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老兴致勃勃地拿出一个放大镜和他的作品影印件，摆在我面前的茶几上。
我十分惊讶，难以想象一个曾经学矿业的并扛过枪的人，何以能叩开艺术的大门。他的微雕技艺非凡，在一粒大米上，我看到刻有70个字的《天台送别》诗章；只有6厘米大小的象牙片上，出现了肖像逼真、形态各异，正在嬉戏的100个古装顽童的《百子图》。在和《百子图》同样大小的象牙片上，雕刻着一幅《清明上河图》（局部），我细心地数了数，小小的方寸之地，上边有三十几棵绿树，几十间房舍，几十个人物。人物中有骑马的官吏，行船的艄公，挑担的小贩，耕作的农夫，骑牛的牧童……看罢，我对戴老先生技艺之精，不能不由衷地表示敬佩。
戴老告诉我，微雕这门东方艺术在巴黎展出时，使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欧洲人，初则瞠目结舌，继而如痴如醉；在一度时日内，这些象牙片上的雕塑，成了巴黎文化艺术界的热门话题。戴老的夫人何慕真女士补充说，这些艺术作品，已逐渐被欧洲世界理解并热爱，象牙片上微雕的全部“马可福音全书”，已被罗马梵蒂冈大教堂购走，现在珍藏在梵蒂冈教堂之中。
戴老忙对我解释说：“其中，也有我太太的功绩！”
我猜测说：“包揽一切家政，使您能有充裕的时间，进行艺术创作。”
“不。”戴老修正我的断想说，“她写一手好楷书，还经常为我的牙雕写些注释性的文字呢！”
噢！原来何慕真女士不仅是家庭的贤内助，还是戴老艺术生涯中的好帮手——她祖籍广东，原来在河内一所中学教书；自从她和他结合之后，就在事业上和生活中“同舟共济”，并“同舟共进”了。
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好奇，询问道：“您过去学过美术？”
“仅仅是爱好！”
“那怎么能达到这种境地呢？”
戴老指指他名片下边的“艺号”说：“看见了吗？我雅号丹卢！这就如同在老君炉里火炼金丹一样，功成于勤苦。我就是靠自我磨炼，而走上这一行当的。不是自吹自擂，中国人绝对聪明，又不怕吃苦，刚才我不是把他比作柳树棵子吗？放在我的艺术之路上也挺合适！”
柳！戴老第二次提及了柳树。
谈“柳”之际，戴老的女儿已把餐桌支好，先端上来热气腾腾的中国饺子，又启开中国名酒茅台的瓶盖，一股浓重的故园乡情，从我心扉中升腾而起。再看看戴老墙壁上的中国字画，以及中国式的家具陈设，我置身的地方仿佛不是繁华的巴黎，而是中国的一个书画之家。
也许是刚才谈到柳树之故吧，我和戴老频频碰杯之间，话题转向了大兴安岭火灾。
“真使在异国他乡的华人痛心！”他把酒瓶往桌上重重地一蹾，“看电视才知道火灾面积之大，等于焚烧了大半个法国。”
我告诉戴老，我在联邦德国期间，德国的一些华人在汉堡倡议为“重建大兴安岭”而发起了募捐。
戴老说道：“巴黎有良知的华人，已经这么做了。前几天国内吴作人老先生来巴黎，举行字画义卖，就是为了重建那片绿色金库啊！我戴顽君‘根’在中国，直到现在也没有入异国国籍，当然责无旁贷，也参加了那次义卖，把义卖金石书画的一万多法郎，都献给大兴安岭了！”
戴老先生这番话说得十分动情，他举着酒杯的那只手微微颤抖着，致使斟得过满的酒，从酒杯里溢出来，滴溅到餐桌上。我手中只有半杯酒，我的手也没有因颤抖而将杯中酒泼洒到桌面上，但是我的心却被戴老那只手燎着了，便把酒杯斟满，并仰头一饮而尽。说老实话，在异国他乡我一直在寻觅炎黄之魂，许多欧洲的华裔兄妹，虽已给了我夙愿上的满足，可是得到超饱和的满足，却是在巴黎戴顽君老先生的餐桌上。
“你到北京几年了？”戴老问我。
“40年。中间要扣除被撵出北京的20年。”我答。
“你知道北京的‘根’在哪儿吗？”他问得十分突然。
我愣住了。我不知道北京还有“根”。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从衡水到了北京。”戴老侃侃而谈，“和同学们到过一个叫‘东捕鸭桥’的地方，那儿立着一块石柱，上边刻有‘北京’二字，后来的北京，就是从这儿慢慢发展起来成为现在的北京城的。”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典故，因而感到新鲜有趣。我估摸着，东捕鸭桥该是在什刹海一带，因为附近有个“鸭儿胡同”，全凭估计，仅此而已。
