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维也纳建筑，交织着古典的和谐美，几乎每一座建筑上，都镌刻着修筑它的年代。世界闻名的美泉宫、百乐宫自不必说，就连市郊小镇上一幢幢小楼的墙壁上，也都刻着它的历史年轮。这是由于当年希特勒军队虽然侵占了奥地利，但这座城市并未遭破坏之故，因而奥匈帝国盛世时期的历史遗迹，至今到处可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建筑不可遏制地拔地而起，最为突出的是占据了城市楼群制高点的两座现代化医院，这“姊妹俩”方方正正地站在楼群中间，若同高傲的鸡群之鹤，昂首而立，独霸维也纳的高空。燕珊恨恨地对我说：“这两座楼房应当拆掉，并判建筑师的徒刑！这是维也纳人普遍的心声！因为它破坏了维也纳的建筑和谐。”
在我看来，使充满高雅情致的维也纳失去和谐的倒不是外在的变化，因为城市的建筑发展，不可能永远保持着古典的和谐，就像北京的四合院终将被高楼代替一样，使美丽的维也纳失去色彩的，倒是内在的霉斑。记得有一天，燕珊带我到一家餐馆，去吃名菜法国蜗牛。餐馆的陈设十分风雅，周围站立着一尊尊奥地利名人塑像，窗口上插着各式各样鲜花，服务人员彬彬有礼……一切都显示得和享誉维也纳十分和谐。席间，我去WC解小手，一下子把刚才美好的印象打得粉碎。在马桶的对面墙上，挂着一幅幅女人的裸体画，在这个必须袒露出男性生殖器的特定地方，竟挂着非艺术品的女性生殖部位图像，不但和维也纳风格有失和谐，还和这家餐馆的风雅外貌大相径庭。
回到餐桌旁，燕珊发现我神态忐忑，问我何故。我说：
“‘WC’不太卫生！”
她惊愕地追问着。
我只好把实情相告。
她笑了：“这是西方世界的特产。”
我说：“似不应该让它污染文化名城维也纳！这才是和维也纳情调有失和谐的东西！”
她连连点头，表示赞同我的看法。
但从总体上说，维也纳是座干净的城市。它的文化气氛不仅仅表现在音乐方面，在绘画博物馆中收藏的珍品数量也是惊人的，特别是现代派作品的画廊里，你可以看到只活了28岁就逝世的美术怪才夏勒的变形之作。他短促的生命发出的艺术之光，辐射到后来的毕加索的艺术创作之中，因而奥地利人以最美好的形容词，来推崇变形艺术之先河夏勒。在博物馆外的英雄广场上，有两尊高大的青铜色骑士铜像。其中的一尊，战马昂首奋蹄，马尾像伸展开腰背的蛇蟒，扫向苍茫太空；而另一尊雕像，战马状似仰天长啸，马背上持剑的骑士威风凛凛，唯独战马之尾，没有另一尊横扫凌空之声威。据说，这位把艺术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雕塑家，为第二匹战马的尾巴没有塑出声威而饮恨自杀，这是只有在维也纳，才能听到的艺坛逸事。由此可见，维也纳的艺术被视为崇高、神圣、超越一切的最高珍品，维也纳人深深为此而感到自豪。
燕珊怀着对中国友人的绝对赤诚，带我参观过不少画廊，并带我去寻觅莫扎特、海顿和约翰·施特劳斯在维也纳的足迹。在维也纳近郊一个名叫核桃村的小镇上，她领我去瞻仰了贝多芬的故居。在联邦德国波恩我参观过贝多芬的诞生故园，他17岁时离开波恩来奥地利朝圣莫扎特。同年，接到母亲病重消息返回波恩，接着妹妹病故，他得了伤寒，出了天花，几乎丧命。1772年他第二次去维也纳，并在维也纳定居。在“而立”之前的28岁，他开始患了耳疾，贝多芬之所以迁到近郊核桃村来，是因为这儿出矿泉水，传说这种矿泉水能医治耳聋。在这个不大的村镇，贝多芬有几处住所。我们去的那座两层小楼，是他1802年到1817年的故宅，正是耳聋使他烦躁难耐，心灵遭受严重创伤的时期。在这儿他写出了《第二交响乐》，并完成了《英雄交响乐》（即第三交响乐）的创作。
