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地牢,参观古堡每一间厅室,虽然布置得富丽堂皇,具有欧洲式的典雅和谐,但仍使我在感情上抹不掉地牢的影子,因而张洁悄声对我说:“幸亏今天住在附近的旅馆,不然叫我们在这儿下榻,那可是要了命了!”
“我也感到很压抑。”我说,“可是在压抑当中,也不无启示。”
“什么启示?”张洁非常认真。
“人家愿意展示野蛮和丑陋。我们则不习惯于亮出家丑。”
“说得太对了!”张洁说,“这是理性的发言。”
“试想,这座古堡的主人若是位中国人,很可能怕产生压抑或精神不快,而把它粉饰成漂漂亮亮的游乐场,那还能给人提供点什么思考呢?”我说。
如果没有音乐旋律突然而起,我和她探讨的问题可能还会深入下去。这时别开生面的古堡音乐会开始了。在死牢的上面是活生生的世界。除了中国作家,还有身穿绿色长裙的女主人,以及她邀来演出的乐队。
奥地利不愧为音乐之乡,来古堡演出的成员除了第一提琴手是维也纳爱乐乐团退休下来的乐团主席威廉·徐普纳先生之外,其余皆是业余音乐家,其中有教授、医生、飞行小姐……他们从奥地利各地来古堡消夏,一支乐队便组合起来了。他们演奏了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奥和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以及约翰·施特劳斯等著名音乐家的作品。优美的旋律牵引着我的思绪,穿透古堡石墙,飞向婀娜多姿的多瑙河,飞向古老典雅的维也纳,飞向森林,飞向草地,飞向田野……
奥地利是美丽的,而音乐又使奥地利风韵倍增。记得,在国内中央电视台每每播送“世界名曲”中的奥地利作曲家作品时,背景常常出现恬静而充满诗情的萨尔茨堡。那无人走路的林间小径,那穿着红衣衫在绿野上奔跑的孩童,那清澈见底的溪流,那引人发怀古之幽思的尖顶教堂……这些跳跃在音乐旋律中的宁静画面,常使我如醉如痴,继而像是被洗涤尽了人世尘俗的赤子一般,在一片静谧之中返璞归真,心灵得到净化。
在古堡音乐会旋律仍在耳畔萦绕的第二天,我们真的来到了萨尔茨堡。这儿是当今奥地利音乐的神圣中枢,也是世界音乐圣地。每年盛夏时节,总有70~80个国家的乐队和“音乐痴呆症”患者,光临萨尔茨堡,演出或接受音乐的洗礼。这个风习,并不始于现在,早在1920年“萨尔茨堡音乐节”时就享誉欧洲了。落成不久的音乐大厅内,有2170个座位。世界著名的声乐指挥赫伯特·卡拉扬在新落成的音乐大厅主持了开幕式,当天上演了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玫瑰骑士》。
由于音乐的巨大吸引力,许多旅店在7—8月份挂出客满的牌子,整个萨尔茨堡似也承受不了人流的压力,在城堡上也有人幽默地挂出牌子:本城由于拥挤不堪,不得不关闭。由此可见,萨尔茨堡的游人之多了。光在大街的停车场上,只要看一眼汽车车牌上的多种颜色,就可以分辨出它们的主人,分别来自联邦德国、比利时、卢森堡、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加上来自美洲、亚洲和非洲的旅游者,萨尔茨堡被冠以“醉人的旅游胜地”是绝不过分的。
萨尔茨堡还是大作曲家莫扎特的故乡。这位神童作曲家,5岁时就能谱写钢琴协奏曲,后来以其美妙的音符组合,使世界为之倾倒。中国作家曾路过他的故居,杏黄色的四层小楼,在萨尔茨堡奇伟美丽的建筑物中看起来平淡无奇,但是从这些窗口飞出的旋律,却给萨尔茨堡笼罩上了一层绚丽的色彩。人们为了怀念他的天才和对奥地利的奉献,早在1841年就扩建了莫扎特广场,满头卷发的莫扎特的青铜雕像,耸立于大理石台基之上。他脚下草坪吐翠,鲜花盛开,莫扎特手持一支作曲的尖笔,凝视着苍老的天宇。萨尔茨堡的市民,以极其炽烈而诚挚的言语向这个城市的骄子保证:即便是城市将毁灭,人们也会在作曲家的交响乐中去迎接死亡。看!音乐就有这样神奇的力量。这是萨尔茨堡人的荣耀!