“我托你一件事！”戴老认真地睁大眼睛，直直地盯视着我，“你到北京找一下，看看还有这根石柱没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根’，北京人也有北京人的根，不能忘记。你要是找到，给我来封信，我心里总惦记着那根石头柱子！”
我沉默了。我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他让我办的竟然是这么一件事。表面看来，戴老对我的委托，未免带有一些孩气；仔细琢磨，却觉得在孩子气的背后，潜藏着一种对故土的一草一木近乎执拗的童真。这种赤子的情愫，虽然没有义卖字画，为大兴安岭捐献一万多法郎的票面价值，但却是更深层次感情的流露。我将此事铭记于心，答应归京后一定照办无误。
“还有……还有……你知道衡水出产一种叫‘衡水老白干’的酒吗？”戴老神往地说。
“我喝过。”
“怎么样？”
我着实没喝过这种酒，但这个牌子我是知道的。为了使戴老思乡之情得到最大满足，我支应着说：“这酒不错！”
“我走了巴黎多家中国商店，唯独没有我家乡的‘衡水老白干’！”他颇有感慨地自叹着。
我立刻回答说：“回北京后，我给您找一瓶预备着，您回中国时给您。宣扬君夫妇回国时，我可以托他俩带来！”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戴老朗声大笑，“我无意拜托您去干这件事，我只是见景生情地想起了家乡衡水！”
“我自愿尽义务去办这件事！”我干脆地告诉戴老，“如果北京找不到，我给衡水酒厂写信。”
“别介！别介！”戴老一着急，又吐出来浓重的北国乡音。他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连连晃着双手，表示此事万不可行。
我也站了起来，因为手表告诉我，该是辞行的时候了。走出戴老家门，巴黎已是万家灯火的晚上，茅台酒的热力在我心中发酵，我感到浑身燥热，便解开领口，让巴黎的夜风，凉却我的胸膛。头胸略略清醒之际，我不禁想起了戴老的柳树之说。是的，他的比喻非常形象，在我欧洲3个月的行程中，到处都能看见顽强生存的“人柳”。它以弓而不折的坚韧，以旱而不枯、涝而不萎的天赋禀性，在欧洲赢得生存，并发芽于地球的经纬。而孕育了这种原动力的腹地，正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延续下来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1987年冬于北京
【奥地利一曲】
[维也纳长笛]
当我在稿纸前回顾在维也纳的光阴时，我的耳畔鸣响着苍凉凄婉的长笛之声……
笛子在我国演奏家手中，常常是欢乐的、跳跃的，如同早春解冻的溪水，撒着欢儿蹦跳而下，给人的心灵留下春的斑斓波光。可是这位名叫查穆塞尔的长笛演奏家，却像是在描绘大自然中秋天的落叶、初冬的微雪，不，他在用悲凉的旋律塑造着一尊冬天的雪雕。
赠送我这盘磁带的奥中友协副主席燕珊女士，不知这位查穆塞尔故里在哪个欧洲国家，但她认为笛声中有描写阿尔卑斯山的音符，有奥地利无垠的草地，有维也纳古老的建筑，有维尔茨堡绿色的雪……她送给我这盘磁带的目的，就是要我记住欧洲翡翠——奥地利。
我能够忘却吗？那终年头戴银盔的阿尔卑斯山！我从联邦德国波恩抵达维也纳的第二天，就和从国内访奥的文友徐怀中、张洁、苏叔阳、陈丹晨、苗得雨，投到你的怀抱里来了。
记得，那是一个清寂的晚上，阿尔卑斯山上冷月如钩，天地之间只有那把为阿尔卑斯山梳理白发的弯梳，倒悬在无限深远的天际。
“真冷！”张洁哆嗦着。在盛夏的7月，奥地利遍地浓绿的时节，她穿着一件羽绒大衣漫步在旅舍旁边的小径上，还挡不住阿尔卑斯山的幽寒。
“我喜欢冷，讨厌酷夏！”我毛衣外边，只披了一件“长城”牌风衣，“但是我最讨厌的是‘倒春寒’，北京刮起眯人眼睛的风沙。”
“你是不是在影射什么？”张洁问。
“随便你怎么理解都可以，反正冬春交替之际，倒春寒在自然界里是经常发生的。”我说，“它是否符合人类社会由寒转暖的回流规律，我无可奉告！”
张洁笑了起来：“你真够‘油’的！”
“但我向往的是文学和真诚！就像《爱是不能忘记的》那种真诚！”
