额角上看见了浅浅的、超过她年龄的皱纹。

    格雷小姐是很向往中国的，在“作家周”上，她这种情绪流露得更为强烈。那天会议的议程是由中国作家朗读自己的作品，我读《大墙下的红玉兰》开头的几十个字，由格雷小姐朗诵《大墙下的红玉兰》英文版本的第一章。她很认真，为了朗诵好这篇小说，头天晚上她练习到子夜一点；加上她很懂声乐，朗诵时错落有致的清脆声音，感染了“作家周”的会场，赢得了满堂掌声。掌声过后，澳大利亚妇女作家联盟主席——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和一个来自墨尔本的女作家，走到台前向我祝贺说：“小说叫我俩都落泪了。”

    我诚挚地说：“这都是格雷小姐声音的魅力，你们该感谢她。”

    墨尔本的那位年轻女作家说：“送我一本你的小说吧！我回家读给孩子们听，使他们更了解中国，热爱中国。”

    我为难了，因为我带来的几本书都送光了，只有格雷小姐手中那一本，是我送给她本人的。格雷小姐看我为难的神色，马上把她手中那本书，转送给了那位女作家。

    归途上，我问她：

    “就那一本了，你为什么给了她？”

    “将来我到北京时，你再送我一本吧！”

    “去北京？什么时候？”

    “刚才在汽车上我只说了一半。我去北京搞文学翻译的事儿，正在积极办理。中国有许多朋友在帮忙，就看我的命运了。”她露出一丝笑意。

    “我祝你走好运。”我说，“到时候，我请你去我家吃饺子。”

    “一言为定。”

    短短几天的接触，格雷小姐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都很感激她在“作家周”期间对我们的帮助。“作家周”结束时，登科同志代表中国作协送给她一幅中国书法家的字，她送我们每人一副澳洲扑克牌；虽然这礼物显得有点孩子气，但我们都理解她的处境和那颗对中国挚爱的心。

    “天下谁人不识君”

    快要离开阿德雷德了，明之提议开动“11号汽车”去遛遛大街。当天，正好有记者来采访登科，只有我们俩结伴而行。

    往常，在“作家周”的间歇时间，只要步行上街，充当向导的总是登科同志。他在新四军里当过侦察员，对于记路有着“老马识途”的特异功能；这天，登科有事，我自告奋勇充当向导。

    不知怎么搞的，从大街返回时，怎么也找不到我们的旅馆了。我们住的那儿又比较偏僻，旅馆的英文名字又念不出来，连问路都成了问题。明之虽然比我聪明，但也无计可施，只好长叹一口气，抓抓他那谢了前顶的头皮，坐在柳荫下的长椅上，等待好运光临。

    “怎么样？老弟！”明之用他那上海味的北方话说，“你那记路的本事呢？”

    “老兄，只有‘老马’才识途，你比我老，怎么也抓开头皮了。”我说，“事已至此，只有靠你老兄的几句英文啦！”

    明之虽比我多会几句英语，但由于语法错乱，常使澳大利亚人听不懂，所以被登科称为“假洋鬼子”。在这“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明之只好站起身来，去询问公共汽车站牌下候车的一个孩子。不一会儿，就苦笑着走了回来。

    我俩坐在长椅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这儿寂静得很，除了海鸟在我们身旁自由地漫步外，难得发现一个行人。过了老半天，才过来一个穿着米黄色衬衣、面孔白晳的澳大利亚人。明之这次似乎变得聪明一点了，没有多说那“假洋鬼子”的英语，只告诉这位行者，我们是中国人，并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名片给他。当这个澳大利亚朋友知道我们是来自中国的作家时，立刻折身而回，把我们带到一个小楼上（后来知道这儿是个私人咨询机构），和办公室许多职员握手，并请我们在沙发上休息，女秘书给我们送上来咖啡。带我们上楼的那位澳大利亚朋友，和他办公室的同事们磋商半天，大概终于弄清楚了我们所住的旅馆，便从车库里开出来一辆“奔驰”，请我们上车，亲自用车子把我们送回旅舍。

    明之和我都非常感动，想挽留这位萍水相逢的朋友，到屋里去喝两杯中国龙井茶，但他却告诉我们，现在是他工作时间，谢谢我们的一番美意。说罢，掉转过车头，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探出车窗口，向我们挥手告别。

    这位普普通通的澳大利亚人根本不认识我们，但是他认识中国。因此当明之回到住房之内，感慨地吟起古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时，我也奉陪了两句唐人高适的诗：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这个“君”字的含义，当然不是指明之和我，而是指我们伟大的国家而言。可以这样向读者报告：澳大利亚人和中国人民是非常友好的，这不单单表现在刚才的“相送”，也不仅仅表现在“狂欢节之夜”澳大利亚朋友向我们招手欢迎，这种诚挚的友谊，几乎充溢在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整个时间之内。

    这里我特别想写一下澳中友协南澳秘书贝恩斯先生。他原来是海港的一个装卸工人，40年代时，他在海港卸货的一次事故中，被砸断了双腿。可是他听说中国作家到了阿德雷德，就要求和我们见面。在“作家周”期间，我们几乎难以挤出一点时间，但是面对火一样的热情，我们如果回拒，不但属于无礼行为，而且于心有愧。于是我们选择“作家周”中没有中国作家发言的一天，专候贝恩斯先生光临。

    他没有双腿，走路时要架着双拐，这个缺陷，给他开车也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可是贝恩斯先生还是开着汽车，从几十公里之外的乡野赶来，并把我们载回乡野，叫我们去了解澳大利亚的村镇生活，我很难想象，一个残疾人，怎么能有这么充沛的精力？他先带我们参观了一所乡村的南曼中学，又不知疲倦地带我们去欣赏玛丽河的美丽风光。南曼中学校长泰莱先生向我介绍说：“这个残疾人，是个中国迷，只要是中国来的朋友，他都舍出老命去欢迎。上次你们广州杂技团来阿德雷德演出时，他把杂技团接到了乡下，让周围几十公里村镇上的居民，都欣赏到中国杂技演员的绝妙技艺。所以，贝恩斯先生不但是你们中国的好朋友，也受这儿牧民们的爱戴。政府向他颁发了开展澳中友谊的荣誉奖。”

    中午，贝恩斯先生把我们带到他的一个朋友——小牧场主特莱夫先生家吃午餐。特莱夫先生的夫人帕特女士，怀里抱着一条小白狗，早在整洁的小楼前迎接我们了。当我们举杯向特莱夫夫妇致谢时，帕特女士说：“不要谢我，应当感谢贝恩斯先生，如果没有他，我想请中国客人还请不来呢。”

    于是，我们举起酒杯，向贝恩斯先生祝酒……他将一杯酒一饮而尽，借酒抒怀地高声说：“澳大利亚人敬爱中国，我为能当一个中国的好朋友而感到骄傲！”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