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禁自己是挺苦的差事！”我说。
“但我必须这样做。”她还告诉我：她祖籍湖南衡山地区的农村，1952年诞生在台湾，1968年才离台来瑞士定居，但她的父母和兄弟仍在台湾。她在欧华学会闭会之后，将去台湾省亲。
她提起故籍湖南，我不禁哑然失笑了。
她不无惊讶地望着我。
“我想起你对你的一位同乡作品的尖刻评论。”我仍止不住笑，“在你的评论集中，对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之类的东西，竟然用了‘除了一片滥情之外，一无所有’的词句。”
“对无病呻吟之作，难道不应该吗？”她很认真地凝视我。
“痛快极了！”我解疑地对她说，“当我读你这篇评论文章时，如久旱适逢甘霖，从头顶爽透心扉！”
“真？”
“真！”
“你是我在海外接触的第一个大陆作家！”她微微而笑，亲切地对我说，“没想到第一个就是文学上的知音。”
我俩相约，第二天去东柏林游览时一块儿去，一块儿吃饭，以有更多的时间探讨文学问题。遗憾的是，因身份问题，她在民主德国边防哨卡外被拦住。当天晚上，我邀请她到我下榻的寓所来喝冷饮，她进门坐定，便连连咳嗽起来。
“你感冒了！”
“是的。”
我忙掐灭了手中烟。
“谢谢，你很敏感。”她说。
“作家都有一根极为敏感的神经。”我说，“第六神经预告我，今天晚上你可能要对大陆当代文学发表点意见什么的。请直言不讳，以对台湾作家同样的直率坦诚对大陆，我洗耳恭听！”
她笑了：“我读得不多，发言权不够。”
“这不是‘龙卷风’的性格。”我提醒她。
她用上牙尖咬住下嘴唇，用手背顶着下颌，沉吟了片刻，低声地说：“……该怎么说才准确呢？从总体上说，台湾和大陆作家的作品各有千秋。由于多种因素的缘故，大陆作家的作品影响，远远超过台湾，这是一个铁的事实。但是，我想请你转告大陆作家一点的是：如果哪一位作家，在大陆之外受到青睐，那么他先不要兴奋，应该清醒地问一问自己的作品，是它的水平达到了世界的高度了呢，还是作品的内容满足了西方对东方古老原始、落后的猎奇心理了呢？坦率地说，不能排除大陆上那些发红的作家中，有以古旧的新闻价值去迎合西方商品趣味的人！”
我先是惊愕，后来，激动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说得太好了！”
她仿佛也被我的情绪感染了，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想说些什么，但连续不断的咳嗽声，压抑了她再说下去。待咳嗽声稍稍停止，她用着力气说道：“对于大陆和台湾作家来说，都不能失去自爱、自重和自崇，文学不能离开这个支撑点去奢谈走向世界。”
当夜，我失眠了。我从床上爬起来，走近窗户，望着路灯下雨丝连绵，更增加了几分忧患思绪。诚然，我们一些作家的作品所以能走出国界，绝非皆是展览陈旧“国粹”之故；但是，不是也有“商女不知亡国恨”，专门卖唱“后庭花”——并以此而沾沾自喜的人物吗？！想到此处，不禁对龙应台增添了几分敬意。而这种心情，难以用语言表达清楚，于是我打开皮箱，寻找可以表达这种心情的礼物。还算不错，箱子角落里保留了一颗用琥珀色玉石雕成的“落花生”。
我觉得这件礼物送给她非常合适：曾经写下名篇《落花生》的已故作家许地山，也落生在台湾；“落花生”在许地山笔下，是朴素无华的象征，他曾嘲笑那些红桃艳李，把果实悬在枝头，而赞美落花生把果实结在地表之中。龙应台从心灵到外表具有落花生的朴素，又具有落花生的甘居寂寞（把自己锁在小屋中行文）之风。最重要的是这颗“落花生”的根紧紧地联结着泥土，龙应台叫我转致大陆作家一席深情的话语，不是她那难以割断对故土缕缕情思最充分的流露吗！
欧华学会临近闭会的前一天中午，我正在餐厅用饭，龙应台走到我的餐桌旁，郁郁地告诉我，她今天下午就要提前飞走了，我惜别地望着她：“我能为你干点什么吗？”
“不用。我一切都收拾好了！”她喃喃地说，“你是我结识的第一个大陆作家朋友，只是我找不到更好的礼物送你，这盒巧克力，带给你的小孙孙吧！”说着，她把系结着彩带的精致糖盒递给了我。
“是因为那颗落花生吗？”
“不，因为我们的相识相知。”
在欧洲华人兄弟姐妹面前，我们热烈地拥抱话别。
1987年秋
[忆玛尔卡]
