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登科比我敏锐，他说：“你应该鼓起勇气来，正直地生活下去。我们安徽也成立了电影制片厂，如果有机会，可以到我们那儿去演个什么角色。”
“谢谢！”她眼角有些湿润了，把头扭向一边。
飞机起飞的时间快到了，她和许多为我们送行来的朋友一起，为我们拎着旅行包，一直送我们到海关入检口才默默地和我们挥手告别。
此时，飞机上的电影已经放映完毕，我还沉浸在忧郁之中。扭头望去，明之虽然闭合着双眼，但睫毛还在不停地颤动；登科则在大口大口地吸烟，圈圈烟雾在他额前萦绕。他们在想着什么？也许同我一样，由银幕上那个女演员而联想到香港那个女明星的命运？还是正思考着留在身后的夜香港？
“盖巾下的新娘”
飞机穿过赤道线，一缕金色的阳光从舷窗的间隙投射进来。我低头看了看腕上的“西铁城”牌手表，时针刚刚指向早晨四点半。最初我以为是手表坏了，放在耳边听了听，它“滴答滴答”走得正带劲呢。一位空中小姐用标准的中国话告诉我：“先生，不是你的手表有毛病，澳洲和北京时间差三个小时，这时是澳洲的七点半，请拨一下你的表。”
凭窗外望，天空碧蓝如洗。记得在祖国看日出，太阳是从东方偏南一点的方向冉冉上升；而这里，遥看蓝天上那轮红日，则是挂在东北方向的一团火球了。我立刻意识到：这儿离我的祖国已经相当遥远了。
俯首下望，大地上一片赭黄，很难寻觅到一丝绿色。这种单一的颜色，使我想起戈壁沙漠，也使我想起黄河的排天浊浪。这就是被人称为“美丽得如同俏丽的新娘”般的澳大利亚吗？记得在北京临行之前，去过澳大利亚的朋友对我说：“去吧！朋友，走访过堪培拉、阿德雷德、墨尔本、悉尼几大城市之后，你会增加对美学的认识。”可是她究竟美在哪儿？娇艳在哪儿？机翼之下旋转的大地，不分明是黄脸老太婆嘛！
只有当飞机在悉尼徐徐降落时，我才逐渐认识了澳大利亚的婀娜风姿：这里既有现代化的宏伟建筑，又有古老的维多利亚式各色漂亮的房屋。50年前建成的悉尼铁桥，在海湾里像一线隆起的弓背；世界闻名的悉尼歌剧院，像几个张开嘴的巨大贝壳，吞吐着身旁起落的海潮；又像几叶银帆，在蓝色的海湾里扬帆起锚……
从机场通往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的路上，我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这里的房屋建筑，绝少有相同的式样；就像马路两旁的行人的衣服，很难找出来相同的式样一样。澳大利亚人似乎很注意色彩，突出个性；就连那流水般奔驰的汽车，车身也是红、橙、黄、绿、青、蓝、紫等多种颜色，而唯独缺少黑色。这奔跑着、移动着的斑斓色彩，和城市里的奇特建筑交相辉映，加上到处是浓荫和绿色的草坪，使城市显得千姿百态。
我认识你了——澳大利亚！飞机上看见的一片单调的赭黄，那是你待开发的沙丘，那是掩藏着你秀色的一块盖巾；当人们撩开你的黄色盖巾之后，你，不愧是一位“俏丽的新娘”。
格里芬湖畔的沉思
由于我们归途中还要重访悉尼，所以只在悉尼逗留了两个小时，当天下午就飞往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次日清晨，在霏霏细雨中，我们在澳大利亚朋友和大使馆翻译小郭陪同下，到格里芬湖畔去漫步。
堪培拉的城市建设只有60年的历史。60年前，澳洲人按照一个美国大建筑师格里芬的设计蓝图，开始建造这个地处墨尔本和悉尼之间的新兴城市。今天，它已经是澳洲政治、外交事务中心，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大厦和联邦高等法院都设在这里。我们漫游的格里芬湖，就是为纪念那位杰出的设计家而命名的。
尽管天下着如烟似雾的蒙蒙细雨，但堪培拉的秀丽姿容依然可以尽收眼底。那五颜六色的方块块，是城市的房屋；除此之外，哪儿都是碧绿的草坪；淡蓝色的格里芬湖静静地躺在绿色的怀抱之中，就像是镶嵌在一片天然翡翠上的一块蓝色宝石。白羽白翅的海鸟和黑羽黑翅的尖嘴黑鹰，就像陪着我们散步的朋友一样，在我们伸手可及的地方溜溜达达。
“瞧！这里的鸟儿是不怕人的。”登科用浓重的苏北口音，向明之和我宣布他的新发现。
“这儿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任何人都不许伤害鸟类。”翻译小郭对我们说，“谁要伤害一只鸟儿，罚款500澳元（相当于人民币近1000元），所以这里的鸟儿非常厉害。你们看，那一身黑的鸟儿，在它怀孕期间，经常主动向人进攻。一次，我们使馆有个同志正在草坪上走着，那浑身黑的鸟儿，居然飞落到他的头顶上，用尖爪抓破了他的头皮。”