小楼很幽暗，院子也很狭小，窄窄的木板楼梯已磨得发白，陈列贝多芬家信和手稿的屋子，墙壁已经斑驳。尽管故居毫无风采可言，但来这儿瞻仰的人络绎不绝。讲解员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她告诉观众：贝多芬一生坎坷，所以能写出《命运交响曲》，是他由对生活失望到不屈不挠与之进行搏斗的心灵写照。他后来患肝硬化腹水，于1827年3月26日与世长辞，享年57岁。噩耗使维也纳震惊，人们纷纷来为这位音乐之圣送葬，舒伯特举着火炬走在送葬人群的最前边……
这都是维也纳逝去的往事了，但时至今日，维也纳仍然笼罩在音乐的气氛之中。世界上几乎找不出第二座城市，可以与它的典雅情调媲美。我——一个东方游子，常常为此而遐想翩翩，我想1234567这7个音符，何以能幻化出这么大的精神魅力，使人狂喜，使人悲伤，使人沉思，使人陶醉？我想起美国电影《音乐之声》中的那位家庭女教师，她用美丽动听的欢快音符，不但使那群顽皮的儿童变得高雅，最后还以音乐赋予她的丽质，牵动那位带有男性暴戾并十分骄矜的男主人的心，这真是人间奇伟的心灵筑造工程。而使这工程成功的材料，就是音乐，无所不能的音乐。
燕珊女士是个音乐狂。每天晚上她屋内的音乐之声要响到深夜。起初是我和她一块儿听，当我感到困倦和疲劳了，走进我下榻的房间时，那乐曲声仍然缥缈入耳。我总感觉她在音乐中寻找什么慰藉，因为她非常喜欢听悲凉而抒情的旋律，可能是她借助音乐回忆她的往昔，也可能是抒发着她对爱情的某种向往。这几天，她亲密的朋友卡明斯基始终没有来，她曾对我淡淡地抱怨人生之冷漠；我听得出来，这种抱怨可以浓缩到一个人身上，那就是卡明斯基先生。
我和她开玩笑说：“不必那么悲观，凭着我的直觉，你和老卡终究会走到一起的！”
“你又不是诸葛亮！”她说。
“精诚所至，金石为之而开。”我说，“何况你们有了那么长的一段神交，感情剪不断的。张洁告诉过我，在展铺奥中友谊的大桥中，你是他不可取代的帮手！”
“那是工作。”她反驳我。
“我会算命。”我胡乱地掐着手指，装出阴阳八卦先生的架势，为她驱赶心病说，“你的生日和时辰，都注定你晚年会有一个和谐的家庭。而这位男主人，就是卡明斯基先生！”
“你们写小说的人，都会胡编！”尽管燕珊在批驳我，但是脸上出现了笑意。
看见她高兴了，我好像也欣悦了一些。在我看来，燕珊女士是个东西文化合璧的女性，她身上既有欧洲人的洒脱勇敢，又有东方女性的贤惠温柔。在维也纳的短短几天，我换下来的脏衣裳，她总是拿去洗，并烫得平平整整，放回我的床头。她对儿子马蒂亚斯，绝对是个称职的母亲，她关注他的一切，包括准备儿子最爱吃的食物。在当今西方世界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中，燕珊似乎只把自己的位置，确立在非中心的卫星轨道上，她很少为自己做些什么，总在想为别人做些什么——特别是为卡明斯基先生鞠躬尽瘁，难道这样的一个女人，不该获得感情上的回报吗？！
我是带着这种希冀，离开维也纳的。行前的晚上，她送给我最爱听的查穆塞尔的长笛磁带。她说：“你喜欢冷色！这盘磁带能使你想起阿尔卑斯山上的银雪！”第二天，她送我登上维也纳通往波恩的火车，特别叮嘱我说：“车上乘客极少，你又不会讲德语，万一在车厢里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可拉这个报警铃，车警会立刻光顾的！”