为了体验德国普通人的家庭生活，在柏林期间，我曾在一个公务人员家里住了几天。到了那个幽静的小街，走进了她的住所，经翻译介绍，我才知道她是个独身姑娘。
她叫玛尔卡。
她很漂亮。
仅仅出于她对中国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崇敬，便腾出她的卧室，留给我和翻译，她自己搬到客厅的沙发床上去住。在德国的风习里，这是对友人最真挚的情谊了。
卧室小而干净，客厅大而无华。这大概是德国人超越白领和蓝领差异的一个等同的居住模式。我在玛尔卡那间有20多平方米大的客厅兼书房中，用目光搜寻了老半天，才从书林的夹缝中，看见一个约八九英寸大小的电视机。她月薪近3000马克（折合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左右），而且德国电器价格便宜。按照中国家庭心理惯性，有经济条件的总要配上个20英寸以上的直角平面电视，才算得体。而许多家庭很怠慢电视。玛尔卡说：“那上边说的、演的，都是加工的合成品，而非天然。我买电视的作用，仅仅是每天看看世界新闻和天气变化，好决定能否出门旅游，或者旅游时是否要携带雨伞什么的。除此之外，它是个多余的摆设。”这种生活观与中国家庭的生活观，若同南辕北辙，毫无共同之处。
每天晚上，我出访回来，用钥匙捅开这个一口之家的门锁之后，便和翻译坐在她的客厅里，等着女主人归来为我们烧饭。她很热情，不许我们在外面吃饭。为防止我们寂寞，她把她的一本相册，放在沙发上——因为我看不懂德文书籍。
我对翻译小王说：“这能算个家庭吗？”
小王说：“算。”
“好像原来不止她一个人。”我从相册上看见一个留有胡须的青年人与玛尔卡相依相偎的照片，“是不是分手了？”
小王也推断，玛尔卡可能曾经有过爱情，又可能出于什么缘故，这条爱情之舟沉没了。我耐不住好奇，终于在一天晚上，向玛尔卡提出了这个疑问。她笑了笑，讲了一番话后，又摇摇头。小王吿诉我，玛尔卡说她有过爱情，现在她还在爱着那个照片上的男青年，只是暂时分居，不能叫爱舟已然颠覆。
挺有意思，分居了还有爱情。这倒有点像东方女性对心爱男人的痴情和专一。在那个瞬间，我想起了《白蛇传》中的白娘子，可是坐在我面前的玛尔卡，分明又是个金发碧眼洋妞子。时至今日，中国女性中都不乏水性杨花之孟浪子，难道在欧洲的柏林，还会有白娘子等待许仙的故事？！
玛尔卡和她那位X，一块儿毕业于慕尼黑大学，后来一块儿来柏林工作。这是玛尔卡告诉我的唯一的情况。至于他们后来为何分手，她没有说。但是凭着一个作家的职业敏感，我能揣测到很可能中间出现了第三者，玛尔卡是个受害者。目前，她在苦苦等待着那只爱舟重新升起帆篷。
我之所以做出如此判断，因为玛尔卡不仅漂亮，而且情真。一到晚上，她便赤足坐在地毯上，让我给她讲中国文学，特别是要我讲述我送她的那部我写的长篇小说《断桥》。当她听到小说中描写男女主人公的苦恋情节时，竟然流下了眼泪。
告别柏林的时间终于到了。头天晚上，她拿出一大沓照片让我选一张留作纪念。我选了张她的金发在风中飞扬的照片。她当即在照片背后题写了两行德文：送给我远方的中国朋友——玛尔卡。
我告诉她我在奥地利维也纳停留一段日子，还要重返柏林。柏林“作家屋”已邀请我讲课，“德国之声”广播电台，还要我对德国的印象作一番评说。玛尔卡异常兴奋，她说她去过“作家屋”，听过德国作家与读者的会面，她提示我一旦返回柏林，一定要给她打个电话，她去“作家屋”见我。
我对她留下幽默的祝福：“玛尔卡，但愿那一天不是你一个人去，我当真希望你的‘许仙’能够回来，你和他一块儿去‘作家屋’！”
当年7月盛夏，我从维也纳返回柏林，当我走进我演讲“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家屋时，第一个动作就是用目光搜索玛尔卡。她从听众席上跑过来，激动地拥抱了我。然后回过头来，招呼我在她相册中曾经见过的那个青年：“就是他——你的祝福很灵验，雨过天晴，我们和好了。”
1987年秋
【澳洲四题】
[梦里澳洲]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高适
我醉了。
我醉倒在祖国的东南大门广州，而没有醉倒在美丽而迷人的澳洲。