“会有这种事？”明之惊讶地说。
“是的。”给我们当向导的澳大利亚朋友，含笑地对我们说，“我们这儿不但有‘鸟害’，还有‘鱼害’呢！”他告诉我们一件这样的事：不久以前，由于格里芬湖鱼太多了，政府不得不千方百计地鼓励人们钓鱼，以解除“鱼的污染”。负责湖泊管理的官员，为了吸引市民来捕鱼，竟把一条大鱼的腹部切开一个小口，塞进去一枚相当于1000澳元的金币，缝好后，把这条鱼放回到湖里去。于是持鱼竿钓鱼的人和划小艇捕鱼的人，接踵而来，这段时间，几乎成了堪培拉的钓鱼节日。
“有人捞到那条腹中藏有金币的鱼吗？”我问。
“这个我倒没听说。”向导腼腆地笑了，“但是由于鱼多而产生的‘鱼污染’解除了。”
我们听后，不禁放声大笑起来。我对这位澳大利亚朋友说：“我们倒情愿我们所有的河流，都出现‘鱼污染’！”
他笑了：“中国人口众多，恐怕很难出现这种生态失调。”
澳大利亚朋友这句极其平常的话，似乎触动了我的心弦，我不禁想起云天之外亲爱的祖国。是的，我们的人口实在太多了！澳大利亚的面积比我们少200万平方公里（770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却只有1400万，相当于中国人口的七十分之一。假如当初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不被认为是谬误，不被批得体无完肤，而早一些节制中国的人口膨胀，也许我们会比现在富有得多。
我们再不能搞人口的“小麦密植”了。
我们宁要“鱼污染”，也不要人为地制造贫穷了。
格里芬湖在对我这样说。
书海情
次日上午，雨过天晴。我们应邀去堪培拉大学亚洲研究院，与该院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师生见面。当我们走下汽车后，该院图书馆主任许炎先生，领我们先去藏书馆参观。我们在“书墙”间穿行，两旁书架上摆满了中国书刊。文学书刊中从《诗经》《左传》的各种版本，直到当代初露头角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应有尽有。许先生还特意抱来我们三个人的著作，叫我们题字留念。这一摞书刊中，不但有登科初登文坛的《活人塘》、明之的《护士日记》，还有我的少作《七月雨》。许先生把《第十个弹孔》摊在我面前说：“这本书我们当时没有能够订到，但是为了积累中国作家完整的资料，我们花了60元港币（折合人民币近20元）从香港旧书店买了来，而这本书在你们国内只卖几角钱。你看——只卖0.5元。”他指了指书籍封底上的定价。
我笑了：“花20元人民币去买它，这太不值了。”
许先生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听了我的话后，好像有点不太高兴，因而皱了皱眉，不失礼貌地说：“不能只从经济价值上去考虑，而应当从研究的价值上去着眼。研究工作是件十分严肃的工作，不能望风捕影，要以资料为根据。”
在远离祖国的澳洲，能看到自己失散了多年的少作，已经使人心情激动了；听了许先生这番话，更觉得他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特别是当我从“书海”之中发现王蒙、绍棠、友梅、浩然、文夫、晓声、张弦的著作，也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时，我不禁对这位许炎先生起了肃然的敬意。
热诚而好客的许先生（他是个澳籍华裔），在藏书馆小客厅，介绍我们和几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生见面，并有意叫我们和一个来自台湾的研究生会晤。这个研究生30多岁，憨厚的脸膛上戴着一副不太时髦的棕色眼镜，一看便知，是个钻书堆的小学究。
我们的话题也是从“书”引起的。
他开门见山地问道：“大陆的作家，有出书的自由吗？”
我指了指许先生抱来的那一摞书：“有。”
“涉及社会问题的书呢？”
“也一样出版。”我答。
“你能不能说具体点。”
我沉吟了一会儿，说：“就拿我自己来说吧。近几年来，我写的大多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十年动乱年代里，在泥泞路上跋涉的悲剧。可是并没有像中国台湾作家陈映真那样，被关进火烧岛。”