“谢谢！”
“不会忘记你的好朋友燕珊吧？”
“时刻牢记于心！”我说，“今年冬天我在北京迎接你！”我们在站台上拥抱，告别……
查穆塞尔的凄婉长笛声，还吹响在我的写字台前。奥地利望不尽的绿色，似在我眼前延伸；那清得能看见卵石的奔腾小河，似从我稿纸上淙淙流过。我望了望日历牌，该是燕珊女士从丝绸之路返回北京的日子了。正在踌躇之中，电话铃响了：
“你猜我是谁？”
我听出了，是她。
“有时间请来昆仑饭店一趟。”她声音十分亢奋，“有事情告诉你。”
片刻之后，我在昆仑饭店第9层楼的一间客房里，见到了燕珊。丝绸之路上的大漠风尘，给她白晳的脸上蒙上了一层健康的红晕，她显得比在维也纳时结实了许多。还没容我询及她到底有什么事情告诉我，她就迫不及待地说：“真想不到，这个‘鬼’给我拍来电报，他说他明天就飞来北京，和我在北京结婚。”
“你应当高兴啊！”我说，“你还记得我给你卜的卦吗？这回它灵验了吧？”
“真是不可思议，偏要到这儿来举行结婚仪式！”燕珊喃喃着。
“你们俩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在中国结婚不是更有象征意义吗？这将给你和老卡留下最难忘的记忆！”我说，“你们外国公民在中国结婚，听说也要去民政局登记！领取结婚证，结婚证上盖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这又是一次有别于丝绸之路的别样旅行。太棒了！”
燕珊笑了：“倒是挺新鲜的！”
“我祝贺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第二天，老卡准时飞抵北京。第三天他们马不停蹄地到民政部门去办理结婚登记。两天以后，他俩选择了长城饭店宴会大厅，举行了婚礼。这天，我发现老卡形态上有了神奇的变化，在维也纳的日子，他总是挺着外凸的啤酒肚走路的，现在他凸出的小腹凹进去了，穿一套合身的奥地利式的短领西装，神态俊逸潇洒，我开他的玩笑说：
“是不是开刀放油了？”
老卡笑眯眯地回答：“减食疗法，两个月见效！”
“为了漂亮？”
“为在这个婚礼上更体面！燕珊，我的话对吗？”新郎在问新娘。
身穿结婚礼服的燕珊白了老卡一眼，引得在场的中国朋友都笑了起来。婚礼之后，他们很快飞走了。临行前的晚上，燕珊打电话来邀我和我爱人去长城饭店吃饭。在餐桌上，我问老卡说：
“我们送你们的礼物中，有一件东西你还能记得吗？”
燕珊抢先回答说：“我记得，那是一对漆木鸳鸯！”
“在中国鸳鸯是有情物的标志，它寓意你们将白头偕老！”
“非常感谢。”老卡郑重地连连点头，“我们一定像鸳鸯那样，不再分离！”
查穆塞尔的长笛在我耳畔鸣响着，旋律虽然依旧苍凉，但在苍凉之中似少了燕珊的酸楚音符。我祝愿这一对在漫长的爱情跑道上，曾经一度停步的情侣，能比翼齐飞，飞向厚重的阿尔卑斯山，把未来被岁月催白了的头发，献给阿尔卑斯山的大山之巅——那儿最纯洁，最博大，最凝重；那儿有情人们抛下的缕缕白发编织成的雪白银冠！
1987年12月于北京
【海外观赌三题】
[在东方澳门]