“就像阿尔卑斯山的白雪！”
“你说文学圈子里，谁最具备这种素质？”
“巴金！”她脱口而出。
第二天早晨，我隔着窗玻璃仰望阿尔卑斯山，真的想起了文坛魁斗巴老。阿尔卑斯山比起昆仑和“珠峰”，并不显得那样巍峨，这正是巴老的身量；覆盖在山上的银冠，不是挺像巴老的白发吗？
我们下榻的旅馆被称为施蒂里亚州的滑雪者之家，绿色的森林带中，有一条长长的滑雪跳台。据说，每到欧洲大雪纷飞时节，我们下榻的床位便被滑雪者包下。那些闪耀健美青春的男男女女，将从眼前海拔1600多米高的山脊滑道上腾空而下。夏季这儿也不寂寞，周围皆是林网，一些寻找绿色的旅游者，或者是奥地利休暑假的学生，常到这儿小住，或野营，或攀山，或到附近乡野寻趣。
富于幻想的人，在这儿到处可以拾梦。黎明时分呼唤你的不是钟声，而是百鸟和鸣；静夜时，教堂悠远而凝固了的钟声传来，你可以想象自己已升入了天国，俯视人世间的纷繁角斗，在梦里尽情勾画着你走过的风尘驿路。晴天时，你遥望阿尔卑斯山巅，会看见白云和白雪的亲吻；于是你感到天地之间的浑浊顿时消散，宇宙像块晶莹透明的大钻石。你往绿色中走吧，长尾巴松鼠会突然跃身树冠，使你感到可笑之后又有些心冷，因为你使它感到可怕；小小的低级动物不愿与你这位万物之灵的人为伍！如果你仍贪恋森林之绿，固执地向林莽深处探寻，敞开胸怀的森林会呈现给你各种原色：墨绿的冠，赭黄的干，榆紫的皮，淡紫的叶，以及在绿色覆盖下，一朵朵呼唤着阳光照射的红色小花……人体外在的任何装饰美，在大自然的底蕴面前都变得黯然失色；于是你又会悲悯感叹大自然的深厚和奇伟，人的简陋、苍白和单薄。
记得，在阿尔卑斯山脚下，我看到过一条小河，河畔野花的色彩固然使我惊异，但更使我心魄为之震撼的，却是那充满了无限生命力的河水。河面不宽，河水不深，但不知它哪儿来的力量，却像奔跑着的袋鼠一样，水花不断地翻腾跳跃，雪白的浪花飞溅得老高。它的源头来自哪儿？它的原动力又在哪儿？我沿着弯曲的小河河堤，寻找过它的母体。真蠢！它的母亲就是阿尔卑斯山啊！从她乳头上流淌出来的乳汁都是湍急的、浪漫的、引人入梦的童话境界。
如果你感到梦幻过于虚飘，想回到人的现实中来，那也非常方便，只要你从绿色走向蓝色，那就能从梦的怀抱中挣脱出来。阿尔卑斯山的天空常常净如水洗，蓝色能引导你走出森林，沿S形的山路向下漫步，就能看见一幢幢红色的屋顶和尖尖的教堂的塔针，那儿名叫穆劳。
它是个村？还是个镇？抑或是座小城市？随便你去判断。说它是个村镇，它麻雀虽小五脏倶全，并不太长的街道上，各种商店都有。说它是个城？它毕竟小得不能再小，一条浪花闪闪的小河，把它一分为二，站在高处鸟瞰，能把它的全部尽收眼底。尽管它在奥地利的版图上，可能找不到符号和标志，但这儿是奥地利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黑山公爵的故乡，是奥地利炼铁业的发源地。据说，公爵的家史开篇颇有色彩，它联系着一位续过6个男人的女人。不知这位魔女有什么高等巫术，前5个男人因病而死，唯第6个男人走进她的家园后，她死在了他的前面。这个“第6位”男性，就成了黑山公爵家族的祖先。他娶妻生子，繁衍后代。在奥匈帝国之后，他的家族显赫一时，虽历经岁月沧桑，至今仍家喻户晓。其家族仍是当今上层巨富。
有一天，奥中友协的燕珊女士，带中国作家去百公里以外的弗埃特里茨古堡去欣赏古堡音乐会。使我始料不及的是，这座远离穆劳的古堡，也曾是黑山公爵的领地；直到前不久，黑山家族才将它卖给了由美国和联邦德国联姻的财团。这座古堡外观上像是一座小城，城角上有高出楼房的圆筒形堡垒，褐色巨石盘叠成古堡外墙，门口铁栅栏上的漆皮虽已斑驳脱落，但仍能看出当年的威严。我们沿螺旋形石阶步入古堡的地下室，那儿是中世纪战争中处置战俘的地牢。墙上挂有手铐脚镣之类的刑具，地牢中心还有一口枯井，井口设有类似煤矿下井升降用的罐笼。当年这儿是地牢中的水牢，足以见得欧洲中世纪互相掠夺之战的原始和残酷。当年，公爵们在古堡内宽敞的大厅中，温文尔雅地踩着小步舞曲跳舞，而他们脚下的地牢和水牢中，战俘们则在折磨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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