今年3月2日，陈登科、艾明之和我，应澳大利亚文学局的邀请，去澳洲参加“作家周”的聚会，并走访了澳洲各大城市和牧场。3月27日，我们刚刚回到广州，我就醉倒在祖国的陈酿醇香之中……
与其说是酒醉，莫如说是心醉。记得列车刚刚驶离香港，我就迫不及待地凭窗外望，脑子里不知为什么响起了50年代初期诗人未央的诗句：“车过鸭绿江，好像飞一样！祖国，我回来了——我的亲娘！”其实，我们离开祖国还不到一个月，但是却觉得难耐的漫长；对于祖国来说，我永远是个“相思病”患者——就是这样。
说起来也有点巧合，我们途经香港返抵广州那天，适逢登科同志的生日，他设便宴招待在广州的作家肖马、北影演员俞平，以及花城出版社的苏晨等同志。我自认为酒量并不算低，但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几杯醇酒，就把我变成了一个蹒蹒跚跚的醉翁。
事后我才听说，当我醉倒在餐桌旁后，是明之和苏晨同志，把我架上二楼的。他俩帮我解衣就寝，我则像个痴睡的婴儿，刚躺在床上就进入了梦乡。
我好像是做了个“意识流”的梦，梦里“流”过：阿德雷德狂欢之夜的焰火、黄金海岸冲浪的红帆、墨尔本街市上剃光头的“洋和尚”的舞蹈、悉尼街头上一个少女的笑容……
今天，我醒了。望着窗外盛开着的木棉花，铺开稿纸，趁着酒意尚未完全消失，开始串联起那不是梦的“梦”，并把我的旅途情思，一起呈献给想了解澳洲的朋友……
太平洋上空的随想
入夜，从香港飞往澳大利亚的“国泰”号航机，在太平洋上空平稳地向南飞行。本来，这漫长的空中旅程是惬意的，你可以靠在椅背上闭目静思，也可以听耳机里还播放着的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可是将近午夜时分，机舱中间的小银幕亮了，开始放映一部叫不出名字的澳大利亚电影，一下子使我们陷入了莫名其妙的忧郁之中。
不是影片本身有什么引人忧郁的东西，那是一部纯文艺的喜剧片（大概是怕旅客精神疲惫不堪吧），而是影片中那个女主角，引起了我“蒙太奇”式的联想——我想起了在香港逗留时，在机场餐桌上碰到的那位曾经红极一时的女明星，和她那双忧郁的眼睛……
2日下午，香港文艺界一个朋友韩培珠女士，在机场餐厅请我们吃饭。一位女明星带着演员身上少见的抑郁和不安，淡然地朝我们点点头，坐在我们餐桌边的一把椅子上。
“来，一起吃饭吧。”韩女士和她很熟悉。
“不，我吃过了。”
“这是国内访澳的作家。”
我们握了手，尽管她手指甲和嘴唇都涂着红艳似火的油膏，但我感到她的手指是冰凉的。当我们握手的瞬间，似乎有一股寒气，一直浸到我的心田。
韩女士告诉我们：她生长在台湾，在台湾银幕上初露头角，后来在香港红了起来。不过，最近她离开了银幕。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她只是失意地摇摇头，解开一个精致的小皮包，从皮包里取出一本她的剧照集。翻开来看，上边是她在银幕上扮演的各种角色。从影集上看，她至少也拍过十几部电影了；而且在有些影片中，她担任的是女主角。
我默默地剖析着这个神态忧郁的女明星，论年纪，不过30岁左右；看相貌，鸭蛋脸，大眼睛，长睫毛；论体态，丰盈而又婀娜有致，曲线脱颖而出。登科感慨地说：“内地像你这样年纪的演员，正是大显身手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上银幕了呢？”
她垂下睫毛，叹了一口气：“你们那儿是竞赛，而这儿是……是……竞争。”
噢，她是个竞争中的失败者！
“你结婚了吗？”登科以长辈的身份，关切地问道。
“独身。”
“有个伴侣，精神上不是会有些安慰吗？”我问。
“唉！”她长叹了一口气，合拢了那本剧照集，黯然地摇摇头，“我想找一个能真诚相待的人，而这样的人，我至今还没发现。”
这一下，餐桌上的几个人都缄默了。
可能是为了逃避这尴尬的局面吧，她站起身来走了。借着这片刻的间隙，爽直而热诚的韩培珠女士，饱含着对姑娘的同情说：“她艺术资质不错，人也憨厚，可是这块地方……怎么说呢？不说你们也明白，只靠艺术是很难有出路的。这个姑娘在生活的打击下，开始沉沦，到赌场去赌博，一下输光了全部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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