“你们监狱关押过作家没有？”
“‘那个年代’有过，现在一个也没有。”
“那为什么？”他不十分理解地追问我。
“因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是深得民心的路线。作家们自愿为它冲锋陷阵。”接着，我又反问道，“台湾监狱里还关押着作家吧？”
“……”他没有回答我。
“像陈映真那样一位写实的作家，过去怎么进的火烧岛？”
“别的原因我不太清楚。”他诚恳地回答说，“我只知道他写了一篇小说，其中有这么一个情节：一个人爱养鸽子，当这个人呼唤他的鸽群返巢时，在竹竿上绑了一个红布条，在空中晃着，可能被认为是‘宣扬赤化’……”
“你不认为这很滑稽吗？”我不觉笑了。
他也笑了：“是很滑稽！”
由于和东方语言系的师生们见面的时间到了，我们不得不终止这很有意思的交谈。后来，当我们站在堪培拉大学的讲坛上，向澳大利亚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师生介绍中国当代文学时，我从密集的座席上又看见了他。他坐在中间偏后一点的一把椅子上，凝神地听着，并和许多澳大利亚朋友一样，为我们浩劫之后的文学复苏和取得的成就而热烈鼓掌。
散会以后，堪培拉大学亚洲研究院院长张磊夫（译音）先生，设午宴招待中国作家代表团。他没有身份进入餐厅，但他从课堂一直把我们送到餐厅门口，惜别地紧紧握住我的手，对我耳语说：
“后会有期！”
我了解他话中的深刻含义，用力摇着他的手，回答说：“你说得很对，我们‘后会有期’。”
回到旅馆，深感在“书海”和骨肉兄弟相会，触人心扉，提笔写小诗4句，以抒情怀：
间隔一泓水
两心情痴痴
喜鹊搭桥日
骨肉团聚时
阿德雷德上空的焰火
我们访澳的日程安排得很紧，中午冷餐会上的草莓味儿还没从嘴里消失尽，就又坐上了由堪培拉飞往阿德雷德的飞机。因为艺术节于当天开幕，艺术节中的一项“作家周”也即将在阿德雷德举行。
阿德雷德是西澳省的首府，多伦斯河像一条绿色丝带，环绕着市中心区；多伦斯河的外围都是幽静的公园。这儿既有驰名世界的现代喷泉，也有昼夜开放的高尔夫球场。
艺术节是在多伦斯河畔圣彼得教堂前的绿色草坪上举行的。入夜，汽车的“长河”从四面八方“流”向艺术节开幕的现场。以致我们坐的那辆汽车，几乎两米一停，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弃车步行。
当我们挤进那片绿色草坪，和成千上万的阿德雷德市民一起席地而坐时，许多年轻人向我们亲切招呼，并用英语向我们喊着什么。担任我们向导的阿德雷德大学讲师陈兆华女士说：“他们说：‘欢迎你们，来自中国的朋友！’”坐在我身旁的一个金发碧眼小男孩大概是从他父辈嘴里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先是对我微微一笑，随后向我招手，最后，竟将他肥胖的小巴掌伸出来，和我这个来自亚洲的客人握手，这使我们的陌生之感顿时消失；特别是当多伦斯河畔升起中国的焰火，天空像孔雀开屏，又像千万朵金钟花倒坠的时刻，我好像不是坐在异国的草坪上，而是坐在祖国的天安门广场。
记得，在我出访澳洲之前，曾担心因为语言不通而无法表达感情，在多伦斯河畔，我似乎发现了交流感情的多种渠道：笑容，手势，甚至连一顾一盼，都能使我们和澳大利亚人心心相通。应当说，澳大利亚人的性格是坦率而豪放的。一百多年以来，虽然由于血缘的关系，他们具有许多英国风格，但是随着时间的更替、历史的推移，澳大利亚人已经很少有英国人那种骄矜和自恃，正在形成粗犷而奔放的澳洲性格。此时，来自意大利的民间歌手，在台上弹着吉他，唱着狂热的情歌，似乎那演奏家的手指不是拨动着琴弦，而是在拨动澳大利亚人的心弦，因而使整个多伦斯河畔的草坪随着六弦琴而燃烧起来。他们随着歌声的节奏拍手，随着歌声欢呼，最后，有些年轻人竟然随着歌声而扭动着身躯跳起舞来……
这盛大的狂欢之夜，固然使人眼花缭乱，但更使我惊讶的是，狂热之中秩序井然。我站在高处鸟瞰整个会场，这里各种装束的人都有，各种肤色的人都有，各种年纪的人也都有，唯独缺少维持秩序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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