我们曾漫步到萨尔茨堡的夏宫,草坪上有一支来自挪威的业余乐队,在演奏着另一位驰名世界的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的《多瑙河圆舞曲》。游人坐在长椅上静听着,天地之间,只有音乐旋律,没有一丝嘈杂的音响。间或一对新婚的青年从草坪间穿过,女郎拖着裙摆拖地的洁白婚礼服;男青年面孔虔诚地挽住女郎之手,像是配合音乐表达美的意境。当然,有的青年经不起约翰·施特劳斯魅力的诱惑,便在绿树和草坪之间跳起了“华尔兹”;随着披散开的金发的团团飞转,恬静的画面被撕裂开,代之以动的世界,于是萨尔茨堡在音乐中旋转起来。
其实,夏宫在静雅的神态中,到处都潜藏着生命的活力。我们围着一张石桌,听讲解员讲解夏宫历史时,石椅之下突然向上喷起水柱,使坐在最前边——来自美国的一个旅游团成员,一下子成了落汤鸡,他们惊叫着逃离石椅;但站立未稳时,另一个角落又喷出水来,于是又是一阵掌声,使夏宫成了充满情趣的旅游场所。好在是夏天,泉水喷射在人们身上,起到了驱赶炎热、爽人心肺的功能,因而对旅游者来说,对夏宫反而倍感兴趣。在参观中洗“淋浴”最多的是那些美国青年,因为讲解员似乎有意和他们开玩笑,每走一个地方,神秘之水就从四面八方喷射而出,使他们防不胜防。最后,一位美国青年对这位讲解员进行了友善的报复,不知他从哪儿弄来一把水枪,在和讲解员招手再见的刹那,扣动了扳机,一路上拿美国青年取笑的讲解员,也变成了落汤鸡……
“非常感谢——”讲解员满面微笑地向美国青年招手,“欢迎你们再来夏宫!”
中国作家们都被这个场面逗笑了。彼此看看,只有苗得雨的西装上淋了些水,他只顾一路拍摄夏宫景色,挨淋的自然有他一个。其他人的衣服上,也都有星星点点的水滴,唯独陈丹晨身上一滴水不见,他自卫的本领倒是挺高的。
燕珊女士告诉我们,这些喷水设施并非萨尔茨堡为招徕旅游者而营造的,它有着久远的历史。当奥地利的历史发展到宗教和政治密不可分时,夏宫的主教马库斯为了显示宗教的权力,便弄了这些使人啼笑皆非的玩意儿。常常是他坐在石桌的正面椅子上,被召见的牧师们分坐在石桌两旁,马库斯一旦感到烦闷不堪了,便开动“机关”,使水柱从四面八方喷射而来,牧师们狼狈争逃,他则安然无恙。
我倒很欣赏这位早已作古的马库斯,至少他没有板起道貌岸然的主教面孔,而表现了他不是神而是人;深一步想,主教的此种行为,可以看成是对上帝的亵渎,对宗教外衣的戏谑!
好一个丰腴多姿的萨尔茨堡!它使我永生难忘!
别了!阿尔卑斯山这位白发老人!别了,森林怀抱中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小河!别了,“滑雪者之家”给予我的绿色之梦!
由于我要在7月下旬到西柏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不得不提前返回维也纳。和几位文友告别时,张洁显得异常激动,我毫不夸张地说,她眼里涌起了水雾。我则装出十分木然的神情,以防牵动文友们告别时的感伤,因而被张洁质问道:
“你好像一块木头,怎么……”
我以玩笑掩饰自己的不安心情:“世界上的女人,都比男人泪腺发达。这是写进书本里的科学!”
强烈的冷却剂,使张洁眼睛中的“氢二氧一”开始落潮。她咒我说:“你这个家伙……就凭这副心肠,还想写出好的小说?!”
车轮子转动,我向文友们招手“再见”时,才知道酸楚的滋味。我想,喧嚣的浮躁的世界需要冷色的调理,就像在暖壶的瓶胆外面套上一圈铁皮。张洁!你知道吗?在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当中国代表团要返回祖国,迈向入检口的刹那间,我已经轻弹过一次男儿的泪水了!这次和文友们别离,我在心理上高筑堤坝,以防心理塌堤!