第二次观赌，是在我国南大门——尚未收回主权的澳门。对比德国的温文尔雅的金钱厮杀来说，澳门赌场不仅显得“赤身裸体”，而且纷繁杂乱。虽然赌场门口，有持枪而立的警察，以示风范；但进出赌场的赌徒，不仅衣冠失整，而且包容三教九流。西装革履者有之，便衣便裤者有之，赤着脚穿拖鞋的亦有之，高悬在入门门头上空那只张着大嘴的虎，更显示出东方赌场的赤裸透明。那只虎嘴的潜台词是：这儿并不是什么好地方，饿虎是要吃人的。仔细品味一下那潜台词和川流不息的赌客，倒也发现东方赌场比西方赌场那种“蒙着面纱”进行生命赌博，来得更为透明直接。
赌场内没有德国赌场那种娴雅幽静，无论是老虎机还是轮盘赌以及扑克战的阵地上，都是烟雾缭绕。它使笔者感到世界上的烟民，似乎都云集到这儿来了。可能因为中国是最古老的嗜赌国家之故，东方赌场比西方赌场多了一排排的“牌九”桌和“押宝”的宝局。“大天”“幺九”“天杠”“地杠”的吆呼声，再加上老虎机屁股上流下来的硬币叮当声，使笔者情不自禁地想起古罗马的角斗场。
据古书记载，发明骰子这玩意儿的始祖在中国。远古年代，老祖宗们用锐器把石头磨方，用炭灰以及草汁、果浆将骰子上的一个个洞眼涂染成各种颜色，用其洞眼的多少和颜色深浅进行巫术问卜。当时，老祖宗们没有赌博意识。到了春秋战国，群雄并起，土地财产割据日益激烈，占有心理随之无限膨胀，便有巫士，以动物之血将骰子点染成红色，后来又以兽骨代石，赌术才渐渐形成。昔日叩问天地卜寻福祸的小小石头块，才开始参与人与人的财产争夺。《汉书·公卿表》中提及，“以（因）博掩失侯者十余人”。“侯”者，古代之官爵也，就是说赌博使十几个官爵倾家荡产，或帝王贬官，失“侯”为民。这足以说明当时赌博已然成风。
在澳门赌场虽然找不到列祖列宗赌徒们供奉的狐仙（曾在中国北方视为赌神）以及乌曹（监赌神）和迷龙（传说他手下有无数赌徒，被古代赌局视之为神）的牌位和肖像，但是从那些赌徒的神态去捕捉，与德国赌场的赌客大相径庭。欷歔、感叹与惊喜、欢笑之声交织，显现出的是一片祸福无常外露的混沌。
这里以黄皮肤黑眼睛的国人和海外华裔居多，但也有来港澳观光顺便一赌的游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些金发碧眼的洋人，多自动聚集于一个赌桌，以示楚河汉界之别。
尤其令笔者难忘的是，赌场之中还混杂进来一些浓妆艳抹的下等娼妓和讨喜钱的乞丐。他们站在走运的赢家身后，使出浑身解数，以讨赌局里赢家之欢心。警察巡视过来，他们佯装赌局观客；待警察走开，他们便又故伎重施。
我曾目睹一个来自东南亚的赌客，被纠缠得不行，不得不抓一把港钞，塞给他们。那行装并不褴褛的男乞，并没立刻离开那位赢家，而是缓缓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廉价的胸饰，回赠给那位施主。笔者凝神细看了看，那是一个玻璃制成的财神赵公元帅。这既是对施主的回赠，亦是对赢家的祝福，更是钓鱼的一只长钩——不久，他又折身到这个赌桌之旁，不外是想从赢家再乞讨一点喜钱。但那位华裔走了背运，赵公元帅并没给他带来什么好运，那讨喜钱的乞丐，便悄然无声地溜之大吉！
一言以蔽之，澳门赌场不仅从赌具上沿袭着中国赌局的遗风（多了牌九、押宝），赌徒们也无法装扮出欧洲式的高雅。其中不管绅士衣着的先生和装扮风雅的女士，都入境随俗，外国游客中来此一玩的赌客，也一同淹没在尼古丁织成的烟海之中了。
199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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