好在送我回维也纳的是燕珊女士,她有着百灵鸟般的歌喉,她从卡明斯基先生转动方向盘就开始唱,一直唱到200多公里外的维也纳。她会唱的歌非常多,从中国的《南泥湾》到西方的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贝多芬的《献给艾丽斯》……包括我听都没有听到过的中国民歌,她都唱得十分娴熟。她的歌声驱散了我和文友们惜别时的郁郁之情。
燕珊告诉我,她50年代作为留学生就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的文化对她的熏陶很大,故而对中国怀有十分深厚的感情。她说她是经常闹病的,但只要中国友人来访,病态马上消失,真比灵丹妙药还起作用。凭着一个中国作家的直觉,她的话并不夸张,中国作家们在“滑雪者之家”这段日子,她跑前跑后,亢奋异常,有时甚至流露出和她年龄不相称的孩子气。因而苏叔阳说过这样的话:假如把燕珊头上的金发染成乌黑,再到整形医院把她的鼻子略略削平一点,然后把她眼睛中那泓蓝色的海水倾倒出来,灌进去一丁点儿黑墨汁,那她就成了一个地道的中国妇女了。
燕珊女士的中国话讲得十分地道,还会用中文写诗。有一天,在公路边上,我指着一丛小花考问她:“你知道这花儿的中国名字吗?”她脱口而出:“勿忘我!”此时此刻,在驰往维也纳的高速公路上,我又考问她说:“你知道‘九龙壁’在哪儿吗?”她立刻回答说:“在北海公园里,也叫回音壁。”
“真不简单,你是个中国通!”我赞叹说。
“因为我喜欢中国。”她一说起中国来一向是不知疲倦的,“今年11月份我要去中国新疆,沿古代的丝绸之路去旅行哩,其实,我已经去过一次新疆大戈壁了,还想去。”
我折服了——因为我这个中国人还没有去过大西北边陲哩!我向她表示,将在北京接待她,并问起她喜欢吃什么东西。她不假思索地回答:“饺子。”
我又问开车的卡明斯基先生爱吃什么。她抢着回答说:“他呀!最爱吃中国的烧卖和包子!”
我不禁笑起来:“这点要求,保证可以满足。”
燕珊女士对中国朋友,心里像揣着一团火。我在维也纳逗留的几天时间,她安排我住在她家里。晚上,她把客房的橱门一拉,原来是一张组合式的木床。她把被褥铺好后,告诉我说:“这张床的历史你知道吗?”
“这床还有什么典故?”我觉得诧异。
她笑了,笑得十分开心:“告诉你吧!这张床上住过中国的王炳南、章文晋、艾青、张洁、崔世光(青年钢琴家)……你可能排在前10名。我正计划着在床棂上刻上一位位中国朋友的名字,一直到刻满为止。”
“这是一项架设中奥友谊大桥的不凡工程!”我赞佩地说。
“晚安!祝你睡个好觉。”她掩上房门走了。
这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据张洁告诉我,燕珊的命运相当坎坷,她年轻时死了丈夫,带着儿子马蒂亚斯生活。后来她和卡明斯基先生同居了相当长的时间,但一直没有结婚,何故?不详。但是一个作家的直觉告诉我,暗礁好像在卡明斯基方面,因而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那段日子,在中国作家们的窃窃交谈中,都十分同情燕珊,祝福她能和卡明斯基先生成为眷属。
燕珊的性格是热情而豪爽的,而流露出的心态又是忧郁的。在来维也纳的路上,她一路唱歌似在压抑着自己的忧郁。在燕珊家客居的几天中,白天她陪着我去多瑙河畔登上165米高的多瑙塔时神态像个孩子,又唱、又叫、又笑,可是一到晚上,她是靠书籍和音乐来生活的。我和她坐在沙发上听音乐,她选放的唱片几乎都是冷色的,其中包括查穆塞尔充满悲凉意味的长笛演奏。只有当她的儿子马蒂亚斯走进客厅在电唱机里塞进去另一张唱片时,音乐的旋律才骤然起了变化——儿子正年轻,他喜欢热烈而欢快的节奏。
是燕珊这种心境对我无形的影响,抑或是我也是个喜欢冷色的人,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在维也纳的日子,这座城市给我留下了美丽、古老、肃静的印象。
当年约翰·施特劳斯留下的名曲《维也纳森林》,原址就在维也纳城郊,那参天的大树搭起的绿色天篷,那林中小径上留下的马车车辙,那森林中积下的厚厚落叶以及肃静沉寂,都使人感到大自然的无限深远,宁静得能听到叶片的轻轻落地声。
燕珊还带我去维也纳近郊的小镇,那儿的夜晚是迷人的。柔和的橘黄色灯光,从古老样式的街灯中洒出来,一家挨一家的音乐餐厅,飞出来海顿、贝多芬、莫扎特、施特劳斯的乐曲声。因而只要在这小街上踽踽而行,音乐就能使你沉醉,继而流连忘返。随便你走进哪一家餐馆,都会看见乐队为进餐馆的人伴奏。燕珊俯身对我说:“找到了吧?这就是维也纳!”
“我很喜欢这种色彩!”
“奥地利人喜欢怀古!”她又说。
“这是不是你喜欢中国的缘由?”
“我说不清楚。反正和中国人有近似的思维逻辑。”
“寻找昔日逝去的岁月年轮?”
“是的。你看——”燕珊推了我一下,用手指着一间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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